晉文公重耳幫助周襄王把周的弟弟王子帶殺死，勤王有功，周襄王就把八個城邑給了重耳，但是重耳去接收其中的陽樊和原城時，卻遭到了抵抗，這就體現了分封製的問題。
所謂分封，有大分封，還有小分封。周天子把土地封給諸侯，這是大分封；諸侯國君會直接擁有若幹城邑，而把另外許多城邑分給自己的兒子或功臣，這就成了卿大夫，其中卿得到的封邑較多，大夫也有封邑，所謂某邑大夫。現在我們的上千個縣，當時是上千個城邑，被卿大夫階層的人世襲擁有，比如溫大夫、原大夫、韓大夫、阿大夫、高唐大夫等等，分別世代擁有溫邑、原邑等等。
現在說說原邑。周天子下麵有一個大夫“原伯貫”，是“原大夫”，也就是說，他的家族世代管理和擁有著原邑。這並不奇怪，就像晉文公下麵的大夫擁有自己的封邑，周天子下麵的大夫也會如此。這時候重耳要來接收他的原邑了，於是矛盾就產生了。如果換了郡縣製，新的縣長來接管，又是天子命令的，舊的縣長也就乖乖地走了。但原大夫“原伯貫”的家族世代擁有著原邑，他的權力可不是縣長所能比的，自然就不會跟重耳那麼痛快地交接了。所以重耳要和他發生戰鬥，最後重耳武力拿下了原邑，也就可以理解了。
隨後重耳把這個原邑給了趙衰，讓趙衰做了新的原大夫。原伯貫則被遷到山西一個小地方去蹲著。
陽樊的情況也是如此，這個城邑為一個姓樊的大夫所擁有，也是周天子封給他的，他是周天子的臣子。他自然也不想把自家城邑拱手交給重耳，於是打算帶著原人遷走，被重耳軍兵圍住，城裏的倉葛站在城頭上發表了一通意見，使重耳折服，方才放出了陽樊人。
“陽樊大夫”和“原大夫”，居然可以不聽周天子的指令，跟新來的主子重耳對抗，可見卿大夫憑借其封邑以及民人，勢力是很可怕的。
由此看來，那時的國君就更像一種“幫主”。而在諸侯國內，其實是一種國君和卿大夫家族的“貴族多家族聯合體執政”，因此國君權力不是絕對的，還不敢像後代皇帝那麼凶巴巴的，這是分封製的社會結構所決定的。這也是卿大夫們有著人格尊嚴和諸侯國君們經常被殺的原因。西方歐洲封建時代的國君和貴族之間的關係，也類似。
一旦天子成了皇帝，派官僚去治理一個個他所直控的縣的時候，就不再是分封製，皇帝也從此變得凶巴巴了，乃至“伴君如伴虎”了。而這時候的官僚們，性質上也不同於春秋時代的卿大夫了，也沒了春秋卿大夫的尊嚴和氣度，而不過依附於皇帝的代理人——從民眾中選出的代理人罷了。誰乖就選誰。
是誰扭動了分封製向皇權專製（郡縣製）的轉變，那就是後來戰國時代的布衣平民，戰國平民力量崛起，不喜歡貴人家族世襲為官，於是發明了法家思想，打擊貴族，取締分封，改為郡縣，以便他們更多地有官職可做。而君主也覺得這樣便於加強君權——控製平民出來的流官，總比原大夫這種世襲封邑擁有者的卿大夫容易些。於是曆史滾滾向前，貴人世襲社會於戰國時代就已經轉變成了平民官僚時代。戰國的政體，其實已經和後代一樣了。所以戰國人的布衣氣，與春秋人的貴族氣，甚為不同。戰國重智與利，春秋重德與禮。
中國曆史的分界點，其實在春秋與戰國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