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徒設教，創辦私學，在中國創立起第一座杏壇，當是孔子一生最為重大、最為主要的事情，也是中國文明史上一個劃時代的偉大創舉，當然也是孔子仁學思想的最大的體現。
中國商朝及西周時期，教育為貴族壟斷與霸占，圖書典籍收藏在宮廷之中，學校亦設在宮廷和官府之中，以吏為師，學宦不分，隻有貴族與他們的子弟才能夠享受教育與文化的權利，被統治著的平民和他們的子弟，沒有任何享受教育與文化的權利與機會，長期形成“學在官府”的局麵。
到了春秋時期，尤其是春秋末年，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麵，官學日趨沒落，“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典籍擴散，文體下移，為民間產生私學創造了條件。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統治者的分化與變遷，部分沒落貴族，特別是貴族中最低一層的士，開始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識收徒設教，稱為村塾。也就是在自己門旁的小房子裏，一早一晚教授幾個鄉裏有些地位的子弟，其規模與學生的成分，都還沒有對“學在官府”的體製產生重大的根本的影響。
到了孔子的時代，私家辦學已經成為一種風氣，以孔子、墨子兩大派所辦的私學規模為最大，成效也最為顯著。這種私學，雖然不能確定為孔子所獨創，但是，就辦學的規模、具有著明確的教育目的與係統的教學內容以及對於後世的影響等方麵來講，孔子無疑是中國私學第一人。
是孔子在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提出“有教無類”（見《論語衛靈公》）的辦學方針--不分貴賤貧富，不管年齡大小，也沒有地域之分（包括不分國籍），想來學習的學生，都可以進校學習。
我們應當永遠記得孔子的這句話“自行束脩以上者，吾未嚐無誨焉”（《論語述而》）。對於“束脩”二字，曆來有著兩種解釋，一為男童十五歲以上，一為一束幹肉。
即便是“隻要主動給我一束幹肉以上作為見麵禮，我就不會不教他”，那麼這個“束脩”，恐怕也是中國數千年間學生拜師之禮中最微薄的吧？是從小貧寒、“多能鄙事”的孔子，第一次向所有的人打開了受教育之門，並把這個可以決定人一生影響人一生的教育大門的門檻，放得空前之低。孔子並不是在做虛假的廣告，他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
十五歲以上的男童，自不必說，那是不分貴賤貧富的。我認為，孔子所說的“自行束脩以上者”的“束脩”，應當是指“年齡達到十五歲以上的男童”。一是孔子從小貧寒，他不會也不可能將不能提供“一束幹肉”的求學者拒之門外；二是“束脩”是古代十五歲男子進入大學時所拿的薄禮，後來就成了專以表達十五歲年齡的專有名詞，猶如“弱冠”是指男子二十歲，“及笄”是指女子十六歲，以及孔子之後人們將“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順”、“隨心所欲不逾矩”等分別表達人的三十歲、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七十歲等一樣；三是孔子本人也說過自己“十有五而誌於學”的話，也是在十五歲的年齡上進入學習階段。
在他所收的學生中，有“難與言”的童子，也有隻比他小六歲的顏季路（顏回的父親）；有魯國人，也有來自齊、燕、宋、蔡、衛、鄭、卞、陳、秦、吳、楚等國的人。他的學生中，當然有貴族大夫的子弟，但是更多的，則是出身貧賤人家的子弟。他們有“一小竹筒飯，一瓜瓢水，住在陋巷裏，受著別人受不了的窮苦”的顏回；有其父為賤人，家無立錐之地的仲弓；有常常吃著粗劣的野菜、被稱為“卞之野人”的子路；有住著茅草小屋，蓬蒿編門、破甕當窗、屋頂漏雨、地下潮濕卻端坐而弦歌的魯國人原憲；有大雪天連件禦寒的衣服也沒有，以蘆葦花絮當棉花的閔子騫；有滿手老繭、絮衣破爛、麵色浮腫的衛國窮人曾參……貴族、商人、平民、野人、賤人、鄙家、大盜、大駔等，真是“有教無類”。
他不會忘記為著自己操勞了一生的母親和母親的期待，他更清楚列國之中該有多少個父母也在這樣期待著自己的兒子。他不會忘記季孫氏家臣陽虎的侮慢與蔑視，他更清楚列國之中，正遍布著像當年自己一樣有誌卻不得申的青年。
孔子從魯國向列國撩望，在戰亂的紛爭中不僅有大批的貴族在沒落，大批的新的權貴在崛起，更有日益壯大的“士”的階層（後備官吏），和向士的階層擠攀而來的平民的子弟。在這一切都處於重新組合的春秋時代，正迫切需要著一個訓練此類人才的地方，而訓練的基本內容，則是可以進身謀生的禮、樂、射、禦、書、數的“六藝”。而從小以學無定師、艱苦自學而成就為一個博學之士的孔子，不僅在高的境界上掌握了“六藝”的各種技能，更對被稱為高等“六藝”的《詩》、《書》、《禮》、《樂》、《易》、《春秋》的內容與精神，有了係統的學習與掌握，並達到了融會貫通的程度。
社會出現了這樣一個廣泛而又迫切的需求，而孔子正好具備了滿足這一需求的充分的條件和意識。對於從小吃苦受窮的孔子來說，這無疑是一條可以改變自己生存狀態的難得機遇，他也要養家糊口，他也想有一個較為富裕的家境。他相信用自己縝密博學的大腦與熱情仁義的心，定能開辟出一條前人從未走過的路來。
尤其是充分具備了這一條件的孔子，更有著遠大的抱負，他以恢複周禮從而達到“君臣父子”全社會有序穩定為己任，更要以仁政救天下，而恢複周禮、實施仁政，就需要造就一大批有知識、有理想的仁人誌士，上可尊王下可牧民--於是，孔子“學移民間”的私學，應運而生，並有著與“學在官府”分庭抗禮的強大生命力。
它的影響是深遠的巨大的。從以下兩件事就可看出，就是在當時，孔子與他的私學，就已經在魯國和東周列國的統治階層與民間，都產生了重大而廣泛的影響。
那個當年把孔子拒之門外的陽虎，而今卻要千方百計與孔子聯絡。陽虎雖然隻為季氏家臣，而權位之尊卻等同於大夫。他很想見孔子，也想借助於孔子的影響力擴大自己的勢力，隻是苦於沒有機會，更怕吃閉門羹。於是，他就想出了一個計策。按照那時禮的規定，大夫贈送禮物給士，如果受禮的士當時不在家，士則要親臨送禮者家中拜謝的。陽虎打聽準確了孔子不在家時，送去了一頭蒸乳豬，然後就期待著孔子的登門拜謝。令陽虎想不到的是，孔子此時不願見他也因為教務繁忙沒有時間見他。接受了蒸乳豬的孔子自有辦法，他也打聽準了陽虎不在家時去登門答謝。“陽貨（也叫陽虎）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
第二件事即上一章提到的那個南宮敬叔。他之所以能夠向魯昭公建議資助孔子西去雒邑，就是因為他是魯國大夫孟僖子的兒子。孟僖子曾在陪同魯昭公出訪楚國時，因為不懂禮而受窘出醜，痛切地感受到古代禮儀與曆史文化知識的重要。公元前518年（魯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臨終的時候隻交待了自己的兒子孟懿子、南宮敬叔一件事，那就是在他死後，一定要拜孔子為師學禮學做人，“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於何忌（孟懿子）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左傳》）。孟懿子就是在父親去世之後，遵父囑領著弟弟南宮敬叔共同拜孔子為師的。
孔子創辦平民教育，大概開始於他的“三十而立”之年。其後，這種投入了自己全副心血的教學活動，幾乎貫穿了他的一生。梳理孔子三十歲至七十三歲終老的四十三年的人生，他的教育活動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大的階段。三十歲開辦私學至五十歲仕魯之前，為他的平民教育的第一階段，即平民教育的前期，大概二十年時間；第二階段是在他仕魯四年、流亡列國十四年之後，即他生命的最後五年，是他平民教育的後期。其實，就是在他在魯國為官和流亡列國的十八年間，他的教育活動也一直沒停止。可以說，孔子幾乎是畢其一生的精力，投入在這項為中國教育開山的事業之中。
在孔廟大成殿的前邊，有一個獨特的建築，一方高台之上建有一座樸拙而又華麗的亭子，兩重飛簷，金黃的琉璃瓦，朱紅的廊柱，亭上高懸的豎匾上有金代文人黨懷英手書的兩個大字：杏壇。這是金代的建築，壇址則是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重修孔廟時所築。因為孔子，“杏壇”已經成為教育的代名詞。其名起始於《莊子漁父篇》中的一段文字：“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具體這片樹林在曲阜的什麼地方，現在已經無法可考。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孔子當年教學，可能沒有一個固定的地方。他會根據學生的多少、氣候的冷暖等因素，常常變動地點。不過據說當年孔子設教授徒常在的地方，開始在曲阜闕裏自己的庭院內，後來移到了庭院西側不遠的一片樹蔭下。因為那裏種有幾棵杏樹，漸漸地就被人們稱為“杏壇”了。
在他漫長的教育生涯中，孔子前後培養收授的學生達到三千餘人，身通“六藝”的超拔之士，就有七十七人。在司馬遷的《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的開頭，有這樣的記載：“孔子說‘跟著我學習而精通六藝的弟子有七十七人’，他們都是具有奇異才能的人。德行方麵突出的有顏回、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擅長處理政事的有冉有（名求，字子有）、季路，語言方麵突出的有宰我、子貢，文章博學方麵的有子遊、子夏。”除了魯國的孟懿子、南宮敬叔和宋國的司馬牛等幾個貴族子弟之外，大多出身貧賤。
這些大多出身貧賤的弟子，經過孔子的教育，大都立人成才，有的從政（仕），有的從教（師），有的從文成為文獻專家，有的則繼承老師的思想，成為新儒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弟子及再傳弟子，已經成為春秋乃至戰國時期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與思想力量。
起於平民，經過孔子的教導曆練，而進入政治領域、思想領域和經濟領域，有的還能進入貴族行列，參與國家的管理。這不僅真正打破了貴族對於文化教育的壟斷，從而也打破了西周以來實行的世卿製度和貴族世襲政治官職的局麵，可說是一次帶有根本意義的革命性的變革。
孔子是出過仕的，如做過乘田委吏。他也是想出仕的，用出仕來直接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的學生們，一批批地見用於社會，而他所教的，不少內容正是關於出仕用世的學問與技能。作為老師，他當然有著更大的出仕用世的機會和本錢。尤其在孔子的私學日益壯大並在列國產生了廣泛影響的時候，以孔子日隆的聲望，以他結交的更為廣泛的關係，都為他的出仕用世提供了直接的機遇。但是孔子並沒有沉醉於此，反倒更加地沉潛於自己的教育事業之中。為什麼？在孔子的心靈深處，一定還有更為人性的也是更為深層次的原因，促使他全心身地投入到平民教育裏。不然，他不會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裏，堅守在“學移民間”的忙碌之中。這種深層的原因，就是從事平民教育給他帶來的巨大而深長的快樂和日新月異的成就感，就是能夠自由地展現自己的人性與意誌、獨立地伸展自己的思想與精神。
《禮記射義》曾經為我們透露了這樣一個細節：“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我曾經為這樣的一個細節而久久地遙想當年。矍相之圃當是在曲阜城西的郊區，孔子正在教他的學生們練習射箭的技藝。老師技藝的高超與學生們練習的認真，以及老師射中時人們的喝彩聲，都似乎透過兩千多年的時空，直傳到我們的耳邊。一個一米九一高的孔子，威風凜凜而又文質彬彬，那種拉弓射箭的情景，怎能不讓人血脈賁張起來？不用說更多的語言，隻“觀者如堵牆”五個字--幾乎就是轟動魯國國都的真實寫照，圍觀的人是那樣的多，裏三層外三層，簡直就圍成了人的高牆（看來儒宗孔子還是個運動健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