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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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2月，我開始了在《南方周末》的工作，擔任“城市版”的編輯。在此之前，我的職業履曆主要是地方晚報和體育媒體的編輯，對於《南方周末》這類全國性周報的價值觀、操作思路和流程都不甚了了。可以說，忐忑地坐到編輯部裏，和NBA季前賽開始時的“菜鳥”易建聯沒什麼區別。
“城市版”的操作，每期一個大型話題，帶有明顯的雜誌化傾向，與這份報紙的氣質不盡相同，對我而言適應起來倒還容易。不過，這樣的日子隻維持了100多天。
2003年初夏，《南方周末》原“城市版”準備改版，意在增加新聞性和人物報道，並做一些中國式特稿的嚐試。
其時，新來的部門主任楊瑞春對作為“城市版”主力記者之一的李海鵬寄予厚望，而報社剛創辦的子刊《名牌》雜誌也力邀李海鵬，這讓李海鵬有點左右為難。
5月31日，前亞洲舉重冠軍在沈陽“毫無尊嚴”地死去，楊瑞春很希望以這個人的不幸故事作為“特稿”的嚐試。沈陽和體育，都是李海鵬比較熟悉的，楊瑞春說服了《名牌》領導：讓李海鵬先去把這個題目做了吧，就算救急，當時的情景，似乎李海鵬即將寫下在這份報紙的最後一篇報道。
很少有同事預料到，李海鵬在沈陽完成的報道《舉重冠軍之死》，竟有點振聾發聵的效果，它敘事的技巧、文字的感染力和深厚的人文情懷打動了許多人，也最終把李海鵬留給了“特別報道”版。《南方周末》的特稿試水，就以這樣一個略帶戲劇性的幕後故事，正式開始了。
據我了解，李海鵬並未把《舉重冠軍之死》列為自己最滿意之新聞作品，但單就特稿嚐試而言，它對於《南方周末》特稿版（後正式命名為“特別報道”）乃至中國式特稿的示範意義，無疑是無可替代的。就文本而言，《舉重冠軍之死》至今仍是我眼中最好的特稿之一，甚至幹脆把“之一”去掉也可以。
有了這麼高水準的起點和標杆，“特稿”的嚐試在報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認可，也為此後的特稿版奠定了不俗的基調。
尤其讓人欣慰的是，原“城市版”的張捷、李海鵬、南香紅、沈穎等同事都成為特稿版的編采骨幹，大家秉持相近的理念和情懷，對特稿實踐充滿了熱情和創造力，艱苦的新聞采編工作從未如此讓人激動又富於樂趣。需要特別提及的是，《南方周末》特稿版的誕生及發展，楊瑞春作為最重要的推動者，帶動了這個滿懷激情的團隊。
《舉重冠軍之死》，也是我作為編輯接觸的第一篇特稿。老實說，在此之前，我對於特稿幾乎毫無概念，連著名的《普利策新聞獎特稿卷》都沒看過呢。回想起來，麵對《舉重冠軍之死》那麼一篇傑出的特稿，我作為編輯有點束手無策——不知道自己還能對它做些什麼，除了和美編商量著如何美化版麵。
在這本《南方周末特稿手冊》中，非常榮幸，大約六七篇特稿經由我的編輯刊發到版麵上，不過編輯過程大多與《舉重冠軍之死》一稿相似，我頗為“無能為力”地把這些優秀的稿子送上版麵，難以提供更多的錦上添花的助益。
當然，我不認為自己真的是一個無為而治的編輯，我參與了前期的選題確立，采訪前及寫稿過程的思路溝通，記者與編輯在碰撞中確定特稿故事的指向，交流對情節、細節的處理意見，觸發靈感。對於特稿操作而言，編輯的前期溝通顯得尤其重要。為我供稿的是那麼優秀的寫作者，思路一旦確定，多數時候你隻需靜候流暢的敘事和優雅的文筆。
截止2003年，我進入新聞行當已經8年，但毫不誇張地說，正是特稿上的嚐試，才讓我找到了自己在新聞上的理想和方向。
由於某些原因，我2006年年初離開了《南方周末》，先後供職《南都周刊》、《體育畫報》和《中國新聞周刊》，但以特稿的理念處理選題，以特稿的技法寫作，卻一直是我所致力追求的。在《體育畫報》，特稿式的體育人物、體育專題，在中國的體育報道中顯得很新鮮，很特別。事實上，它在美國早就不是新生事物，比如美國《體育畫報》的BO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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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特稿其實是一個不科學的、界定模糊的名詞。“特”是什麼，語焉不詳，是指報道的篇幅、深入程度，還是指文章的操作手段？因為模糊，於是中國那些頂著“特稿”標簽的文章也就五花八門。要知道，《知音》還把他們雜誌上的長篇故事稱為“特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