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硯秋（1904—1958），程硯秋原名承麟。後改為漢姓程，初名程菊儂，後改豔秋，字玉霜，滿族，北京人，1932年起更名硯秋，改字禦霜。京劇旦角，四大名旦之一，是程派藝術的創始人。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畔槍炮齊鳴，中國軍隊奮起抵抗日軍的挑釁和進逼，抗日戰爭的炮火打響了。由於政府準備不充分，華北地區雖部署有不少中國軍隊，但倉皇應戰，除少數部隊的官兵拚命抵抗外，多數一觸即潰，拔腿南逃。華北大片國土，包括文化古城北平，很快陷入敵手。
“七七事變”時，程硯秋正在山西太原公演。前幾天，每日悲、喜劇交替上演，反應極好。演出到第九天，事變消息傳來。
劇團成員的家小都在北平，北平周圍炮火連天，大家都心急如焚！戲無法唱下去了，立時輟演，同仁們包括程硯秋都歸心似箭。由於戰爭，平漢鐵路已斷，火車不通，程硯秋等被困在了山西，經朋友幫忙，弄到汽車，他們乘汽車去大同，再換平綏路火車，走走停停，才輾轉回到北平。
程硯秋滯留山西的消息，傳到延安，引起周恩來的關注。周恩來早年看過程不少戲，對他的藝術和為人十分欽敬，聞此曾派人去山西，打算先把程等暫時接到延安再做安頓。人到山西，程硯秋已乘汽車北上了。如果當時程硯秋真被接到延安住上一段日子，直接接觸了共產黨，也許他後半生的曆史將是另一種樣子。
程硯秋輾轉回到北平，等待著他的卻是一座被日本軍國主義占領下的毫無生氣的死城。不少商店上著門板，路靜人稀，日本兵把守著各城門檢查行人，像電視連續劇《四世同堂》中所描述的那個樣子。日本兵的刺刀、皮靴，深深地刺傷了程硯秋的心。故都淪陷，人心不安，很多劇團難於演出，就是演出，觀眾也寥寥無幾。亡國奴的威脅，使人們惴惴不安，哪有心情去看戲。靠吃“開口飯”的戲曲藝人，生活上陷入了危機。
日本軍侵占北平後，急於粉飾太平裝點門麵，恢複“歌舞升平”的局麵，遂找梨園公會，脅迫他們組織京劇名角聯合唱義務戲，名義是“支援皇軍，捐獻飛機”。
北京（日軍侵占後又複此名）素有唱合作義務戲的傳統。一定時期就有以“賑災”、“救濟貧困”等名義的義務戲，很多名角各呈佳劇薈萃一堂的大合作，往往轟動九城，名宦巨賈各界士媛爭相觀看，票價再高也在所不惜，因為義務戲實在是難得的一次集中欣賞京劇最佳表演之良機。所以，北京一有大義務戲，就成了各報章的重要新聞，采訪特寫，渲染誇張，愛好京劇的古城觀眾即使看不上戲，也爭相閱讀報道，談論時眉飛色舞、樂此不疲。
日本人和一些依附日本人的民族敗類看中了北京人的心理，想用辦大義務戲的方法，繁榮市麵穩定人心，還有“捐獻飛機”，那唱戲的和聽戲的豈不都是“效忠皇軍”的良善子民！
當時梅蘭芳早已南遷不在北京。楊小樓以年老多病為托詞，日本人一進城就謝絕舞台，並於1938年陰曆正月十五病故。而在旦角中，以程硯秋名聲最盛，所以這場義務戲一定要讓程硯秋出台。在高壓下，許多京劇名演員對這場義務戲不敢不唱，硬著頭皮答應。梨園公會找程硯秋商量，卻碰了個大釘子。
這天，程硯秋正在什錦花園家中悶坐。“秋聲社”的經理吳富琴、高登甲陪著梨園公會的人來拜望程硯秋。
梨園公會是京劇伶人自己的組織，辦事人也是同行熟人，雙方客氣寒暄落座獻茶。大家都知道程硯秋一向剛正不阿、寧折不彎的性格，可事情又不能不和盤托出，於是來人囁嚅地說：“四爺，您看有這麼件事，還得請您幫忙……”
一向彬彬有禮的程硯秋未等對方把話說完，騰地站了起來：“什麼？給日本人唱義務戲？我不唱！”來人婉轉陳詞，希望他能圓這個場，體諒同業的難處。程硯秋斬釘截鐵地說：“我不能給日本人唱義務戲，叫他們買飛機去炸中國人。我一個人不唱，難道有死的罪過！誰願意唱，誰就唱，我管不了。”來人再次勸說，表示大家很怕日本當局，以程在京劇界的地位，若堅決不唱，“對您，對京劇恐怕都不利。”程硯秋氣得漲紅了臉，憤憤地說：“我一人做事一人當，決不連累大家。獻機義務戲的事，我程某人是寧死槍下也決不從命！不妨轉告日本人，甭找梨園同業的麻煩，我有什麼罪過，讓他們直接找我說話就是了！”一番話擲地有聲，大義凜然。
程硯秋擲地有聲的豪言壯語至今仍在我們耳邊回蕩。他持正不阿，不畏惡勢力，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氣節和愛國精神。
程硯秋幼年家貧，到榮蝶仙家當“手把徒弟”，開始了學藝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