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了一上午，我感到疲勞不堪。福爾摩斯聽音樂會去了，我想休息兩小時，可躺在沙發裏卻睡不著。所發生的一切使我過於興奮，許多古怪的想法和各種猜測塞滿腦子。一閉眼，腦子裏就出現死者像猴子似的扭曲的身體。死者的相貌如此醜陋，以至於我倒有些感激除掉他的人了。說不定相貌真能彰顯一個人的罪惡呢，像這位來自科裏夫蘭城的垂伯先生。反過來又想，這樣有失公平，不管被害人的罪惡有多大，凶手都應該受到法律的製裁。福爾摩斯認為那人是被毒死的，這種推測值得研究。當時福爾摩斯聞了死者的嘴，他一定是獲得有關信息，才得出如此結論。屍體沒有任何受外傷的痕跡，而從另一角度看，地上的血跡是哪兒來的，既難覓廝打的跡象，又找不到凶器。看來若找不到答案，我和福爾摩斯誰也別想睡安穩，他的表現，令我相信他對案件了然於胸，早有高見；但其高見具體是什麼，我不得而知。福爾摩斯回來得非常晚。我相信，他的遲歸決不隻因為聽音樂會。他回來時，已到用晚餐的時候。
“今天的樂曲太棒了。”福爾摩斯說著就坐了下來，“你知道達爾文對音樂的見解吧，他認為，早在人類有語言能力之前，就有了創造和欣賞音樂的能力了。也許這就是咱們所以不可逃避地受到音樂感染的緣故。在人類的原始記憶中，仍然殘留著宇宙洪蒙狀態的初始記憶。”“這種提法未免不夠深入。”我說。福爾摩斯回答說：“如果有人想注釋大自然，他必須具備大自然一般廣闊的思維空間。你今天好像與以往有很大不同，布瑞克斯頓路的案子把你搞得寢食難安了吧。”我說：“說實話，你說得很對。經曆了阿富汗戰爭，我本應變成個堅強的人。在戰場上，我親眼目睹了戰友們慘烈的死亡，那時並沒有恐懼感。”福爾摩斯說：“我理解你。這個案子太不平常，這樣才引起你的聯想，於是產生恐懼，這十分正常。對了，你讀過今天的晚報嗎？”“沒有。”“晚報把這個案子寫得很詳細。但卻遺漏了一點：抬屍體時，有一個女人的婚戒掉在地板上。如此，反而對我們更加有利。”“為什麼？”“你看看這是什麼？”福爾摩斯說，“案子發生後，我在幾家報紙刊載了這則廣告。”
我接過他遞過來的報紙，看了他指的“失物招領欄”的廣告：“今天早晨在布瑞克斯頓路、渥特第爾酒店和荷蘭森林之間的地方拾到婚戒一枚，有丟失者請於今晚八至九時到貝克街221號乙華生醫生處認領。”“你別生氣，”福爾摩斯說，“我用你的名字打廣告。這也是沒有辦法，如果用我的名字，蘇格蘭場那些愚蠢的偵探會按圖索驥，這樣他們又要插手此事了。”
“沒什麼，”我回答說，“不過，如果真的有人前來領取，我可拿不出戒指呀。”“哦，當然有，”說著把一枚戒指交給我，“這一個肯定能應付過去。以假亂真，幾乎同原物完全相同，一絲不差。”
“你認為什麼人能來領這東西呢？”“就是那位紅臉、身穿棕色外衣、腳著方頭靴子的男人。如果他不親自前來，也一定會派一個人來的。”“難道他不認為這樣一來太冒險了嗎？”“肯定不會。如果我沒有判斷錯的話——我認為沒錯，此人甘冒風險，也要重新拿回這枚戒指。我想，在他彎腰看垂伯屍體時掉下了那枚戒指，而且當時不知道。他匆忙離開後，突然發覺遺失了戒指，這才回去尋找。回去後發現沒有熄掉蠟燭，並因此招來了警察。在這夜深人靜時，他的出現必然會引起他人的懷疑，於是他不得不裝出爛醉如泥的樣子。你可以換位思考一下，把整個過程想一遍，他會主動認為，可能他在匆忙逃離間把戒指遺失在路上了。然後呢？他很自然地想到了晚報的招領欄，希望在那裏會有驚喜的發現。看到這個廣告後，他一定會欣喜若狂，怎麼會擔心這是個圈套呢？在他看來，尋找戒指怎麼就會與凶殺案聯係在一起呢？這是毫無道理的。他會來的，我敢打賭，一小時之內你就能見到他了。”“他來了我們又怎麼辦呢？”我問道。“我有辦法對付他。你有什麼武器嗎？”“有一支舊的左輪槍和一些子彈。”“現在就檢查一下，裝彈上膛，這家夥生死不懼，盡管我勝算在胸，但還是有備無患的好。”
我回到臥室去做了準備。當我拿著手槍出來的時候，餐桌已經收拾幹淨，福爾摩斯正在信手撫弄著他心愛的提琴。福爾摩斯說：“案子更加清晰了，美國方麵對我的電報做了答複，證明我的判斷是正確的。”我急忙問道：“是那樣嗎？”“這把提琴換上新弦效果會更好了，”福爾摩斯說，“你把手槍放在口袋裏，從容與他周旋，其他的交給我，不要驚慌，否則那家夥會警覺的。”我看了一下表說：“現在八點了。”“他很快就來了，把門虛掩上。對，鑰匙也要插在鎖眼裏，多謝。你看，這是昨天我在書攤上買的書，是用拉丁文寫作的，書名是《論各民族法律》，一六四二年版，比利耐出版的。那時候，查理國王的腦袋還長得好好的。”“誰印刷的？”“是菲利浦·德克羅伊，不知何許人也。扉頁上寫著‘古列米·懷特藏書’，年深日久，墨水已褪色，藏書者也無可考證了，我想，他可能是當時的一位實證派法學家，你瞧，他的字都有法學家的痕跡。噢，那人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