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事先都接到了本周四出庭作證的通知，但那天卻沒有前去作證的必要了。案件已由一位更高級的法官受理，傑菲孫·侯伯被轉到另一個極為公正的法庭去審判了。原來，他被捕的當晚，血瘤便迸裂了。他第二天被發現時已死在獄中地板上，平靜地微笑著，好像在臨行前回首一生的事業並未荒廢，夙願得償欣慰而去。
第二天傍晚，我們談及此事，福爾摩斯說：“葛萊森和雷斯德知道侯伯死了，一定也會氣死的。這樣一來，他們沒有吹捧的依據了。”我回答說：“我實在不知道，他們在凶案中究竟做了什麼？”我的夥伴尖酸地說道：“在人世上，你做了些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能夠使人相信你做了些什麼。”稍作停頓，他又輕鬆地說：“不過這沒什麼，無論如何，我也不會放過這個案子的，我認為這是我所見過的最精彩的案件，雖然簡單，但從中卻可以學到一些東西。”“簡單！”我禁不住叫了起來。“沒錯，的確是簡單。除此以外，其他的形容詞都不恰當。”歇洛克·福爾摩斯說。他看到我一臉詫異，不覺微笑起來。“你想，在沒有人幫助的情況下，借助正常的推理，我便在三日內緝拿到了凶犯，這足以證明它的簡單。”我說：“這倒是事實。”
“我曾跟你說過，不被人注意的事物，非但不是什麼阻礙，反而是一種線索。解決此類問題時，主要運用推理方法，一層層往回推。這種方法既容易又有效，不過，在實際中人們忽略了它，總是習慣於向前推理，而忽略回溯推理。能使用這種分析方法的，不過百分之一二而已。”
我說：“坦白地說，我還不大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沒把握使你弄得清楚。我試著把它說得容易理解些。大多數人遵守這樣的習慣：如果你把一係列的事實羅列出來，他們就能把可能的結果告訴你，他們能把這些事實聯係起來，通過思考，得出結論。但是，有少數人，如果你告訴他們結果，他們能做內在的聯係，推出全過程的每一個環節，這就是我指的‘逆向推理’或‘分析的方法’，我是指這種能力。”我說：“我明白了。”
“這個案子便是一例，你隻知道結果，其他的全靠你去發現。現在我盡量清晰地將案子各個環節所進行的推理向你演示一下。我還是從頭兒說吧。你知道，我是步行到屋子裏去的，在此之前，我不敢輕易妄下結論，否則會幹擾真實情況。我先檢查了街道，發現了一輛馬車的輪跡，我仔細勘查後，確定是在夜間留下的。而且車輪間距比倫敦自用馬車的間距窄一些，我斷定它是一輛出租的四輪馬車。
這是我的第一發現。接著，我就慢慢地走上了花園中的小路。碰巧，這是一條土路，很容易留下印跡。很顯然，在你的眼中這不過是條足跡淩亂的爛泥路而已，可在我訓練有素的眼中，它的每個印跡都具有特殊意義。在偵查學的各個門類中，足跡學是最重要同時也是最容易被人忽視的科學，但我對此一向非常重視，並且久經實踐後，它已成為了我的本能。在警察們沉重的靴跡上，我發現了兩個原始的足跡，這些足跡很明顯先於他人。這是因為，一些跡象表明，有些足跡經後來人踐踏，差不多完全消失了。這樣我的第二個環節就形成了。這個環節告訴我，有兩個夜間來客，一個身材高大，這是從他的步幅上推算出來的；另一個則衣著入時，這是從他留下的精致小巧的靴印上判斷出來的。
進屋後，很快證實了我的推測，衣著人時的那位先生就躺在我麵前。如果是謀殺，那麼他的同行者就是凶手。盡管他身上沒有傷痕，但他緊張恐懼的表情表明他在臨死前很清楚自己的命運，因為死於心髒病式一般突發性的自然死亡的人決不會有任何緊張恐懼的表情。我聞了聞他的嘴唇，略帶酸味兒，我從而得出了他是被迫服毒而亡的結論。說是被迫，是因為他的表情相當驚恐。用排除種種不合理因素的推測方法，我終於得出了這一結論，因為其他的推測都經不起嚴密推敲。你不要以為這是無稽之談，在犯罪史上，強迫服毒的案例並不少見，任何對毒藥有研究的人都會對敖德薩的多爾斯基一案和茂姆培利耶的雷吐裏耶一案產生聯想。
現在該談談‘為什麼’這個大問題了。謀殺的動機是什麼呢？顯然不是謀財害命，因為死者的錢一點不少。排除這點，剩下的便是政治暗殺或是情殺的可能了，我比較傾向於後者。因為政治暗殺的凶手在刺殺成功後立即逃走，可這件凶案卻恰恰相反，凶手不緊不慢，並且在屋子裏留下許多足跡。這表明，他始終在現場，所以不可能是政治暗殺，而是一種精心策劃的仇殺。當血字被發現後，我更堅定了這一結論，血字隻是一個煙霧，顯而易見。而且戒指的發現，就使問題更加明朗了。很明顯，凶手曾用這隻婚戒喚起死者對某個已死的或是不在場的女人的記憶。關於這一點，我曾經問過葛萊森，在他拍往科裏夫蘭的電報中，是否問到垂伯有過特殊的經曆。你還可以記得，他當時回答說沒有什麼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