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這倒挺適合我。薪金多少呢？’‘每周四英鎊。’‘那工作的具體內容呢？’‘十分輕鬆。’‘輕鬆，你能具體解釋一下嗎？’‘唔，辦公時間內你一定要呆在辦公室裏，至少要呆在那幢樓房裏；一旦離開，就表示你永遠地放棄了你的職位。這一點在遺囑上有明確的說明。在這段時間內，如果你離開一下，就表明你違背了遺囑上的規定。’我說：‘一共隻有四個小時，說什麼我也不會離開。’
鄧肯·羅斯先生說：‘任何理由都不能成為離開的借口，無論是生病，有事或其他，總之都不行。你一定要老實地呆在那裏，否則你會失掉工作。’‘工作？幹什麼呢？’‘你的工作是抄寫《大不列顛百科全書》，這是這個版本的第一卷。墨水、筆和吸墨紙你得自備，我們隻能給你這張桌子和這把椅子。明天來上班，沒問題吧？’我回答說：‘當然沒問題。’‘那麼，傑貝茲·威爾遜先生，再見，再次祝賀你得到這個工作。’他向我鞠了個躬。我便離開了那個房間，和我的夥計一起回家去。對於這個突然來臨的好運氣我簡直是太高興了，甚至有點不知怎麼辦好了。
唔，我整天都在考慮這件事。到了晚上，我又沒那麼高興了，仔細思量之後，我覺得這很可能是什麼大騙局，雖然我不知道它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如果說有人立下遺囑幫助人是可能的，那麼給很多錢去做像抄寫《大不列顛百科全書》這樣的工作，就太奇怪了。文森特·斯泊汀想方設法來寬慰我。到就寢時，對於這整個事件，我已得出了結論，不管怎樣，第二天早晨我都要去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於是我花了一個便士買了一瓶墨水、一根羽毛筆、七張大頁書寫紙，便動身到工作地點去。
令人驚喜的是，事情很順利。桌子已經擺好了，鄧肯·羅斯先生在那裏等著，準備指導我。他告訴我從字母A開始抄寫，之後就走出去了，但他會經常走進來看一下我的工作情況。下午兩點鍾我們互道再見，他說我幹得不錯。我走出辦公室後，他就鎖上了門。
福爾摩斯先生，事情就這樣繼續著，沒有任何變化。到了星期六，那幹事進來，付給我四個英鎊的金幣作為我一周工作的報酬。第二個星期如此，接下來一直如此。我每天上午十點去上班，下午兩點下班。慢慢地鄧肯·羅斯先生來得少了，有時一個上午來一次，再過些日子，他根本不露麵了。但是，我仍然不敢離開辦公室，因為我知道他隨時會來，而這個工作很適合我，我不想失掉它。
就這樣，八個星期過去了。我抄寫了‘男修道院長’、‘盔甲’、‘建築學’和‘雅典人’等詞條；我覺得我的努力不會白費，不久以後就可以開始抄寫字母B開頭的詞條。為了買大書寫紙，我花了很多錢，我抄的東西已經擺滿了一個架子。但是，事情突然終止了。”“終止？”“是的，先生。終止。就在今天上午。我像平時一樣十點鍾去上班，但是門卻鎖著，上麵用平頭釘釘著一張方形小卡片。喏，就是這張卡片，你們看看吧。”
他拿出一張和便條紙一樣大小的白色卡片，上麵寫道：
紅發會宣布解散，此啟。
一八九○年十月九日
我們迷惑地看著這張簡短的通告，站在後麵的那個人一臉的懊惱，我們完全不能思考事情的前因後果，這件事的滑稽可笑使我們禁不住大笑了起來。
我們的委托人羞愧難當，滿麵通紅地又叫又跳：“這沒什麼可笑的地方，如果你們隻會取笑我而不會幹些有意義的事，我會立即到別處去。”
福爾摩斯大聲說：“不，不，”他把已半站起的威爾遜推回到椅子裏，“這個案子我說什麼也不會放過。真是太稀奇了，完全出乎人的意料，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想說，這件事的確可笑。請問，你在發現卡片後做了什麼事？”“先生，我實在太震驚了，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向辦公室周圍的街坊打聽，但是，他們誰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最後，我去找房東，他住在樓下，是當會計的。我問他能否告訴我紅發會到底怎麼了。他說，他從來不曾聽說過有這樣一個團體。然後，我問他是否知道鄧肯·羅斯先生。他回答說，他根本不認識這個人。我說：‘就是住在7號的那位先生。’‘那個紅頭發的先生嗎？’‘是的。’他說：‘噢，他名叫威廉·莫裏斯。他是個律師，他隻是暫住我的房子，因為他的新家還沒安頓好。昨天他已經搬走了。’”
“‘在哪兒能找到他呢？’‘噢，他告訴過我新辦公室的地址。是的，愛德華王街17號，就在聖保羅教堂附近。’福爾摩斯先生，我立刻動身前往，但是，我找到那兒一看，才發現那是個護膝製造廠，而且廠子裏的人誰也不知道有個叫威廉·莫裏斯或叫鄧肯·羅斯的人。”福爾摩斯問道：“然後，你又做了什麼？”“我回到我在薩克斯——可波哥廣場的家去。我的夥計勸我說，如果我耐下心來等，可能會收到信，得到消息。雖然我接受了他的勸告，但是，那根本幫不了我。福爾摩斯先生，我並不願意莫名其妙地就丟掉了這份好工作。因為聽說你總幫助一些困境中的窮人，所以我就找來了。”福爾摩斯先生說：“這麼做就對了。你的案子很不尋常，我很感興趣。從你的介紹中不難看出，可能涉及的問題要比初看起來嚴重得多。”傑貝茲·威爾遜先生說：“已經很嚴重啦，四英鎊啊，我每周損失四英鎊。”福爾摩斯又說：“至於你，倒不必為這個奇怪的團體而感到難過。相反，你還從他們那裏賺到了三十多個英鎊。而且，你抄寫了不少以A打頭的詞條，獲取了不少知識。你做這個工作，並沒什麼壞處。”
“是沒壞處。但是，先生，我想知道那究竟是怎麼回事，那些人都是幹什麼的，他們想達到什麼目的，僅僅是開我的玩笑嗎？他們開這個玩笑可是沒少付出啊，他們花了三十二個英鎊。”
“關於這一點，請放心，我們會努力搞清楚。現在，威爾遜先生，你得回答我幾個問題，首先，那個讓你看廣告的夥計，在你那裏工作多長時間了？”“大約是此事發生前的一個月。”
“他是怎麼來的？”“他是看廣告來應征的。”“隻有他一個人來應征嗎？”“不，有十幾個人。”“為什麼你雇用了他？”“因為他看起來很能幹，而且要求的薪水又不多。”“你是說他隻領一半工資？”“是這樣，沒錯。”“這個文森特·斯泊汀長得什麼樣子？”“個子不高，身體健壯，動作靈活；雖然已經三十多歲了，皮膚卻很光滑。他的前額有一塊白色傷疤，像是被硫酸燒傷的。”
福爾摩斯在椅子上直起身子，一副興奮異常的樣子。他問道：“這些我已經想到了，你是否注意到他穿了耳洞？”“是的，先生。他曾提過，是他年輕的時候一個吉普賽人給他在耳朵上穿的孔。”
福爾摩斯說：“唔！”然後漸漸陷入沉思，“他還在你那裏嗎？”“噢，是的，我來之前他還在。”“你在紅發會工作的時候，生意都是由他在經營，是嗎？”“先生，對於他的工作，我一直很滿意，上午本來就沒有多少買賣。”“好啦，威爾遜先生，我會很愉快地辦這個案子，而且在兩天之內告訴你我的意見。今天是星期六，我想到星期一就可以給你答案。”
客人走後，福爾摩斯對我說：“好啦，華生，對於這件事，你有什麼看法？”我坦白地回答說：“事情太不尋常，我一點頭緒也沒有。”
福爾摩斯說：“通常來說，愈稀奇的事，真相大白後，內情愈平常，而那些非常普通的案件才令人迷惑。這正如一個人相貌平淡就很難辨認一樣。雖然如此，我還是要立即開始行動。”
我問：“那麼你準備怎麼做呢？”他回答說：“我得抽足三鬥煙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同時五十分鍾之內不要打擾我。”他把身子縮到椅子裏，瘦削的膝蓋幾乎碰著他那鷹鉤鼻子。他靜靜地蜷縮在那裏，眼睛閉著，嘴裏叼著那隻黑色陶製的煙鬥，感覺像某種珍禽的長嘴。當時我想，他一定是睡著了，我也就打起盹來；就在這時候，他突然從椅子上跳了起來，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隨即把煙鬥放在壁爐台上。
他說：“今天下午薩拉沙特在聖詹姆士會堂演出。華生，你覺得怎麼樣？你的病人允許你離開幾個小時嗎？”“今天不忙。我的工作閑暇還是有的。”“那麼戴上帽子，咱們出發。經過市區的時候，可以隨便吃點東西。我注意到節目單上德國音樂不少。我覺得德國音樂比意大利或法國音樂更為優美動聽。德國音樂聽了引人思考，我現在需要自我反省一下。走吧。”
我們坐地鐵一直到奧德斯各特，又走了一小段路，我們便到了薩克斯——可波哥廣場，紅發委托人所講述的那個奇特的故事就發生在這個地方。這是一處狹窄肮髒而又破敗雜亂的陋巷，四排灰暗的兩層磚房被圍在一個有鐵欄杆的圍牆之內。院子裏是一片雜草叢生的草坪，草坪上零星有幾叢枯敗的月桂樹在煙霧騰騰的惡劣環境中努力地生長。在街道拐角的一所房子上方，有一塊棕色木板和三個鍍金的圓球，上麵刻有“傑貝茲·威爾遜”這幾個白色大字，這個招牌告訴我們，我們紅頭發委托人做買賣的所在地就在這兒。歇洛克·福爾摩斯停在那房子前麵，歪著腦袋仔細察看了一遍這所房子，皺紋密布的眼皮下一雙眼睛炯炯發亮。然後他在街上慢慢地走了一會兒，好像想起什麼，又返回那個拐角，注視了那些房子好一會兒。最後他回到那家當鋪所在地，用手杖使勁地敲打了兩三下人行道，然後才走到當鋪門口敲門。門立即開了，一個感覺很能幹、下巴光溜溜的年輕男人開門詢問。
福爾摩斯說：“對不起，打擾您了，我想問一下，到斯特蘭德應該走哪條路。”那個夥計馬上說：“到第三個路口往右拐，到第四個路口往左拐。”然後就把門關上了。離開那兒以後，福爾摩斯說：“我看他真是精明能幹。據我看，在精明方麵，他在倫敦可排名第四，在膽略方麵嘛，他也許可排第三。我對他是知道一點的。”我說：“顯而易見，威爾遜先生的夥計在這個紅發會的神秘事件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我想問路隻是你想看看他的手段。”
“不是看他。”
“那是看什麼？”
“看看他褲子的膝蓋。”
“有什麼發現嗎？”
“我看到了我想看的東西。”
“敲打人行道又是為了什麼？”
“我親愛的醫生，現在是認真觀察的時候，而不是讓你發問的時候，這裏可是敵人的勢力範圍。對於薩克斯——可波哥廣場我們有一定的了解，現在我們應該去看一下廣場後麵的地方。”
當我們從那偏僻的薩克斯——可波哥廣場的拐角轉過彎來的時候，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景象，猶如一幅畫的正麵和背麵那樣地截然不同。那是市區通向西北的一條交通大動脈。街道上充塞著川流不息的人群，到處是做生意的人。人行道被無數人踩得又黑又亮。看到這一排排富麗堂皇的商店和鱗次櫛比的商業大樓，很難想像這和我們剛剛離開的衰敗的廣場是緊靠在一起的。
福爾摩斯站在拐角端詳著那一排房子，說：“我要仔細看一看，我想記住這裏房子的排列順序。確切了解倫敦一直是我的一種嗜好。這裏有一家叫莫蒂然的煙草店，另一處是一家賣報紙的小店，再過去是城市與郊區銀行的可波哥分行、素食餐館、麥克法蘭馬車製造廠，一直延伸到另一個街區。好啦，大夫，任務順利完成了，該是娛樂的時間了。來份三明治和一杯咖啡，然後到音樂廳去轉一轉，那裏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悠揚的、悅耳的，沒有諸如紅頭發委托人那樣的難題來麻煩我們。”
福爾摩斯是個熱情洋溢的音樂家，他在演奏和作曲兩方麵都達到了一流的水平。整個下午他坐在觀眾席裏，全身跳動著快樂的因子。他隨著音樂用手輕輕地打著拍子；他的臉上帶著微笑，然而眼睛裏卻帶著淡淡的憂傷，如人幻境。這時的福爾摩斯與那目光銳利的偵探，那個不講情麵、足智多謀、機智靈活的偵探福爾摩斯有很大不同，幾乎判若兩人。他的古怪的雙重性格使他常常顯出不同的舉止，就像我總是認為的那樣，他的敏銳、細心和詩情畫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的性格就是這樣使他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時而憔悴異常，時而精力充沛。我知道，接連幾天坐在扶手椅裏陷入沉思的時候，就是他最嚴肅的時候。強烈的尋找謎底的欲望支配著他全部的思想，而此時也正是他的推理能力最高的時刻。許多人不了解他的做法，把他看成是一個全知全能的人。那天下午，當他沉醉在聖詹姆士會堂的音樂中時，我覺得被他追查的人要倒黴了。
當我們隨著四散的人流走出來的時候，他說：“華生，你一定想要回去了。”“是該回家去了。”“我還要耽擱幾個小時去調查一些事情。發生在可波哥廣場的事看來是一樁重大案件。”“根據什麼這麼說呢？”“一件重大案件正在密謀中，我敢確定我們可以及時阻止他們。但是，今天是星期六，事情比較複雜。今晚你得幫幫我。”
“什麼時間？”
“十點鍾可以嗎？”
“我十點到貝克街。”
“那真是好極了。不過，醫生，也許會有點兒危險，把你在軍隊裏用的手槍帶在身上。”他擺了擺手，轉身離開，馬上融入人群中。
我敢說，和我的其他朋友相比，我並不愚蠢，但是，在我和歇洛克·福爾摩斯的交往中，我總感覺到一種壓力：我自己太笨了。比如這件事，他聽到的我也都聽到了，他見到的我也都見到了，但從他的言談中可以看出他已胸有成竹，對於已經發生的事情和即將發生的事情他都有很清楚的脈絡。而在我看來，這件事仍然是雜亂和荒謬的。當我乘車回到我在肯辛頓的家時，我又把事情從頭到尾想了一遍，從我們的委托人莫名其妙地成了紅發會的一員並抄寫《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到去訪問薩克斯——可波哥廣場，到福爾摩斯和我分手時所說的重大陰謀。夜間我們要去幹什麼？為什麼要我帶武器去？我們準備到哪裏去？去幹什麼？福爾摩斯暗示我，當鋪裏的那個皮膚光滑的夥計是個陰險的家夥，可能會耍花招。我總是想在這些事情中找出思路，但總是失望，隻好不再想，反正晚上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