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對立的力量不斷在積聚各自的力量，等待著最後的決戰。達爾文說：“有赫胥黎，我的總代理人在，我們定會取得勝利，因為我清楚他的攻擊力。”
達爾文的影響已經遠遠超出了英國，在世界其它國家都能找到他積極的響應者。在美國有愛沙，―格雷，他曾打算寫出一本美國版的《物種起源》，他在雜誌上寫了不少介紹達爾文著作的文章。達爾文曾寫信給格雷說：“我認為您比任何其他人都內行，您十分清楚我的著作，您在討論問題時所提出的論據，不僅使我驚奇，甚至使我嫉妒。您的話字字都能切中要害，有時候，它們就像是重磅炮彈，您不應該當一名植物學家，而應當作一個律師……”
在德國，有海克爾為首的進步學者為捍衛達爾文主義而戰鬥；偉大的革命導師馬克思，在第一次讀完《物種起源》以後，就對它做出了髙度的評價，還有法國進步作家左拉，他們都高舉進化論的旗幟，積極支持著達爾文的鬥爭。
在捍衛達爾文主義的鬥爭中，決定性的戰役是英國科學史上著名的牛津大戰。這場戰役的主角和英雄就是赫胥黎。
1860年6月，英國科學協會在牛津召開了一次會議，會議中，大家自然而然地談到了很多關於《物種起源》的話題，科學會議是各派科學家雲集的地方，也就最容易成為爆發舌戰的戰場。
6月21日，牛津大學的道賓尼博士首先發難，作了一篇名為“論植物性別的終極原因兼論達爾文《物種起源》一書”的報告，向達爾文主義者發起挑戰。
由於達爾文當時並不在場，大家就把目光都投向了他的總代理人赫胥黎，想看他如何應對。赫胥黎沉默不語，什麼也沒有說。大會主席問道：“赫胥黎先生，難道你沒有什麼要聲明的嗎?”
赫胥黎見參加會議的進步學者不多，守舊的頑固派勢力占了優勢，所以想拒絕回答。他站起來對大會主席說：“主席先生，鑒於在場的大部分聽眾過於感情用事，這會影響他們理性的判斷力，所以，不適於在他們麵前開展這樣的討論。”
有個名叫歐文的教授見赫胥黎拒絕回答，以為是不敢應戰，便站出來說：“我願意以哲學的精神來討論一個問題，我相信事實會使公眾斷定，達爾文先生的學說究竟正確到什麼程度。”
他認為，大猩猩的大腦同人腦的差異當然要比大猩猩同最低等的獼猴腦的差異要大。這顯然是針對達爾文認為人腦同大猩猩腦結構近似的理論。
赫胥黎冷靜地回答說：“關於這個問題，我也做過一些研究，並且，我的結論並不與您相同。我想我會在適當的場合，以適當的方式來回答您。”後來，赫胥黎真的寫了一本書來回答這個問題。
初次的接觸很快就過去了，雙方都初試鋒芒，沒有發生激烈的衝突，但預示著更大的戰鬥的來臨。
赫胥黎認為：當在場的廣大公眾對科學問題都是些門外漢時，這個場合就不是進行科學爭論的場合。因此，當他們聽說第二天的會議上，英國的蘭威柏特將作一個題為《論歐洲智力的發展兼論達爾文先生的觀點》，以及牛津主教威柏弗斯揚言準備摧毀達爾文的無神論。赫胥黎認為，同這些家夥沒有什麼好談的，便不準備參加會議。有些進步學者勸他說：“你不能拋下我們孤軍奮戰，再說，這也是你奮力回擊的大好機會。”
赫胥黎於是答應參加第二天的會議，同時出席會議的還有虎克。
威柏弗斯是牛津主教，數學家，他對自然史了解甚少，但卻是個達爾文主義的堅決反對者，對達爾文主義，他似乎有一種出自本能的仇視。作為宗教界的發言人，他是很有威望的，因此，當他要消滅達爾文主義的消息一傳出，許多人都聞訊趕來助陣，有宗教界人士，貴婦人等，足有上千人。
許多關心進化論的青年學生也聞訊趕來助威，一時兩個陣營都被充分調動起來，激戰還未開始―聲勢已經造得很大，一副山雨欲來的景象。
第二天，成千上百的人湧向牛津大學的教室，由於演講廳實在裝不下那麼多人，會議不得不轉移了幾次會場，這又把會議的氣氛逐漸推了起來，使會議一開始，便是高潮。
主持這次會議的正好是亨斯羅教授。在學術界德髙望重的亨斯羅為了避免過激事件的發生，控製好會場秩序，一開始便宣布：“凡是在正麵和反麵提不出有效證據的人，都不許發言。
這場即將爆發的論戰吸引了大量的聽眾，連“貝格爾”號艦長費支羅伊也趕來了。威柏弗斯和赫胥黎都是以能言善辯著稱的，這下將有好戲看了。首先出場的是威柏弗斯主教，他剛一出場，就博得了擁護者的一片歡呼，他也得意洋洋，自覺穩操勝券，不斷向人群招著手走上講台。他開始演講了，他以多年布道練就的如簧之舌，口若懸河地講了大半個小時。他深得演說的技巧，語調悅耳，措詞優美，很有吸引力，雖然他對生物學是一竅不通，但他卻大談什麼石灰紀的花朵與果實，菜園裏的蕪菁。他說：“誰看見而且正確地證明過一種物種轉化為另一些物種呢？難道可以相信菜園裏一切比較有益的蕪菁都能變成人嗎?”
他的繪聲繪色的演說，博得了他的信徒的一片喝彩，他們大叫：“威柏弗斯不愧是個雄辯家!”“精彩啊，聽主教先生傳道，就像是喝了蜜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