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了《天良》，我好象放下了一塊沉重的石頭。這塊石頭，我是費了很大的力氣才舉起的。現在，我想說些什麼，又什麼也說不出來。一個作品，最好不要去解釋。很多年以前，我在乳山老家插隊，聽說複員軍人槍殺幹部的事情。那是兄弟二人，象天良一樣，也是為安排工作的問題。最後，他們被包圍在一塊苞米地裏，開槍自殺了。這個故事令我震驚，並久久不能忘懷。可是我寫《天良》，不是要寫這個故事，而是需要這樣一個故事框架。我在大青山那樣貧窮而美麗的山區生活過，對於那裏的風土人情、文化曆史有許多感受。今天，當我自我感覺比較成熟了一些，.就企圖對山區農民、或者說對生活在山裏的人，進行一次深入的心靈探索，毋庸置疑，那是苦難而扭曲的心靈。你隻要認真地看一眼，就會被強烈的悲劇感攝住靈魂。於是，我從記憶中找到了《天良》的框架，拖出了這個最強烈、最悲慘的故事。
曆史與文化，仿佛存在著一種轉換關係。當轟轟烈烈的曆史事件發生過後，總有一些具有永恒價值的東西沉澱下來，這又構成了文化。在沉悶的山村，這種文化氣氛特濃，它表現為民俗、迷信、傳說、歌謠等等。山村裏一代代人，就是在同一文化背景中成張起來的。《天良》裏有不少神神道道的東西，目的就在於表現這一文化背景。我認為：人的性格形成，除開先天氣質，文化環境就是決定因素。人的任何經曆，總被這無形的大背景製約著。這種製約的力量無邊的大，以致於使人產生宿命的感覺。我在《天良》裏強調了“宿命感”，企圖表現這種力量。甚至，我就把宿命感當做文化來描寫。它是莫大叔的道教、胡婆婆的算命、狐狸精、反骨等東西的總體抽象。
據說，胎兒的生長史，便是人類發展史的縮影。那麼，我想，一個人的曆史，為什麼不能是人類全部曆史的縮影呢？撇開具體事件的具體過程，我們可以發現有些屬於人的本質的東西，在暗中規定著事件的發展方向。這些東西在曆史進程中反複顯現，使我們驚訝地看到：曆史往往具有驚人的相似性。比如說，《天良》裏那種似乎具有遺傳性的仇恨——統治者對人民、人民對統治者，這種不可調和的，殘忍的仇恨，不是規定了我國曆史上反複出現的大規模的起義和大規模的屠殺嗎？一部文學作品的曆史性，決不在於寫了曆史，而在於表現出曆史感。曆史感是有個性的，體現作家主觀判斷的，因而也是審美的曆史感覺。它的重要性遠遠超過許多重大曆史事實的堆砌。因此，對於曆史的思索，我們的出發點也應該是人，通過曆史長河的波濤去采擷人的那種本質的東西。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相信一個人的曆史可能是人類曆史的縮影。我在塑造天良這個人物時就抱著這些想法。他生活在現代，他的遭遇具有時代特征，但我希望透過他的遭遇，窺視到中國農民的真實曆史的某些本質方麵。
在寫作《天良》的過程中，我被一種巨大的痛苦壓迫著。這不僅僅因為天良生活中的種種不幸，也不僅僅因為那個已經過去的時代的種種不幸，也不僅僅因為那個已經過去的時代的種種醜惡，而在於整個人類的處境。人類陷入一種難以解脫的矛盾中：理想與現實；精神與肉體；個人與社會；自由與約束……一切都構成一個總體的衝突。所謂現代意識，其實就是人對自己處境的清醒認識。他們已經不是從個人的具體遭遇來解釋生活，而是把這種遭遇上升到人類命運的高度來加以理解。他們既作為個體生存著，又意識到馬克思所說的“類存在物”、“人屬”即作為人類全體生存著。這時他們看見了那個總體衝突。說到底，現代意識就是人類意識。科學的發達使人們有可能跳出個人的小圈圈，從人類曆史的高度發現生活中種種不合理性。這正如有了顯微鏡，我們恍然明白日常喝的水中原來竟有那麼多細菌。同時，麵對茫茫如海的人生，人類意識又以自我意識的形式凸顯出來——絕望的人們開始追求日益逝去的人的內在價值。可能有人認為天良的不幸在於他的愚昧，而我恰恰認為天良是愚昧中包含著大智慧、朦朦朧朧地意識到了人類本身的不可逾越的矛盾。殺人需要勇氣，天良的勇氣是絕望的勇氣。當他的思辯無法繼續下去，他便用最簡單的方式結束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