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
國共兩黨通力合作揮師北伐後，蔣介石很需要身邊有支筆杆子。享有聲望的陳布雷是理想人選。北伐軍剛到南昌，蔣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請陳布雷去南昌晤談。為延攬人才，蔣介石表現出謙遜的姿態，陳布雷為蔣介石的“禮賢下士”感動，不久即為他起草了激情四射、文采飛揚的《告黃埔同學書》。從此，陳布雷就成了國民黨的“領袖文膽”和“總裁智囊”，先後任國民黨中央候補監察委員、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次長、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副秘書長等職，長期為蔣代擬文字，素有“國民黨第一支筆”之稱，係有影響力的國策顧問。
抗戰時期，是陳布雷“文膽”生涯的高峰。1937年7月初，蔣介石邀集國內知識界名流二百多人召開“談話會”，並在會上慷慨陳詞，他說：“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我們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將成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嚐不可能變成北平……如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候隻有拚民族的性命，求最後的勝利。”
這篇談話以“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一句最為著名，它如同“抗戰宣言”一樣，為中國四萬萬同胞廣泛傳誦，激勵了全國軍民同仇敵愾、團結抗戰的最大決心。這篇演講稿，就是陳布雷起草的。抗戰時期，陳布雷還有許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讚譽，在國內外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作為一個舊時代的知識分子，陳布雷正直清廉、秉公無私，其品行道德為人所稱道。在重慶時周恩來曾托人向他傳話：“對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們共產黨人欽佩；但希望他的筆不要隻為一個人服務，而要為全中國四萬萬同胞服務。”作為國民黨主管宣傳的要員，陳布雷對一些進步人士是很敬佩的，譬如郭沫若。他曾促成郭沫若順利回國。
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郭沫若發表了有名的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蔣介石發出通緝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變後，郭沫若想回國抗日。為此，鬱達夫找到了陳布雷，陳布雷答應為郭沫若說情。但蔣介石對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於懷，於是陳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兩周金文辭大係》、《殷契粹編》等一疊書說：“委座，據說，郭沫若這些年沒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頭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銅器銘文……學術成果在國際上很有影響。現在，他想回國參加抗戰，所想請示委座……”這樣，經陳布雷的說情，郭沫若才得以順利回國。
作為蔣介石的“禦用”筆杆子，陳布雷曾參與起草過一些反共方麵的文章，作出過一些違心事，替蔣編織過謊言，最典型的是為蔣撰寫《西安半月記》。關於西安事變，陳布雷知道張學良、楊虎城原為抗日而兵諫，並無“弑君”、“篡權”之意，也聽說了一些蔣在驚慌中跳窗逃至山後的狼狽情節。但蔣介石向他麵授此書的綱目時，卻把張、楊說成是犯上作亂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難中鎮定自若，對下屬曉以大義，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轉危為安……陳布雷無法違拗蔣的旨意，隻得唯命是從，但內心裏卻十分痛苦。事後，他在日記中寫道：“餘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和靈魂，已漸為他人一體。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於此哉！”他並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筆達我所言”，“為人捉刀是苦惱的”。
陳布雷是個很矛盾的人物，著有《陳布雷回憶錄》。他熱愛報業，想當記者，卻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為人謹慎，也非常熟悉為臣之道，對蔣介石或同僚總是恭敬有加，從無盛氣淩人的傲氣。他廉潔自律，不拉幫結派，不貪汙腐敗，頗有“賢相”之風，被蔣介石稱為“完人”。
他位居黨國中樞，大權在握，卻鄙薄政治，不讓兒女從政，他的子女中沒有一個國民黨員(他的女兒陳璉是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