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一提起道學、道學家。人們就難免要皺眉頭。其實，從曆史的眼光來看，這未免有點對不起道學的老祖宗。
道學也曾經有過顯赫的一頁。即以道學發軔之初的宋代周敦頤、張載、程灝、程頤、朱熹、陸九淵輩而淪，他們對傳統文化、外來文化（主要是隋唐佛學）兼收並蓄，對於孔子高足“不可得而聞”的“性與天道”，大力探討，從而把儒學推進到個新的發展階段。誠然，道學內部在世界觀、方法論上都有分歧，但雙方並沒有勢如水火，更未如烏職雞，恨不得一口啄死對方，而是反複辯論，各抒己見，“鵝湖之會”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的佳話。“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占不磨心”；“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透過這些雙方的辯論詩句，我們強烈感受到恢宏氣象，心窗八麵來風。特別是南宋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對經學、哲學、易學、史學、文學都有深入的研究，著作等身，堪稱博大精深。他的《觀書有感》詩：“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雖千載之下，學人都能從中領悟到治學的不二法門。
然而，從元代到明代、清代，道學發展的趨勢，是一代不如一代；特別是從明末起，道學更是一落千丈。此何以故？令人深思。
道學的衰落，固然有種種原因。就其自身而論，假道學的盛行，宛如白蟻齧樞，久而久之，終於使樞有千瘡，大廈支離。這是道學沒落的一個重要原因。
假道學的根本特征，是掛羊頭賣狗肉，正如明朝小曲所揭露的那樣，“一個個兔趕獐，一個個賣狗懸羊”。早在嘉靖年間，袁袠即一針見血地指出：“今之偽者……其所誦讀，周孔之詩書也……其所行者，則桀紂之所不為也。假道學之美名，以濟其饕餮窮奇之欲，剿聖賢之格言，以文其膚淺悠謬之論，翕翕訾訾，如沸如狂。創書院以聚徒，而學校幾廢，著語錄以惑世，而經史不講。”（《世緯》卷下）一不講經，二不講史，隻能造就不學無術之徒。而越是不學無術，越是要劃地為牢，排斥異己，甚至不惜與知識為敵，叫囂燒書。元朝的吳海，就專門寫過一篇《書禍》，倡言對儒家經典以外的書，全部“禁絕之”，一把火燒個幹淨，百姓不得再收藏，坊市不準再刊印，科場考試時有膽敢引用者，即“黜降停革”（《聞過齋集》卷4），撤職查辦。清朝的石韞玉，不僅狂言“凡遇得罪名教之書，須拉雜摧燒之”，並特地在家中設一書庫，取名“孽海”，除儒家經典外，見書就購。擬付之一炬；甚至不惜摘下其妻手腕上的金鐲，千方百計買到340多部《四朝聞見錄》，統統燒光（法式善：《東齊脞語》）。對於民間野史，竟然仇恨到如此地步！至於假道學的賣友求榮，如清初李光地出賣陳夢雷；在公文上做手腳。如熊賜履批錯上疏，卻毀滅證據，栽贓陷害他人；不擇手段撈取政治資本，如厚著臉皮替老子請諡的尹嘉銓；諸如此類，都使他們自剝畫皮，成了人所不齒的“名教罪人”——這在當時，實在與狗屎堆幾乎同價了。顯然，道學鬧到這步田地，前景也就可想而知。到了清末，道學差不多“烏乎哀哉，尚饗”了。誠然，還有不識時務者想開曆史倒車，重振假道學，如民國初年，仍有遺老重刊尹嘉銓的《小學大全》，哀歎“世風不古若矣，願讀是書者，有以轉移之”。這當然是徒勞的。“廟門燈火盡，徘徊獨多時。”還能得到什麼呢？
從思想發展史來看，不管哪一種思想體係，如果發展到似是而非的地步，則岌岌乎殆哉。清初思想家顏元在批判道學時，曾指出：“天下寧有異學，不可有假學。異學能亂正學，而不能滅正學；有似是而非之學，乃滅之矣。”（《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假道學正是典型的似是而非之學，它的危害性，是不可低估的。
1994年6月2日於八角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