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多年前，中華大地遍地哀鴻、餓殍隨處可見。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率兵進軍河南後，受到廣大饑民的熱烈歡迎，兒童們高唱：“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三）這“吃他娘”三字，耐人尋味。譯成今天的口語。即：“他娘的。吃吧！”或“吃他媽的！”這是在當時特定曆史條件下，貧民刮起的一場大規模吃大戶的真實寫照。事實上，民變隊伍所到之處，把官府、豪紳的酒肉狂飲大嚼，甚至在攻克洛陽後，將福王朱常洵的血與鹿血摻在酒中，名“福祿酒”，開懷暢飲（吳偉業：《綏冠紀略》卷八）。如此近乎恐怖的吃喝風，不能不說是對上層權貴及富豪窮奢極侈、大副吃喝風的懲罰。
民諺有謂：“上粱不正下梁歪。”皇帝富有四海，享盡人間美味，自不待言。而在皇權卵翼下官僚階層的大吃丈喝，同彈令人瞠目。明中葉後，隨著商業的繁榮，政治的腐敗，官場吃喝風要是愈演愈烈。嘉靖時權相嚴嵩與其子嚴世蕃，不僅生活奢豪，日享珍饈百昧，連尿壺都是金、銀製成的。而且每當貪贓受賄滿百萬兩，就大擺宴席以示慶祝。嚴嵩垮台後，從他家抄出的金酒杯、酒盂、酒缸的重量，不下17000餘兩（佚名：《天水冰山錄》）。嚴嵩被多數史家視為奸相，形象醜惡，而萬曆初年的名相張居正，被史家公認為是一代政治家、改革家。然而，此公在大刮“吃喝風”方麵，並不比嚴嵩之流遜色。其父病逝，他奉旨歸葬時，坐著32人抬的豪華大轎，“所過州邑郡，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內無下箸處”（焦竑：《玉堂叢話》卷八）。飽食思淫樂，他因姬妾眾多，生活荒淫無度，大吃補藥、丹藥；彼時肉食者將海狗腎奉為至寶，“宦青登萊者求之而不可得，真者價值六卜金”（李紹文：《雲間雜識》卷二）。剛好守海名將戚繼光與張居正有誼，送給他不少海狗腎，致使“終以熱發”。“竟以此病亡”（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一）。據說，張居正“死時皮體燥裂，如炙魚然”（謝肇淛：《五雜俎》卷十一）。真是目不忍睹，狀極磣人，堪為胡吃豪喝者戒！
僅臣如此講究吃喝，下屬官吏自然競相效尤。明代本來就官員冗濫，多如牛毛，吃喝風盛行的結果，導致廚師供不應求。成化以前。儀光祿寺即有廚役6384名，成比十年（公元1475年），又添500名。成化二十三年，太監由青又奏添1000名（《明經世文編》卷四十四，第340頁），真乃何其多也！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宣宗曾指出：“近聞人小官……沉酣終日，怠廢政事”（餘繼登：《典故紀聞》卷九）。其後。京師六部十三道等宮，更作長夜之飲（陸容：《菽園雜記》卷14）。真是夜以繼日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宴客時“勸盡改曰‘幹歲’”（葉盛：《水東日記》卷四），“千歲”之聲，不絕於耳。必須指出，有些地方的官宴，是攤派地方承辦的，敲詐勒索，危害多端，小民不勝其擾，悲劇迭相發生。如：“南京有印差道長五人，與巡視京城道長俱與上、江二縣（按：指上元縣、江寧縣）有統屬，凡有宴席，皆是兩縣坊長管辦，有一道長請同僚遊山，適坡山一家當直，此日13位道長，每一個馬上要錢一吊，一吊者千錢也，總用錢13000矣，尚有轎夫抬扛人等，大率類是，雖廚子亦索重賂，若不與，或以不潔之物置湯中，則管辦之人立遭譴責。且先吃午飯，方才坐席，及至登山，又要攢盒添換等項，賣一房樓房，始克完事，不一月而其家蕩然矣。繼此縣家定坊長一人自縊死，一人投水死。”（周暉：《二續金陵瑣事》下卷）如此吃喝，簡直與吃人無異。
吃喝風從官場吹向民間，敗壞了社會風氣。人們不僅越吃越講究，排場也越來越大。嘉靖時文人何良俊曾謂：“餘小時見人家請客，隻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唯大賓或新親過門，則添蝦蟹蜆蛤三四物，亦歲中不一二次也。今尋常燕會，動輒必用十肴，且水陸畢陳，或覓遠方珍品，求以相勝……近一士夫請袁澤門，聞殽品計百餘樣。”（《四友齋叢說》卷三十四）而搜求四方佳物，恨不得食盡天下珍饈的情形，時人謝肇涮的記述，最為生動：“窮山之珍，竭水之錯，南方之蠣房，北方之熊掌，東海之鰒炙，西域之馬奶，真昔人所謂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費，竭中家之產不能辦也。”（《五雜俎》卷十一）屠宰牲畜，“多以慘酷取味，鵝鴨之屬，皆以鐵籠罩之，炙之以火，飲以椒漿，毛盡脫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驢羊之類，皆活割取其肉，有肉盡而未死旨，冤楚之狀，令人不忍見聞”（同上）。如此虐待動物，人道、獸道皆蕩然無存矣。從正德、嘉靖間開始，凡宴集都有樂隊，並請專職廚子司其事（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七）。而北京的筵席“以蘇州廚人包辦者為尚，餘皆紹興廚人”（史玄：《舊京遺事》）。這樣，對烹調技術的要求，必然越來越高，口味越來越刁。明末的江南才子張岱，不僅嚐遍四方風味，食時也極為考究。如吃蟹，“從以肥臘鴨、牛乳酪，醉蚶如琥珀，以鴨汁煮白菜如玉版，果蓏以謝桔、以風栗、以風菱。飲以玉壺冰，蔬以兵坑筍。飯以新餘杭白，漱以蘭雪茶”。明亡後，他結廬山中，布衣蔬食，回想當年吃蟹情景，不禁喟然歎曰：“真如天廚仙供，酒醉飯飽，慚愧慚愧。”（《陶庵夢憶》卷八）明末另一位著名才子冒襄，其妾董小宛不僅風姿綽約，是一代名姬，且為烹調好手，製小食品、甜食尤佳。董小宛謝世後，冒襄回憶與她的九年生活，痛心疾首地說：“餘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影梅庵憶語》）張岱、冒襄，都是富室，家產豐厚。那麼，小民百姓又如何？同樣深受吃喝風影響。明人小說寫普通商人蔣興哥之妻三巧兒請薛婆子吃便飯，不過是兩人共食，各種葷菜、素菜、果子，竟擺下16碗之多（馮夢龍：《喻世明言》卷一），可見一斑。不少人家連辦喪事也“大設筵席，盛張鼓樂，廣召親寶，多至十餘日，少亦不下五六日”（薛岡：《天爵堂文集筆餘》卷二）。無怪乎時人有十貧十富之說，其中的“九要貧”，是“宴貴賓”（褚人獲：《堅瓠集》三，續集），不難想見，蚩蚩小民，哪裏經得起權貴們蝗蟲一樣的大吃大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