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風氣被敗壞的另一個方麵，是助長了送禮、“走後門”的歪風。萬曆時，南京文人周暉在除夕前一天外出訪客。至內橋，見中城兵馬司前手捧食品盒的人，擠滿了道路，以至交通堵塞。何以故？原來“此中城各大家至兵馬處送節物也”（《二續金陵瑣事》下卷）。當然，對於位居要津的權貴們來說，食品盒又何足道哉。萬曆中某侍郎收到遼東都督李如鬆送來的人參，竟“重十六斤，形似小兒”（談遷：《棗林雜俎》中集），如此奇珍，該又價值多少！《金瓶梅》第49回描寫清河縣提刑千戶西門慶，為了跟蔡、宋一禦史拉關係，請他倆赴宴，一桌酒席竟費了千兩金銀，真是揮金如上。
不過危害更大的方麵，是吃喝風加速了政風的腐敗。明代官俸最薄，《明史·食貨六》有謂：“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更定官祿，正一品月俸米87石，從一品至正三遞減13石，從三品26石，餘遞減，正七品至從九遞減五鬥，至五石而止，自後雖曆朝有些變化，但大體視此製為永製。成化初年，米一石折鈔十貫，是一石米僅值二三十錢。顯然，如果讓官們自掏腰包，那樣大吃大喝，一桌飯足以使他們傾家蕩產——當然，這還隻能是指隻靠俸金生活的清官而言，而有明一代，真正的清官，又有幾人哉？再則，成天琢磨吃喝，醺醺然，昏昏然，還有多少心思從政！而有的封疆大吏，為了討好皇帝，在吃喝上大作文章，更使政風日頹。如弘治時的丘溶，任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政績尚佳，卻挖空心思地製成一種餅，托宦官敬獻孝宗，但製法卻又保密，致使孝宗食後大喜，下令尚膳監仿製，司膳者做不出，俱被責。對此，連當時的宦官都看不慣，說：“以飲食……進上取寵……非宰相事也！”（陳洪謨：《治世餘聞》下篇，卷一）“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當吃喝風在明朝城鄉的達官貴人、富商縉紳，甚至小康人家的餐桌上愈吹愈猛之際，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廣大貧苦農民，又吃些什麼呢？筆者在拙作《一碗粥裝得下半郡曆史》（刊於台灣《中央日報》1992年12月2日副刊“長河”版）中指出：“如果以稀粥來劃分中國的曆史，2000年來，不過是大多數人尚有稀粥喝的時代，大多數人連稀粥也喝不上，不得不改變現存秩序，爭取能再喝上稀粥的時代。”“倘若各種矛盾激化，人禍、天災交織，農民連稀粥也喝不上，並吃盡了附近的樹皮、草根，就會形成龐大的四處覓食的隊伍。最終揭竿而起，燒毀‘酒肉臭’的‘朱門’，把皇帝也拉下馬，直至在新的王朝中，再回到農村，慢慢安定下來，重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這是曆代王朝唱的老調子，明朝不僅毫不例外，事實上更典型。最後，在饑民大軍“吃他娘”的喧囂聲中，“忽喇喇似大廈傾”，大明王朝土崩瓦解了。
值得注意的是，吃喝風古雖有之，於今為烈。竟有人一桌飯菜花去35萬元人民幣，真是熱昏。而官場吃喝風的蔓延，更使識者深憂之。據悉，全國一年用公款請客吃喝的花費高達1000億元人民幣！願300多年前吃喝風的悲劇結局，使國人有所思有所悟。
不眠憂吃喝，此風何時息！
1993年冬於八角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