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外貿曆史悠久，但考諸史籍，從漢唐到民國，未見“出口轉內銷”一詞，亦未見有至今仍令我們眉飛色舞的絲綢、瓷器、紫砂壺、宣紙、景泰藍、玉雕、金華火褪等國貨出不了國，隻好再做回爐燒餅，賣給國內百姓之事。雖說餘生也晚，生於民國，成長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目睹之怪現象，絕對沒有老前輩吳趼人先生多，但也見到不少。其中之一，就是“出口轉內銷”。回想起來，不才第一次看到這五個大字，是1962年，當時家居上海。那是一個在很多地方餓隨處可見、浮腫病在全國蔓延，而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卻在給我們作報告時大叫“形勢大好，空前的好”的大饑饉而又太高譜的年代。有次我和亡妻過校元女士，在北四川路上走，忽然看到一家百貨店前顧客排起長隊。走到店前一看，見門臉上寫著“好消息：出口轉內銷”幾個大字，賣的是毛巾、汗衫之類。以後，這種現象時隱時現，但所內銷之商品，種類卻日漸其多。及至6億人互鬥的文革期間，有些商店的貨架上，又出現了“內銷”的裝潢精美的豬肉、牛肉罐頭，價錢也還便宜。不過，我從一位任食品工程師的舍親處得知，這些罐頭是從加拿大、香港退回來的，前者被加國有司抽檢時發現一個罐頭中竟有鐵釘一枚，於是發文我國有司，謂“發現罐頭中有鐵釘，不適宜人類食用”雲雲，遂將罐頭全部退回。而後者退回的理由則是有顧客發現所購罐頭中，竟有沾滿油汙的工作手套一隻，此食品廠正嚴厲追查“階級敵人”，已列為市內大案之一。知道了底細，我對此類“內銷”產品，再也不屑於一顧。原因是明擺著的：何必食洋人甚至西崽的棄物？又豈能自承非人類！盡管此時我已被打入“牛棚”，也就成了“牛”，打掃廁所，但我十分自信，無論是學問、人品，我仍然是堂堂正正的人，比起“四人幫”的禦用文狗，肯定是他們吠於前，而我最終笑在後。1979年初，我調到北京工作，仍不時在“天子腳下”的店鋪中，看到“出口轉內銷”字樣，但最近幾年，日漸其少，我甚至懷疑已經絕跡了。這是很值得慶幸的好事。從這個小小的窗口，我們不難看出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漸提高，“轉內銷”已經喪失了號召力。更不用說，在激烈的商品競爭麵前，人們愈來愈懂得質量是產品的生命，誰敢馬馬虎虎，生產不合格的東西出國，拿自己的飯碗開玩笑呢？
縱然有這樣的糊塗蟲，也肯定是越來越少了。
然而，令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是，另一種特殊商品——精神產品。至今卻時有出口轉內銷現象。即以不才而論。治史之餘，喜歡寫些雜文、隨筆之類，無非是“位卑未敢忘憂國”，說些諷時濟世、以古鑒今的話；但是，我的某些文章，卻糊裏糊塗地被槍斃，致使我不得不將“屍體”出口，在那裏起死回生，然後又內銷回來，與讀者見麵。例如，《一碗粥裝得下半部曆史》，某刊已排出清樣，後忽又不知奉何許人之命撤下，我便一字不動地將此文寄給海外某報副刊發表，後來收入拙著《阿Q的祖先——老牛堂隨筆》（團結出版社）中，不久，被《北京日報》全文轉載，並有學者在書評中熱情褒揚。再如，某報向我索雜文稿，甚懇切，我便寫了一篇《未莊評職稱的風波》，根本是故事新編，無頭公案，不過用嘻笑怒罵的筆法，抨擊了評職稱中的一些怪現象而已。然而，此文又遭槍決，而且不說“罪狀”。我隻好把此文交香港《大公報》發表，出乎我意料的是，上海發行近百萬份的《報刊文摘》，一周後就轉載了，反響熱烈。以後又收入拙著《牛屋雜俎》（成都出版社），再次受到學者評論文章的佳評。諸如此類，實在令我納悶：文革中，我被戴上上海人所說的“阿四頭帽子”（按：即“四類分子”；張春橋一夥抬舉我的則是“現行反革命分子”，“阿四”之一也。）多年，吃盡苦頭。至今心有餘悸，下筆為文，又何敢越“四個堅持”雷池半步？盡管如此，有時拙稿卻仍遭無妄之災，真奇他爸的怪了。難道這就是“見仁見智”之謂乎？恐怕也不盡然吧！所幸我在海外文史界尚有微名，倘初出茅廬，上述作品，不就是一斃之後，再也無聲無息了嗎？雖說海外進步的華文報紙稿酬比這裏高，但讓我“亡命走天涯”，“出口轉內銷”，非所願也。不是說“外麵的世界很精彩，外麵的世界很無奈”嗎？金秋即將來臨。我衷心希望：我在自己土地上種的莊稼，能順利收割——當然，我指的是筆耕。
1995年8月3日於京南老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