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李自成，與研究一切曆史人物一樣，應當堅持科學性，其關鍵在於實事求是。如果丟掉這個前提，史學研究的科學性便會成為一句空話，也勢必走向邪路。
在去年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有人說“李自成的六七十萬軍隊，在北京城內天天享樂腐化”，這種說法純屬想當然耳。實際上，李自成進京的軍隊，今天已難以認定一個確切的數字，史家的看法也互有歧異，我認為大順軍進京人數不過五六萬人的說法，比較接近真實。不能否認，京中農民軍有紀律敗壞、貪汙腐化現象，但畢竟是個別的、局部的。比較而言，在中國古代農民起義大軍中，大順軍的軍紀算是夠好的了。李自成之所以失敗，從主觀上說，是對關外磨刀霍霍的清軍，缺乏足夠的認識；從客觀上說，是大順軍過去麵對的是垂死的明王朝，明軍已到了不堪一擊的地步，故大順軍後期作戰幾乎足所向披靡，而關外的清軍，則是處於上升時期的強大武裝，網此大順軍與清軍交戰，一戰即敗，並屢戰屢敗。“敵去禍存”。崇禎皇帝被強大的農民軍打倒後，李自成這個新皇帝的命運，是被更強大的清軍和漢族地主階級武裝聯合打倒的。這是曆史的悲劇！當然，李自成的人在長安（北京），心在西安，以及拷掠追餉的錯誤做法等等，也是導致失敗的原因，但畢竟是次要的原因。
應當看到，半個多世紀來，經過幾代史學家的努力，對於李自成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例如，在李自成的結局問題上，凡是真正對明史研究有素的學者，都認定李自成於1645年5月殉難於通山九宮山牛跡嶺。正是：堪歎闖王悲末路，血染牛跡恨未銷。郭沫若先生一度誤信“通城說”，但早在1956年，就公開作了更正。郭老的這一更正，正是體現了實事求是，堅持了李自成研究的科學性。現在某些媒體傳播無文化的文化新聞，說什麼“郭老的得意門生”雲雲，這本身已是天方夜譚，因為郭老從來就沒有什麼得意門生；至於說郭老在史稿組說的那番話，實在也是子虛烏有，因為史稿組的人多數都健在，沒有一個人能證明郭老說過那樣的話。何況，我們研究李自成，與研究所有曆史人物一樣，無需按郭沫若或別的什麼人的是非為是非。曆史事實才是揭示曆史真實的最可靠的依據。從清代初期起，便有人開始精心編造李自成出家為僧的故事。這正像魯迅在《病後雜談》指出的那樣，“中國的有一些士大夫，總愛無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來，他們不但歌頌升平，還粉飾黑暗”。也就是把屠伯的凶殘歹毒，化為清風明月。對此，即使是站在反動立場上的人，也往往不以為然。清代嘉道年間的禮親王昭褳，就以悻悻然的口吻說：“餘按黃巢……（李）闖……奈何轉為隱諱，務以考終歸之！未審執筆者是何心也。”（《嘯亭續錄》卷三）至於國學大師章太炎也誤傳過李自成出家說，那是辛亥革命前後特定曆史思潮的產物：革命黨人為反滿，抬出明代的某些忠義人物，“發潛德之幽光”，在宣傳這些人物事跡時，並未嚴格考訂史實，從而模糊了一部分曆史真象。如章太炎還說過山西票號是顧炎武創辦的，頤炎武在北方，沿途都有會黨保護雲雲，其實，經學者考證，根本無其事。對於太炎先生的李白成出家說，我們應當用曆史的眼光去分析、鑒別。
值得指出的是，當前在商品經濟大潮的衝擊下，某些地方搞偽文物成風。對此，史學家應當清醒對待。而不可推波助瀾。否則，史學家的良心何在？對此，我們必須堅持曆史科學的嚴肅性。
1995年5月23日於老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