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上海著名影星阮玲玉絕望地在遺書上寫下“人言可畏”後，自殺了。消息傳出，沸沸揚揚；小民百姓津津樂道，各種小報刊載的消息、傳聞之類，如火如荼，那些曾經大造阮玲玉謠言，置她於死地的下三流記者，更裝成可憐兮兮，千方百計為自己辯解。麵對這種種醜惡現象，魯迅拍案而起，寫了《論人言可畏》（《且介亭雜文二集》），痛斥某些報章對強者“吞聲忍氣”，而對阮玲玉這樣的弱者“耀武揚威”；同時批判小市民的一種劣根性，“總愛聽人們的醜聞”，更何況是電影明星的桃色小道消息。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眾口鑠金，積毀銷骨”，阮玲玉實在是死於別有用心及無所用心的人言所結成的黑網，纏得她透不過氣來，終於窒息而死。
彈指間，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正如清人鄧漢儀《過息夫人廟》詩中所寫的那樣，“千古艱難唯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大體說來，除了窮途末路的殺人犯、大盜之流外，自殺者總是值得人們同情的。而享有一定知名度的自殺者，更易為社會所關注，這原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不問是非，甚至不辨善惡，連自殺的殺人犯也加以同情，那就未免糊塗。對於顧城之死，不少人正扮演了這種角色。
顧城死後，海內外——特別是中國大陸的若幹文人，忙得不亦樂乎：發消息，寫悼文，出專輯，趕印專集、遺作等等，其盛況，遠遠超過當年阮玲玉的身後事。上月在海外，我看到一家雜誌上刊載正在美國訪問的著名學者李澤厚的一封信，說：貴刊未理睬顧城之死，深表讚賞。並說：顧城不過寫過一些朦朧詩，偶有佳句，何足道哉，他是個殺死其妻謝燁的罪犯，不值得同情，更不應美化。誠哉斯言！我以為，比起那些對顧城大唱挽歌、讚美詩的人來說，李澤厚不失為是“眾醉獨醒”。道理很簡單，豈不聞“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這八個大字乎？對於用斧頭劈死自己妻子的凶犯，還要同情、美化，法律、人性、道德的尊嚴，又將何以置之？
有人說顧城殺妻是精神失常狀態下所為，這是想當然。新西蘭警方驗屍結果證明，顧城是用斧頭對準謝燁後腦劈下去的，可謂瞄個正著，自知罪責難逃，才在林中吊死。於是又有人本著“非常人乃有非常之事”的古老信條，認為顧城既是詩人，他的殺妻行為也是詩的延伸，從而往這個殺人犯的臉上大搽雪花膏。混淆黑白，亦至於此！
報刊上一些文人諸如此類的人言，比起阮玲玉自殺前後的人言，要更可畏。歲月逝去近一個甲子，中國早已經過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在知識界，有相當一部分人，比起當年的小報記者，不但並無長進，甚至在良知泯滅上有過之麗無不及。這是另一種悲劇，可畏。老實說，說他們糊塗，那是我自己糊塗。高僧弘一法師生前曾書偈語給了識法師日：“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看看輪到我。”對於昏昏然、紛紛然忙著在顧城死後炒新聞、寫長文、出快書的一些人來說，“我心熱如火”的動機，顯然不是“熱他人”，而是覺得該“輪到我”撈一票！隻要有利可圖，管他是非善惡。透過他們的作品，聽其聲，聞其言，應當說更可畏；難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自古明訓，已經變得一文不值了？若然，人豈非成了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捷克有句名諺：“敵人的屍體聞起來也是香的。”對於某些食利主義者來說，詩人的遺體也公然成了香的了，這是墮落。
“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這大概是不錯的。但是，對殺妻犯顧城大樹特樹，美化成“身後風流陌上花”，最低限度，用一句上海話來形容，也是“太野豁豁”，實在要不得。
1994年5月18日於八角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