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看起來，你就像個模範青年，和所有人的想象不一樣……
嗬，有點無聊啊。我倒真覺得挺有意思的。我倒很渴望生活出現一樣的東西，出現太多的不一樣，一定會亂七八糟的。我是特容易出意外的人，所以我希望平時的生活中相對沒有意外一點。
張：八零後很多年輕人把你視為他們的代表，國外媒介在報道你時也這樣認為，你怎麼看你自己？
我根本不能代表一代人，這些和我沒關係。
就像我在珠海的比賽，我的生活可以拿珠海比賽來形容一下。我從九點開始去賽車場，然後等車，試完車以後去上上網，在外麵看看別人試車，下午三四點回酒店。連續六天，從三點鍾進酒店到第二天早上九點我都沒有踏出酒店一步，包括吃飯，我都沒有和車隊一起吃，我都是在酒店要的送餐。
但是我覺得特別充實，因為我做了很多事情。我把劇本發給人家，商量怎麼拍。我不喜歡那種形式上的精彩，因為會耗費太多精力，我本身的精力有限，其實就是一個很普通的人。但是我幹了很多事情，賽車、寫東西，包括拍一些東西，打桌球，包括和女朋友如何如何，這都非常占精力。我一共就那麼多精力，要把這些事情都做好，已實在沒有多餘的精力了……所謂泡吧、飯局，我覺得都是浪費精力的事。我家住那麼遠，泡一次吧，開車來回就得四個小時。瘋啦？！
《獨唱團》雜誌成了樂隊
李邑蘭（以下簡稱李）：《獨唱團》是你的主動行為嗎？
韓寒（以下簡稱韓）：不是。《獨唱團》是一個朋友找到我，說辦個雜誌吧！我說不辦，而且不辦的理由其實很簡單。我告訴大家，那些男明星和女明星之間，說你在不在乎那個人？你問譚詠麟在不在乎張國榮，你問張國榮在不在乎譚詠麟？其實都是假的，包括女明星之間，明星其實是有話不能說的。
但是我辦雜誌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早年想辦一本雜誌，後來沒有辦，因為我去比賽了。那就是說，曾經有辦雜誌的理想，因為一直想做記者，做不了記者的話那就做一個主編也行。但是我去比賽的時候，郭敬明辦了一本雜誌。後來人家再找我辦，我便全部推辭了，因為這樣很容易被人說成跟風，看人家掙錢了你要跟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何必被人家這麼說呢？
但是那個朋友太熱情了，找了我十多次，他把我說服了。他開始說服我是說，你難道不想開法拉利嗎？你難道不想住別墅嗎？我覺得很奇怪，我想開法拉利分分鍾都能開，不是說我能買，因為比賽都是邀請我去，還能拿錢，我想開就能開。問題是我還真不想。
後來他又說，你不想有另外一番事業嗎？我也不想。直到最後他跟我說，有一個人打賭跟我說你辦的雜誌肯定不行，銷量連十萬都過不了，肯定沒人看。這便激起我的鬥誌了，我想一定要辦這個雜誌。
我是一個很容易被激將的人，這一點很多人想不到，包括我常年不參加電視節目，除了偶爾的訪談以外不做什麼電視節目。湖南衛視有一些朋友邀請我參加《快樂大本營》、《天天向上》，這些節目本身我也挺喜歡看，而且看著挺開心，很搞笑，看娛樂節目很正常。
但是我把這些邀請都推掉以後，唯獨參加了湖南衛視的一個節目，叫《快樂向前衝》，當時所有人眼球都掉到地上了。如果有明星經紀人之類的，人家不會談這種節目，覺得相對低級，要落水、要掉到水裏，是要出醜的。一般人都不願意去。我就是因為和朋友打賭，人家說你肯定過不了，我說我肯定過得了，然後我就主動聯係節目組，也是通過朋友。大家都很震驚。可能我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事，朋友打賭說你會掉水裏，我說不會，結果我掉水裏了。
當時辦雜誌其實是有人在那激將，然後我就做了。花了一年多的籌備，自己又懶，再加上當時選的很多文章又很難過審，這篇撤那篇撤，這裏審那裏審，而且我沒有經驗，一開始在一個出版社，他拿掉三篇文章我說不行，一篇都不能拿，拿三篇我就換別的出版社了。換了別的出版社呢，人家拿掉五篇，再換個出版社，結果是拿六篇。後來當你換的出版社越來越多後，別的出版社都不敢接了，要拿得更多一點。所以當時我失誤了，就導致被撤掉的文章越來越多。我又不願意讓作者受到任何傷害。本來我特別怕坐飛機，但也會飛到別的城市去跟人家負責審查的人吃飯、喝酒，就差請人家去桑拿、KTV了，然後要說一堆“那種話”。你知道這種話，我平時絕對說不出口，你們這個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設做得很好呀，文化發展很興盛呀，都是違心的話，就因為要替他人把那些稿子留下來，隻能去拍馬屁，說那種讓自己雞皮疙瘩掉一地的話。還跟著人家一唱一和，人家說這個符合科學發展觀，我說對。
到最後雜誌終於出了，但是也刪了很多東西，第二期就辦不了了，之後也是被人舉報，就做不下去了。
李：《獨唱團》為什麼會被關掉？
其實是個很漫長的過程，就像一個人得癌症一樣。你是得有心理準備，知道它是怎麼死的。
先是《獨唱團》第一期出來以後，發得很好，一百多萬冊。然後，盛大文學的人過來找我，說接到了上麵的命令，不能再做第二期了。我問有沒有辦法嚐試一下，之後也做了一些溝通，說還是不行。當時知道《獨唱團》可能做不了了，但並沒有直接的通知。我又換到了磨鐵那裏，想多換幾家出版社，做些嚐試。可還是不行，印好的雜誌後來被銷毀了。
畢竟隻是一本文藝雜誌，本來第二期我們都已經準備好了，一切妥當，也沒有什麼理由把它扔掉。但還是不行。做了很多的嚐試後還不行，那我就向大家宣布，《獨唱團》停刊了。
《獨唱團》一年的運營費用也要一百多萬。裏外裏你被人家這麼玩，損失上千萬。我寫書掙的錢根本就不夠倒貼到這個雜誌來。按理說，《獨唱團》可以有很多收益，到最後宣布雜誌不搞了之後，也沒有任何記者打電話。
我們的生活還是在一個軌道上前行。隻是，這裏的化工廠突然爆炸了，在火車上的人扭頭看一眼這裏，再看一眼那裏，但大家的生活還得繼續。這個事情就是這樣。
李：經濟損失怎麼辦呢？
我和出版社、大家一起承擔這些經濟損失。
李：獨唱團今後就做樂隊了嗎？
對，從一個地方搬到另外一個地方，那就做樂隊，大家唱唱歌，在網上可能做一個電子雜誌，以後做APP，因為你總要換種形式生存。那些紛爭留不下來，我想給未來留下些東西。包括我身邊的一些朋友，原來《獨唱團》的編輯、主創也都這麼想。作品就是作品，哪怕《無極》、《戰國》也是作品。
我更多地希望去寫一些小說、出版一些書，可能也會去做一些別的，現在不好說。但是會逐漸減少那種雜文或者時事評論，人總會累的。
李：是韓寒怕了嗎？
不。這跟怕根本沒關係，我一不怕政府，二不怕其他人。你想汶川地震時就我一個人替莎朗斯通說話，一下便罵出五萬多條。另外我還替韓國說話，我們說韓國人什麼，都是我們自己捏造的，你不能先自己捏造然後再去指責人家吧！你不能給人家先潑點糞再說人家髒。雖然韓國人的確很多事做的挺不好，但批判的那幾句話明顯是我們自己捏造的。
微博和社會話題
李：你上微博聊天，第一次是為酒做廣告。
是一個品牌，跟車隊有合作，想做個微訪談，還要道歉。全世界除了我這樣的傻逼以外，就沒有其他人會這麼做了，我就是臉皮太薄了。
那麼多年我也沒在微博上出現過。我覺得作為一個商業活動，對讀者也不是好。說到底就是臉皮薄嘛，不過這事兒說到底算個屁啊。對於大部分的人來說，真不算什麼。
李：公民韓寒是釣魚案時登場的嗎？
應該是更早的時候。其實說到底公民這個稱呼，也隻是原來那種意見分子或者知識分子的變種而已，也是南方報業找到的一個新稱呼，這個稱呼比較安全。
因為是公民嘛，能說意見分子、知識分子、異議分子這些詞屏蔽了，那總不能把公民兩個字也屏蔽了吧。而事實上每個人都去盡自己的公民職責的話，這個社會會好很多。公民很難做的，公民比明星要難做。
到後來再加上公眾知識分子，又被嚴重無名化。這種無名化除了政府無名、網民在那裏無名以外，公知自己也時不時給自己頭上澆點糞，互相之間也潑點糞，那也活該這個詞被無名化。
包括知識分子也是一樣的。我一個朋友寫文章，最早的時候我也是這麼做的，我會給看不順眼的知識分子起一點外號，有一個朋友叫人家“姿勢分子”，就是這些人做什麼事情都會做個姿勢、表個態。但我認為這樣不好。說你是知識分子、我是知識分子，其實大家本質都是知識分子的異類，你要反對的是另一類知識分子。你可能跟他的意見不同，那說意見就夠了，你給人家扣外號，而這個外號最終會扣到你自己頭上來。你是公知、我是公知，大家都是公知，但這個公知說的和我這個公知說的不一樣，你就說怎樣怎樣，到最後你自己也會變傻逼的。
所以很多時候，無名化除了外界以外，自己也在那裏無名化。
李：娛樂八卦滿天飛的時候，有價值的思想怎麼才能傳播？
首先什麼叫有價值的思想？這個很難說，真的無法判定。從去年起，我有時上上女朋友的微博，看看做菜、吃飯、美劇，感覺也挺好的。不是說已不關心現實，隻是產生了一些變化。這變化源自你發現自己關心了幾年、十幾年的事，社會本質上沒有什麼改變，該冷漠的依然冷漠，該傻逼的還是傻逼，會有一種無力感。那種無力感會讓你想抽離這個環境，去看看高山流水、風花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