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對，書過多少年可以再看，一幅畫也是這樣，音樂不太一樣。古典音樂稍微好一點，但是你二十歲聽一段曲子和六十歲聽一段曲子，我想是不一樣的。
其實我們現在
陳：有代溝。
我沒接觸到九零後，我很遺憾沒能接觸到九零後，我身邊的朋友最年輕也是89年，還差一點。
陳：89年也十九歲了。
有的時候不要拿語言去交流，因為語言是有代溝的。但是有些東西，是永遠沒有代溝的。所以你就用那些永遠沒有代溝的東西去交流，我覺得。
獨生子女
陳：你今年才二十六歲，可我一直以為你是80年的。
差不多了，說著說著就是八零後。
陳：你習慣人家說八零後？
一開始不習慣，後來沒有辦法，就像那些導演一樣第幾代，人家可能也不喜歡。
陳：是。
到後來說的多了也沒有辦法。
陳：我在畫畫的裏麵歸入第三代，很奇怪。第一代是徐悲鴻他們那一代，第二代是解放初期到蘇聯的那一代，第三代就是“文革”以後出來的那一代。這就是他們的歸法。我也很晚才習慣這件事情，因為我們不會去記哪個年代的，你有兄弟姐妹嗎？
我特別希望自己有，一開始希望自己有弟弟妹妹，後來看一些電視劇覺得不好，所以我是獨生的。
陳：我們那會兒是這樣，我是1953年出生的，按照西方說法我屬於二戰以後（1945—1955）生人。我的同學家裏麵有四五個、七八個孩子很普通，我隻有一個弟弟。50年代末反右運動開始，我父母都變成右派，工資一下就減了下來。我到很大才知道，我母親後來又打掉兩個孩子，不然我們家可以有四個孩子。
我自己生孩子的話我肯定會要兩三個。
陳：是啊。我到美國以後，發現電視裏討論一件事情：一個離異家庭的孩子，媽媽、爸爸分著帶。人們就在討論這個單親的小孩，未必比其他孩子孤單，好長的一個節目，那個時候中國還沒有開始這種討論。
我覺得要有很多個孩子，其實也不是說我一個人生很多個。
陳：你是幾月生日？
9月。
陳：處女座。
算是處女和天秤交界的那一天。你還相信星座？
陳：我什麼都相信。我是8月份，但是我早產，本來應該是就是預產期9月份，我媽媽告訴我早產四十多天，8月份就出來了。
孩子應該是一個話題。當年魯迅的時代就在說，“我們總是想大人，不想小孩，兒童讀物、玩具都很少。”而現在玩具又很多，可是現在的玩具隻是大人東西的縮小，完全不是小孩喜歡玩的東西。大人開汽車弄一個小的汽車給他，大人開火車弄一個小的火車給他。
我現在挺不放心小孩的，而且道貌岸然的人也不關心小孩。
陳：現在經過學校門口，會看到很多家長在等著接孩子。你們不會那樣吧，你上小學中學的時候爸爸媽媽來接你嗎？
我自己騎車就回去了。
陳：我們小時候如果有誰的家長去接孩子，那一定是哪個資產階級的小孩，或者是很寶貝的，我們都要笑他。
我小時候鄰居也開始工作了，有的在找工作。
陳：他們羨慕你嗎？
這個我不大好說，我自己也不能代替他們說，我覺得他們應該會羨慕。
陳：但是他們能跟你一塊玩就很好。
他們可能覺得不用上班，不能說特別富有，至少衣食無憂，而且還能維持自己的生活方式還是好一點的。其實我覺得一個人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賺的錢可以維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已經很好了。但是當哪天你發現你的錢維持不了原有的生活方式，首先要想是不是你的生活方式出現了問題。如果每天去王府買東西，肯定維持不了。我現在能維持我的生活方式我就很開心了。
陳：我們很幸運，很小就找到自己特別喜歡的事情。
並且靠這個養活自己。
陳：對。
而且你一旦比較早地靠這個養活自己，有的時候不用幹那麼多肉麻的活，所以我覺得挺開心的。要不然現在家裏邊等著自己養，或者有很大的經濟壓力，這個時候《人民日報》讓你幫忙寫個東西，或者某個樓盤讓你寫個宣傳，給你五千到一萬塊錢你也幹。
陳：當然，我在清華教書的時候，學生就是你這個年齡段的。現在這一撥大學生都是86年出生的，他們在這個年齡最焦慮的事情是大學畢業考不考研究生？研究生畢業以後考不考博士生？因為能夠在學校裏多賴一會就多賴一會。我不能說他們不是誠心做學問，但是我看得出來他們願意待著，把這個事情推後，把上社會工作的事推後，最好能夠在學校有一個位置。發展到最後就像你說的，叫他幹點事情給一筆錢，他們都得去。
所以我挺愛胡說八道。如果有一天胡說八道過了，中宣部不讓我寫了，我還可以去賽車，還有一條退路。
陳：對。
出名
陳：2005年《新周刊》評新銳榜，郭敬明一來，幾十名記者擁進來。我看到很白很瘦的一個人，感覺很可憐，於是趕緊離開座位。一個小孩忽然有名，已經很不容易了。你們是不是喜歡上電視？
其實也不是，我都很少做電視節目。
陳：你可能不喜歡這樣，但是你不會特別反感這件事情。我們這代人不一樣，也可能因為我在紐約待久了，有電視台找我就去，可是圈內會有人反感。但是年輕人完全沒有。
我也覺得周圍都沒有。其實按理來說，我覺得作為一個寫東西的人，不應該特別多的上鏡。除了發表的東西名字以外，平時都應該隱姓埋名，人家都不知道你長成什麼樣子。
陳：這個是我回國以後才慢慢習慣的。發表一個東西以後還要你的照片，我抵抗了很久，不習慣幹嘛有一張照片。但是隻要有一次讓步了，後來就又可以了。我出國前的七八十年代，發表畫和文字沒有一個人附照片。再往前的30年代也沒有，所以魯迅坐火車沒有人認識，會朋友送私人照片，但是從來不會發表。一直到死了以後照片才會暴出來，可是現在作者都是要照片簡曆。
其實這樣更好，因為你總得在外麵做點壞事。
陳：這是為什麼？更好做壞事。
更方便去做壞事。我不是特別喜歡出門被認出來，但是有的時候其實認識也沒有辦法而且也無所謂。又不是像李宇春那種偶像明星，他們過來要一個簽名，最多拍一張照片就好了。我第一本書的時候他們就問我要照片，當時就給了，所以沒有機會重新來過。
陳：你到現在還不太習慣？
到現在。
陳：現在找你簽字？
剛在學校出來的時候還行，有人找你簽字挺開心的，但是因為畢竟過去挺多年，如果一個人沉浸在小開心裏麵肯定不行。所以現在還不是特別的習慣，包括做電視的訪談，做采訪，都不習慣。我總覺得這不是一個寫東西的人應該做的事情，所以能避免都盡量避免。
陳：別人可能不太會相信。
真的，我算做電視特別少的。我已經堅持好幾年不做平時的簽售了，包括出書的時候也不做宣傳，因為我覺得寫東西就自己寫得了。但是我覺得寫東西的人必須發表自己的看法，也不知道這個年代好還是不好，比較慘的是發表自己的看法人家就說你炒作。
陳：要有一件關於你自己的事情被媒體發現了，你會怎麼回答？
隻要允許範圍內我都會說。
陳：你曾經談作協的事情，你說寧可被女人包養我也不會去作協。你可能是想在私下說，不會被媒體披露。可是你不假思索就說出來，我想這會不會是一種與某些思想鬥爭的勇氣？
不會，因為我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話，理所當然的事。私下我對你這麼說，在麵上我也這麼說。要不然我總覺得私下一套，麵子上一套，我不是特別喜歡。
賺錢
有一點很奇怪，很多人認為：一個寫書的人或者一個畫畫的人不能很有錢，有錢就違背了職業的初衷。我不同意這樣的觀點。我覺得畫家、作家更應該有錢，有錢了才有骨氣。有的時候骨氣和錢是聯係在一起的，如果你快餓死了，哪兒來的骨氣。
陳：這個想法你什麼時候有的？
十八九歲的時候就有。我覺得作為一個寫東西的人，我堅守了自己的本份靠寫東西掙錢。但是我也會接一些商業的活動，這對我來說意味著可以賺更多的錢。但是很多人不能接受這個，他覺得越窮越有骨氣，其實不是這樣。
陳：應該不會吧，在你的同齡人裏這個觀念還很多嗎？
舉個例子說吧。某家媒體驚呼餘秋雨十年裏一共賺了一千多萬，這就導致很多人心裏不平衡，懷疑自己為什麼買他的書，他發了我還看他的書！我覺得這些人很變態。中國的作家為什麼不能有錢？中國最頂尖的作家一年才賺一百萬，太少了。
陳：百家講壇的易中天、於丹出來以後，很多人攻擊他們，其實攻擊背後的原因是他們掙錢的方式變了，所以很多所謂做學問的人不舒服。其實大家都想改善情況。我們學校原來是工藝美院，每個老師都在外麵接活、開公司，雖然也掙錢，隻是不能很坦然。而且在意別人有錢了或者周圍的人怎麼去看這件事，其實無關緊要，有能力你也去掙就是了。
像於丹和易中天的暢銷書印了多少萬，版稅收入多少萬，社會都在算賬，這是蠻重要的一個信號就是掙錢的方式開始變了。以前就是靠暢銷，現在是靠電視，電視一來數字情況馬上就不一樣。可能你們幾位八零後的作者在年紀很小的時候就了解這些，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信號。
所以我批評一個事情的時候會先想一想：我願意不願意變成那個人？如果我不願意，好，客觀地去批評他。如果我願意，我還去批他，說明我心裏有妒忌或者不舒服的成分在裏麵。
前兩天還有媒體給我打電話，說郭敬明被《紐約時報》評為“中國最成功的作家”，問我怎麼想？我隻能說我無所謂。有的時候我不方便說，說了以後人家覺得我心裏不平衡。我這麼說，人家也覺得我心裏不舒服。我就不說，像有些問題，你說了人家會誤會，認為你在妒嫉。
陳：這又是非常有意思的觀點。比如境外評論一句話，說你好或者說你不好，這邊的反應馬上就會顯現，也不想想前因後果。這就說明你很在乎別人怎麼說你，無論好壞。
我一直以來都特別在乎。就像這兩次火炬傳遞，有這麼多人來反對我們，是個好事。
陳：說明人家在乎。
這件事也推動了國內的新聞自由。因為以前這些事情是不能報的，現在時代變了，尺度就慢慢大了，大家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了。如果全放開的話，先衝上來肯定是流氓，所以這樣也挺好的，有些什麼事情能夠推動，所以我有的時候挺希望各種事情多一點。
陳：你這些話其實很實在，你會跟這些朋友交流這些看法，還是被媒體問到才會說？
有人問才會說，我就會交流打遊戲。我是挺後知後覺的人，現在流行的遊戲我不去碰它，過了三四年以後，我才會去玩，覺得真的挺好玩。不過我玩的都是過時的。平時我跟朋友們說的跟這方麵完全沒有關係，從來不說，他們也從來不問。有人問我就會說。
女人
陳：你總跟很小的一個朋友圈子玩，比如你的鄰居等等。除此之外有沒有既不是開車的，也不是作家的。
有的話就是女人了，還有一些酒肉朋友。可能出於運動員的習慣，我始終認為，男性應該跟女性說話。不過我跟男人在一起就是玩，因為大家的興趣都一樣。不知道陳老師怎麼樣？
陳：我年輕的時候當知青，基本上男女生不講話，不過當然也會有戀愛發生。我們在很大以後才會談女人話題，婚後才好意思談男女話題。在最應該戀愛和最喜歡談異性的這個年齡段我們是空白，這是今天的年輕人不能想象的。
不過現在總算有了改變，我回國以後印象最深的就是看到《上海寶貝》這本書，說明終於過了這個檻了。我們那個年代生人到中年以後特別喜歡談女人，可是在年輕的時候卻總是談革命或者別的事情，很少談女人。不過當年也沒有媒體可以讓你談，倒是通信和寫情書這些事情都有。
其實回頭想想你們那樣反而更有味道，就像初中的時候要給女朋友打電話還得跑到街上去打投幣的，在六十秒內把話說完，多好玩。這些東西的樂趣在於有限製，所以得在底下偷偷摸摸地幹，更有趣。
陳：我們那時候連電話都沒有。我們的樂趣就是在課堂上扔紙團，等到開始寫信都是很大以後，中學時代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我的中學時代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誰要是談戀愛是一件相當了不得的事情。不過“文革”一過就寬多了，肚子突然大起來的人特別多，正常戀愛反而很少了。
我其實還是挺向往這些小單純的。現在去酒吧看到身邊朋友帶的女朋友，覺得她眼熟，好像流竄犯一樣，從這個圈子竄到那個圈子。1998年的時候，有件事情讓我挺絕望的，在酒吧剛認識的兩個人，一起到洗手間就什麼都能做。真的挺絕望，也覺得沒什麼特別大的意思。但是這些事情至少能說明問題。
陳：因為經過這麼多年我們好不容易才跨到這邊來。剛到美國的時候最驚訝的是情侶怎麼在馬路上就可以直接擁抱，然後在那兒啃半天，旁邊人來人往，視若無睹。等到90年代末回來發現中國也是這樣，當時在地鐵裏看到有人補妝覺得很奇怪，因為小時候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化妝的女人。不過每次別人問我美女是什麼樣的，我根本答不上來。
對，我也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因為我覺得可能對男的來說美女都沒有標準，其實我挺不喜歡定位的，比如我心中的女朋友一定要什麼樣。
陳：但是很多人真的會打比方說，我心目中的男孩子什麼樣子，女孩子什麼樣子。我從來沒有，我得等她出現在麵前才能說話。
而且各種各樣的都可以接受。
陳：你喜歡喝酒嗎？
我不會喝酒，我在高中的時候喝過一次。那時候覺得喝酒抽煙是成熟的標誌，結果喝大了，喝傷了，導致現在不太喝了。而且我還得開車。
陳：你挺克製的，抽煙你也能控製。
其實也不是控製，因為我覺得酒也不好喝，煙對我來說沒有什麼癮。
教育
陳：你90年代在上中學還是小學？當時的學校教育是什麼樣的？
我95年開始讀中學，感覺當時的學校也沒怎麼教育。就記得政治教育挺乏味，不過現在回頭看看政治書也挺有意思的，另外一種有意思。
陳：比如什嗎？
反正就和中國人看朝鮮一樣。
陳：這真是進步了，以前咱們是一樣。
其實現在也差不多。關於朝鮮總能聽到兩種人的爭論：一種是歲數大一些的人，他們經曆過種種事件，經曆過各種各樣的被新聞，被網絡評定，所以他們覺得現在已經很開放了，足夠新民主了。但是代表另外一種聲音的年輕人總會覺得還不夠開放。可能是80年後出生的那些人，他們不知道那些事，他們的信息都被屏蔽掉了。所以年長的人會拿以前的生活來比較，年輕人隻能拿西方來做比較，所以總覺得不夠民主。
陳：我在美國的時候有人勸我趕緊到古巴去看看，回國以後有人慫恿我快點到北朝鮮去看看，這些勸導其實都是懷舊。因為有些形態在中國已經看不到了，比如小汽車，大鍋飯等。
前兩天朋友給我帶回來一支古巴雪茄，說是在女人大腿上搓出來的，但我沒抽出什麼特別來。因為我們的教育，包括我們那個年代都已經比較淡化這種東西了。就像現在很多人不知道世界上到底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搞不清楚古巴和巴西的區別，我也是從學校出來以後才弄明白。
陳：你指的學校出來是高中？
高中，我念了兩年的高一。
陳：什麼意思？
本來念一年，但是後來寫書耽誤了不少功課，當時我想一個學期留一個月時間把各門課補一補，結果發現不行於是留級了。
陳：那我很幸運，當年“文化大革命”一來，所有人都在談論怎麼辦。但是我們所有老知青幾乎都非常高興，因為再也不用上學，不用考試了。我小學成績並不差，都是九十分以上，可是我討厭考試。忽然說不用上學了，簡直是太幸福的感覺。後來我問其他一些北方的知青，他們也是這個感覺。當年67、68屆的大部分高中生，才十六七歲，什麼都不懂。到後來我們非常想上學，才知道青春沒有了。但是我想我跟你一樣，我也很討厭學曆。我記得1966年亂了一年沒去過學校，1967年開始鬧革命，我們被分到各個中學，不過根本不用考試，也幾乎沒有課程，所以我現在對初中數學兩點成一線沒什麼概念。
其實我現在做噩夢的時候還經常夢見在考數學，因為實在是不喜歡到骨子裏。我沒趕上你們那個時代，那個時代不會再有了。
陳：除非戰爭。
當時學數學的時候，學校還灌輸給我們一個很大的謬論：我們學數學是在鍛煉思維能力。所以就算不喜歡，如果你不學，那你就沒有邏輯思維能力。教材需要的就是這種效果。
陳：現在這是個問題。我發現所有喜歡藝術的學生，今天都會比較痛苦。實際上考藝術學院的學生，已經被寬限很多，對他們文化課的要求也比較低。但是還有很多人考進不來，就是因為文化課差。
我跟一些女生交流，發現她們對文化課還是比較重視的。
陳：但是還是很差，美國也是這樣。我女兒考初中高中的時候也很煩，因為美國的要求也很嚴。不過那個嚴是對成績嚴，可咱們的嚴是對分數嚴。而且他們不是一年考一次，他們每年有四五次機會，所以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我的表弟考大學有好多專業可以選，到底是要學新聞，還是要學經濟，或者是要學那種完全不感興趣的專業？他就在那裏想，一個人到了將近二十歲，還不知道以後發展的方向，我覺得這就是教育失敗的地方。我們現在考大學的情況是先有一個學校，學什麼專業畢業後就做什麼職業，這其實是一件挺悲哀的事情。所以我老覺得自己挺慶幸的，可以很早就出書。
選擇
陳：你出第一本書的時候多大？
當時十七歲。“文革”的時候陳老師你多大？
陳：“文革”的時候我十三歲，下鄉的時候不到十七歲，你發表小說的年齡我正在農村。
你正在體驗生活。
陳：那不是體驗生活。體驗生活的意思是說你是城裏的藝術家，然後你下鄉一段時間。可我不是，那會我們必須從上海把戶口遷出去。現在想起來知青運動實際上是在遣散人口，國家放不下這麼多就業人口。很多家庭的孩子都得上山下鄉，隻有兩個條件可以不去，一種是殘廢，還有一種就是獨生子。隻要你家裏有兩個人就必須走一個。
開始的時候我留在城市當工人，我不知道為什麼很恐懼當工人。我看到一群工人在工地上工作和生活，突然就覺得好絕望，太可怕了，我絕對不幹這種事情。當農民是什麼樣的？我其實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小時候在鬆江長大，母親也下放在鬆江，父親也常和農村親戚來往，所以我知道農民是什麼樣的，感覺還是蠻喜歡的，所以就去農村了。結果去了以後才知道，實在太苦了。所以第二年回來的時候就賴著就不走了，一直賴到夏天才回去。我十六歲到農村，一直待到二十四歲，八年時間我一直在那裏。
我上學的時候大家都說搞文化要去北京，所以我從學校出來後就到了北京。當時年紀小，不懂事，花了四年的時間才弄明白原來搞文化不一定要在北京。當年我在北京，可能是因為交友不慎或者其他原因，沒發現很敬佩的人。不過最關鍵的是我不適合這座城市，因為我屬於那種雖然我懷疑很多事情，但是我還是相信一切人。可是在北京肯定不能做到要相信一切人，所以我被北京淘汰了。
陳：這個說法有意思，你懷疑一切可是相信人。
所以當時覺得很難過，我是那種你給一個出版協議，給多少錢，怎麼出都不會介意的人。就算最後對方違約了，我也肯定不會為損失的這些錢難過。我會因為別的地方難過，但是還說不出的心裏的那種味道。因為在北京老被騙，時間長了以後難免心灰意冷。
陳：當年很多當事人是不是比你大？
是，因為當時我剛從學校出來，他們在年紀上會比我大。但是年紀大也不一定講究出版合同，所以各種事情的累積導致我覺得自己不是特別適合按合同辦事。可能人家也不是有心的，但是漸漸地習慣成自然了。另外一方麵我覺得北京像是一個比較喜歡空手套白狼的城市，上海好歹也會買一些工具才去套白狼，北京純粹是空手道。而且在北京我一直都不認識寫字圈的人，基本上一兩年認識一兩個。總之就是老被騙，覺得不適合這座城市，後來我就回到了上海。
賽車
我在北京唯一學到的東西就是一些賽車的技能。我從小就夢想自己有輛車，當時老看《成長的煩惱》，覺得那麼小就能開車特別厲害。
因為喜歡開車，所以我也比較喜歡泡汽車論壇。當時我有一筆版稅，就能買得起三種車：富康、捷達還有桑塔納。我想捷達是一汽大眾，桑塔納是上海出租車，我當時覺得自己這麼有性格，打死也不能買出租車。所以在上海買了富康，第一天就開到北京去。結果到了北京以後發現富康是北京的出租車，我就變得特別難過。於是就花了幾萬塊錢到朋友店裏了做改裝，想改得與普通富康不一樣，原來不改的時候富康加速估計是十二三秒，可改了以後加速反倒成了十四五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