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寒從未承認，在隨性和天才的姿態背後，以差生形象出場的他承受過巨大落寞與壓力。十餘年來韓寒努力證明自己：2000年《三重門》出版；2008年介入公共意見空間。挖掘兩個成名點前的經曆可以發現：說服更多的人，同時引發更多質疑批評這似是“差生”韓寒難以改變的人生戲碼。
《三重門》的結尾像是韓寒對自己的預言：故事的主角林雨翔走出校門，“一張落寞的臉消融在夕陽裏”。
退學走出校園的那一刻，作為一個以僅有的方式一直努力證明自己的差生韓寒，“不會承認，但他一定是那樣的心情”。
出道逾十年，名滿天下、謗滿天下。但如果回到十多年前的起點，韓寒的出場更像是一個笑話。
1998年9月份，秋季開學的那天，如果你在上海鬆江二中的校園裏頭，剛好路過高一（7）班，就有機會看到這樣一幕
一個又黑又瘦、頭發蓬亂的高一新生站起來，輪到他向全班做自我介紹：“大家好，我叫韓寒。韓是韓寒的韓，寒是韓寒的寒。”底下笑成一團。接著，他又鄭重其事地說：“從今往後，鬆江二中寫文章的，我稱第二，就沒有人敢稱第一。”
教室裏一片歡騰，笑聲中有嘲弄的味道。
他的確不像個“寫文章的”。來自金山區的少年韓寒，曬得黝黑，像剛從難民營走出來，他入學是以體育特招生的身份，這意味著在這所知名重點中學，韓寒的“地位”相當地不高；這也意味著一整個夏天，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跟著田徑隊在炎炎烈日下一圈一圈地跑。
聽到韓寒自我介紹的時候，新同桌陸樂，還有隔兩排遠的沈宏偉也都笑起來，他們不清楚這小子憑什麼這麼狂；那時候是三好學生的陸樂回憶：“一般來說體育特招生成績都不會好，誰相信他會寫‘作文’？”
但接下來沈宏偉和陸樂很快就相信了，在短暫的同校時間裏韓寒迅速證明了自己。但如今，沈宏偉、陸樂，以及當年那些同樣被信服的同學們發現，韓寒再一次需要向更多的人證明自己十多年時間中，韓寒一直在做著同樣的一件事，但至今似乎仍未完成。一夜之間，韓寒就像又回到了那個笑話一般的起點。
會寫作文，也是會寫作文的差生
1998—1999年秋季學期開始了，在陸樂的觀察裏，這個體育生的懶和不聽話很快就露出馬腳，他除了上語文課，其他課程幾乎從不聽講。他在書桌上碼了一大堆書，砌成一道牆來遮擋老師的視線，自己在底下看一些稀奇古怪的書，一本接一本。不看書的時候他就不停地寫東西，晚自習的時候他也在不停地寫，作業也不做。這看起來完全是人們在學校裏經常看到的不聽話的差生。
但晚上回到宿舍，他經常和同學聊起某某作家的某某作品，這是他情緒最高昂的時候，他對睡在對麵鋪的沈宏偉說：“全世界用漢語寫字的人裏頭，錢鍾書是第一，我是第三。”那時候的沈宏偉聽得一臉茫然：“錢鍾書是誰？”
開學後不久，幾次測驗考試的成績很快就下來了，韓寒毫無意外地考得一塌糊塗。可是看起來韓寒並不在乎，隻是繼續沉到那堆民國作品和曆史古籍中。“他的性格總是慢悠悠，不著急，無所謂。後來因為在宿舍不講衛生連累大家被扣分，有同學建議要把他趕出去，他也不生氣，還是樂嗬嗬。”沈宏偉說。在韓寒的推薦下，他也開始翻《圍城》。
金山少年的優點是認真的時候一手字寫得非常漂亮，語文老師戴金娜把班級的黑板報交給他去寫。同班同學潘超安也是寄宿生，有時韓寒課後或周末寫黑板報的時候他也在教室裏。他發現別人是抄黑板報，而韓寒卻是真的“寫”黑板報手上什麼東西也沒有，想到什麼隨手就寫上去，居然也是一篇很棒的文章如果不去理會那些錯別字的話。
陸樂也發現，韓寒會寫文章並非吹牛，有時候韓寒把一些剛剛寫好的文章直接拿給他看，文字妙趣橫生，看得他樂不可支。
這種急智和文才其實很早以前就顯露出來了，隻是剛到鬆江二中的時候無人知曉。初中時候韓寒剛進羅星中學，寫的第一篇作文《我》就被當時的語文老師彭令鳳讚賞不已。彭令鳳如今已經退休，住在上海市區，她在電話裏頭說，在教學生涯裏從來沒見過這麼早熟的學生。“初中開始寫作文風就很老練、詼諧，而且他看問題的角度跟同齡人完全不同。”彭令鳳發現，閉卷考試的時候其他學生花半小時才能寫好的作文，韓寒通常十分鍾就寫好了，而且接題就做，下筆成文，基本上不做改動。
寫作才能幾乎是少年韓寒身上唯一值得一提的“亮點”，他的初中三年實際上過得並不愉快，更多時候他的少年生涯是作為“差生”被其他人見證著上課走神，不守紀律，不交作業，生活邋遢，有時候甚至連作業本都能不翼而飛。如今老師們自然不再說他“壞話”，但是實際上有一段時間，作為一種懲罰，少年韓寒被老師單獨拎出來，一個人坐在講台邊上，背後是整個班眾目睽睽的目光。
韓寒的父親韓仁均為了照顧他讀書，把家從亭林鎮搬到了離初中較近的朱涇鎮，他母親每天在朱涇和亭林之間擠公交車來回奔波。
這對父子有十分親昵的一麵，在一張老照片裏，兒子捏著父親的臉，兩人笑得臉上隻剩兩排白牙。從初中開始，由於學業的問題，韓寒和家人的關係逐漸顯露出緊張的一麵，有一次因為韓寒沒交作業，韓仁均被老師喊到辦公室，父親對著兒子就是一頓拳打腳踢。
壞孩子的舞台在《萌芽》
1998年是趙長天到《萌芽》雜誌社任主編第三年，那時候雜誌社還沒搬到現在巨鹿路這個別致的小院落裏。
趙長天清臒，說話的時候喜歡伸出細長的五指，有老式文人的有條不紊，但1998年做這個主編其實焦慮不堪，時常要低聲下氣地四處找上海的大企業要錢。
當時他在尋找一個機會，要把這本文學雜誌拖出泥潭。巔峰時期《萌芽》的發行量是三十萬份，而到了1995年趙長天接手的時候，隻剩下一萬份。所有文學雜誌都會對那段時期記憶深刻，“全民經商了，作家都下海了。”《萌芽》剩下的讀者都是一些已經進入中年的鐵杆讀者。
那年湖南衛視的《快樂大本營》剛開始熱播；四通利方搖身變成新浪網，網易搜狐開始崛起，網絡時代隱約在望；作家李敬澤跟朋友在北京聚到一起，商量的還是怎麼推出一批“七零後”作家，最後作者登出來的照片都是女孩們的藝術照，眼看著嚴肅的文學活動變成了選秀。對文學雜誌來說，這是那個年代的基本背景。
趙長天開始大力改造這份雜誌，刊發了大量的紀實作品，甚至在這本文學雜誌上登足球明星範誌毅的大塊頭文章。但是雜誌始終沒有大的起色。
1997年，趙長天和他的同仁開始新的努力要尋找一批年輕的創作者。一開始找中學教師推薦，收到的都是當時學校裏的“優秀作文”，內容千篇一律，毫無朝氣，趙長天決定由《萌芽》自己來找，李其綱提議舉辦一個麵向學生的作文大賽，聲勢要大，要獲得高校的支持。趙長天和李其綱一起拜訪了華東師範大學的常務副校長王鐵仙，找到了複旦大學人文學院的陳思和，很快談妥了上海本地的這兩家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