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寒曾有一輛法拉利跑車，是朋友抵債給他的，作為“真心在機械上認可”這架豪華之物的車手，因住在郊區而對代步工具有著剛性需求的車手韓寒，一年開法拉利的裏程，隻有一百來公裏。因為“實在是不好意思開”。
對底層的悲憫很快招來了各路的誇獎，他在2008年5月14日到達汶川地震災區時，輿論驚呼：曾經的叛逆少年，已然成為社會中堅，有責任感的中流砥柱。在那一年，他還獲得了各路“公民獎”。他在一段獲獎感言中說，自己做得很少，能得這個獎，說明別人做的更少。他甚至覺得，自己的媒體形象變得主流和正麵了不是因為“社會進步”或者“大家觀念（更新）”，而是“八零後的那批人當上記者了”，當年的小讀者變得有話語權了，他也就變得主流和正麵了。
與世界保持距離
一麵倒讚譽下的韓寒，似乎哪裏不對勁兒。他開始警惕，開始不自在，開始覺得被綁架他形容說，雜文作者越來越像哭喪的。
“2009、2010年的時候，大家都誇獎我，站在弱勢群體那麵老是為群眾說話，……我當時就覺得自己就像一個在那裏哭喪的人，反反複複說著車軲轆話，大家也覺得你哭喪哭得好，哭得優美，哭得態度特別的漂亮。然後瞬間就散了，等著下次哭喪的時候看我哭喪。……而且有一兩次缺席了哭喪，就會批評你：你他媽是不是成為了政府的走狗？！”
“有一陣子我變成了這樣的人，當悲劇發生的時候我內心其實已經麻木了，但是我不得已還得去那裏哭個喪。”後來他慢慢覺得，“操，後麵有槍指著我，那杆槍未必是執政黨的，有可能是民眾的。……可能唯一不同的是執政者的槍是真槍老百姓的槍可能是仿真槍，他可能打答答彈能夠弄疼你但是未必能傷害你，但是執政者是可以傷到你，所以在同等的情況下，我覺得還是必須得先批評執政者為優先。”
知名媒體人許知遠這麼評價那個時候風頭強勁的韓“韓寒掀起的迷狂，襯托出這個崛起大國的內在蒼白、可悲、淺薄一個聰明的青年人、說出了一些真話，他就讓這個時代的神經震顫不已。與其說這是韓寒的勝利，不如說是庸眾的勝利，或是整個民族的失敗。”韓寒覺得許知遠說的是對的，“我特別理解他說的所有東西”。
浙江樂清發生錢雲會案時，韓寒看了網上各種各樣的現場照片，根據自己作為車手的判斷，認為“這就是一場交通意外”，但他不敢下這個結論，而對錢雲會為村裏人做事的敬佩和對政府一向的不信任感，使“政府謀殺論”成為主流知識分子的共識。韓寒在2011年元月初寫下《需要真相，還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婉轉地表達了對主流知識分子共識的質疑。
“我覺得很多知識分子去做有罪認定的話其實跟政府沒什麼區別，政府就是做有罪認定出身的，他們就是這樣當惡人的。所以當時其實是一個挺明顯的（與主流知識分子劃清）分界線（的事情）。”
當大家對韓寒的印象還停留在對民眾疾苦熱情疾呼的公共知識分子符號上時，他已經悄悄地在自己與執政者、民眾和公知之間，像孫悟空那樣，用金箍棒畫下一個不可見的圈。他的圈裏隻有自己。
曾在《紐約客》上長篇報道過韓寒的美國記者歐逸文，對於“韓三篇”這樣評價：“他的言論之所以在網上引發如此騷動，是因為韓寒拒絕了人們對他形象的一貫解讀。”而這樣做的結果就是：“他拉長了自己的戰線，豎立了更多對手，其中包括曾一度對他欽佩有加的一幫人：中國最激情燃燒的民主主義者。”
韓寒對“得罪人”的態度是：“顧不上他們了，反正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真實想法。”“你一味地拍民眾馬屁，一味地討好民眾，其實說到底跟當年老毛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沒什麼區別，他心裏再清楚不過：群眾就是瞎的。這其實是另外一種不誠懇的表現。”
他也有點害怕被罵，但“後來實在忍不住了……光屠殺政府不屠殺平民這不對”。“社會的組成、體製的組成其實就是一個民眾的選擇，當民眾無法忍耐的時候，體製自然就可以消失，體製既然長久的存在，除了體製的強權以外，其實真的是需要有民眾的配合。”他的原則很樸素，就是不希望流血，不希望害人。
“我特別不希望傷害到人，有的時候談戀愛也是這樣，分個手分5年分不掉，因為不希望去害人，或者傷害到任何人，所以我覺得跟我對於革命的態度其實是一樣的，我的觀點也是盡量地少犧牲，我寧肯被人多罵一點。”
“但是”，他在《要自由》的博客裏這樣轉折：“如果兩三年以後，情況一直沒有改善，在每一屆的作協或者文聯全國大會時，我將都親臨現場或門口，進行旁聽和抗議。蚍蜉撼樹，不足掛齒，力量渺小，僅能如此。當然，隻我一人，沒有同伴，也不煽動讀者。我不會用他人的前途來美化我自己的履曆。同樣，我相信我們這一代人的品質，所以我相信這些遲早會到來，我隻是希望它早些到來。因為我覺得我還能寫得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請讓我趕上。”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張蕾、趙佳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