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是以全新的現代麵貌登上曆史舞台的，其中蘊含著極其豐富的現代意味，洋溢著煥然一新的現代氣息。誠然，中國革命的主體來自泥腿子，中國革命的道路是農村包圍城市，中國革命的領袖也常帶著鄉土氣，但若據此將這一重塑世界、再造中國的運動視為既往的“改朝換代”、“農民起義”等，那麼就失之毫厘謬以千裏了。不說別的，如下鏡頭便意味深長：長征途中，野外露營，圍著一團團篝火，紅軍將領或用德語朗讀《共產黨宣言》，或用法語高歌《馬賽曲》，或跳起俄羅斯水兵舞……按照陳晉先生的說法，這支革命隊伍其實很“洋”氣，而所謂洋氣就是現代氣。這種洋氣或現代氣不是個人偏好問題，也不是風尚問題，而是現代潮流或世界潮流洗禮、浸淫、滌蕩而煥發的精神氣象。
通常說來，鴉片戰爭一聲炮響，萬世一係的天朝體製或天下體係就宣告失靈，日漸崩頹，中華帝國由此一步步彙入現代世界體係。在這個血與火的苦難進程中，從生產方式到社會製度，從思想觀念到行為模式，中國無不發生著或翻天覆地或習焉不察的變化，而其中至關重要的當數中國人作為現代政治共同體的覺醒，以及相伴相生的現代國家與現代文明。不言而喻，沒有自覺自醒的現代政治民族，就不可能開創自強自立的現代國家與現代文明，而政治獨立與精神覺醒始終離不開一種文化自覺，離不開現代文化的建設與傳播。可以說，從晚清到民國，從毛澤東到鄧小平，這一覺醒與崛起、複生與再造的社會進程始終連綿不絕，一以貫之，新中國與新文化始終相伴相生，一脈相連。如果說“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是現代中國的獨立宣言，那麼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則為現代文化剪了彩：
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
大致說來，這一自覺自醒的曆史進程，已經經曆了三個時期或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五四運動。這場決定現代中國命運與方向的運動，既是波及廣泛的思想解放與文化啟蒙運動，又是舊邦新造的社會政治工程，既以李大釗、胡適、魯迅、陳獨秀以及《新青年》、德先生、賽先生等文化符號彪炳於世，又以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外爭國權，內懲國賊”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共產黨的誕生等政治事件聞名天下。以往與當下總有對五四運動的片麵解讀，或突出其思想文化的啟蒙意義，或強調其社會政治的曆史功績，而沒有意識到五四運動的救亡與啟蒙實際上第一次鮮明體現了現代中國的政治自覺與文化自覺，標誌著中華民族作為一個現代政治民族的自覺與自醒，借用陳寅恪先生的話說就是“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或用一九〇七年二十六歲的魯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論》一文的闡發：
外之既不外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複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立於天下，更何有於膚淺凡庸之事物哉？
第二次浪潮是以三四十年代魯迅與延安為象征的左翼新文化運動，“魯藝”文化人本身就足以顯示這一現代文化史上大河奔流的宏闊聲勢：吳玉章、茅盾、周揚、丁玲、蕭軍、冼星海、周立波、光未然、賀敬之、劉白羽、李煥之、鄭律成、何其芳、陳荒煤、艾青、張庚、呂驥、劉熾、王朝聞、嚴文井、孫犁、秦兆陽、馬烽、西戎、馮牧、古元、江楓、華君武、吳印鹹、蔡若虹、張仃、穆青、崔巍、陳強、王昆、於藍、王大華……左翼新文化運動不僅確立了新中國立國之本——《新民主主義論》所闡發的“科學的、民族的、大眾的”宗旨，體現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文化意識，而且產生了一批洋洋大觀的現代文化經典，迸發著一種鮮明的、生機勃勃的現代精神。其中，常常提及的有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一批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包括毛澤東的《矛盾論》與《實踐論》、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李達的《社會學大綱》、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陳翰笙的《中國的地主與農民》、薛暮橋的《經濟學》等；文學有《子夜》（茅盾）、《激流三部曲》（巴金）、《駱駝祥子》（老舍）、《屈原》（郭沫若）、《雷雨》與《日出》（曹禺）、《呼蘭河傳》（蕭紅）、《太陽照在桑幹河上》（丁玲）、《李有才板話》（趙樹理）、《王貴與李香香》（李季）、《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等；音樂有《義勇軍進行曲》（聶耳）、《鬆花江上》（張寒暉）、《黃河大合唱》（冼星海）、《遊擊隊歌》（賀綠汀）、《白毛女》（馬可等）、《在那遙遠的地方》（王洛賓）等；電影有《風雲兒女》（田漢、夏衍）、《漁光曲》與《一江春水向東流》（蔡楚生）、《桃李劫》（袁牧之）等；新聞有《中國的西北角》（範長江）、《經曆》（鄒韜奮）、《包身工》（夏衍）等；且不提大量譯介的世界優秀文化作品，包括《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資本論》（郭大力譯）、《鐵流》（曹靖華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梅益譯）、《西行漫記》（胡愈之策劃）等……真可謂千岩競秀，萬壑爭流，風光無限，氣象萬千。
左翼新文化傳統及其文化自覺與政治自覺，既延續著五四新文化的現代精神，又奠定了新中國的文化政治與文化領導權，在傳承五四精神的基礎上全麵開辟了新中國的新文化。具體說來，這種新文化一方麵構成對抗當時國民黨黑暗政治及其封建文化與買辦文化的嶄新氣象，一方麵為新中國確立了政治格局與文化方向，最終形成不可逆轉的現代趨勢：
當毛澤東在抗戰最艱苦的階段描繪一種新民主主義政體時，他同時也是在描述一種前所未有的新民主主義文化；而1949年以後的社會主義國家形式的確立過程，本身也是社會主義文化意識的確立過程。可以說，20世紀中國革命的高潮，也是近代中國人政治自覺和文化自覺最為明晰的時刻。（張旭東《離不開政治的文化自覺》，《文化縱橫》2012年4月號）
第三次浪潮則以鄧小平時代為契機，既涉及改革開放的一整套政治經濟的革新探索，更關乎思想文化領域的精神解放，從而大大激發了中國人的政治自覺與文化自覺，形成一百年來前所未有的國家強盛與精神獨立的時代氣象。其間，又可分為兩次思想解放高潮，一是三十年前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一是如今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潮流，前者關鍵詞是實事求是，後者關鍵詞是文化自覺。特別是當下這一更為艱巨、更為重大的思想解放潮流，既源於以費孝通為代表的日益湧動的自覺自醒意識，以及國家戰略大力推進的文化自覺與政治自覺包括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等現實運動，同時更在於中華民族作為獨立自主的現代政治共同體，越來越清晰的曆史使命或曆史宿命。換言之，經過一百多年的奮鬥、探索與發展，中華民族的生存、中華文明的未來、中國人的安身立命，已將文化自覺與政治自覺推向曆史的主航道。
將《東方紅》置於這種語境中審視，當能更加深切地理解其中的文化政治與現代意味，進而透視現代文化及其建設與傳播的內在規律與外在條件，並汲取曆史的鏡鑒與思想的啟迪。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特別是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戰略規劃，文化已經成為國家發展與民族複興的核心命題。借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黃平研究員的形象說法，毛澤東時代解決了“挨打問題”，鄧小平時代解決了“挨餓問題”，未來三十年當致力於解決“挨罵問題”，而這個問題眼下已經越來越突出了。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陳眾議研究員，在中國人民大學的演講中尖銳指出：
跨國資本與民族利益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已經成為我國今天乃至明天的主要矛盾。如何化解這些矛盾是擺在每個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麵前的巨大難題。然而，目前充斥我國知識界的恰恰是山寨版產品，乃至精神垃圾；學術偽命題及去心化現象比比皆是；文學語言簡單化、卡通化、雜交化、低俗化等等，以及工具化、娛樂化等去審美化、去傳統化趨勢在網絡文化的裹挾下勢不可擋。凡此種種所承載或導致的價值混亂和認知錯亂愈演愈烈。（《“全球化”的跨國資本主義本質》，《文彙報》2012年7月6日）
如今，上上下下對文化的重視非比尋常，相較當年許世友將軍聽說毛澤東號召高級幹部多讀《紅樓夢》，發牢騷說自己不看“吊膀子”的書，確實不可同日而語了，大發展大繁榮的口號更是如雷貫耳，中國儼然正在邁向文化大國。當然，真正使文化成為“文而化之”的精神食糧，不單單是良好願望、積極表態、全力以赴而能成就的。聯係《東方紅》的經驗——除了領導人親力親為、舉國之力共赴之、不計名利等特殊的時代背景，首要的還在於將文化置於現代政治與現代文化的層麵把握，而不是僅僅滿足於“豐富生活”、“調劑身心”、“吹拉彈唱”、“風花雪月”等一般化的理解。同時，將文化真正作為文化，正心誠意，癡心向往，而非將文化視若現實功利的“敲門磚”，諸如“政績”、“軟實力”、“GDP增長點”、“利潤”、“市場”、“收視率”、“發行量”等——所謂“文化搭台，經濟唱戲”雲雲。
舉例來說，“文化產業”就有點不倫不類，好似美感與快感齊飛，靈魂共物質一色，至少在文化而產業、而產業化上堪稱文明史的空前奇觀。僅就現象而言，一邊是產業擾擾攘攘，一邊是文化淒淒惶惶，二者是否具有“同構”關係暫且不論，“平行”關係則為不爭事實，學界腐敗、學人無行、藝術淪為名利、媒體亂象叢生等均為張煒所謂“全民性精神恍惚”的突出表征。在一些政治精英、經濟精英、文化精英心目中，文化、文化產業、文化大發展，似乎意味著征地、開發、園區、動漫、遊戲、會展、旅遊、大片、大製作、聲光電、媒體技術、媒體融合甚至選美，等等。誠然，文化需要市場，也離不開阿堵物，正如文化人也得安居樂業，據說先進的美國就將文化與產業一鍋煮——恐怕更多是誤讀。然而，同樣顯豁的是，市場即使再發展、再繁榮，阿堵物哪怕堆成喜馬拉雅山，也堆不出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貝多芬、雪萊、普希金、拉赫瑪尼諾夫、康德、黑格爾、馬克思、國學四大導師，堆不出《紅樓夢》、《一千零一夜》、《莎士比亞戲劇》、《堂吉訶德》、《共產黨宣言》、《天鵝湖》、《英雄交響曲》、《黃河大合唱》……歸根結底，文化是靈魂的翔舞，是精神的歡歌，是生命的悸動，對一個國家民族而言，文化更是立國之魂，是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倘若以“非文化”、“偽文化”乃至“反文化”的思路對待文化（產業），則無異於南其轅而北其轍。道理很簡單，既然沒有對文化的眷戀與癡迷，一門心思隻想著用“文化”謀求其他“利益”，那麼文化怎麼可能繁榮發展呢？文化學者黃紀蘇的批評深中肯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