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台廣大職工也有他們的苦衷：我們也不想下三濫，但上麵定了產業化大方向，下了收視率、廣告收入硬指標，不下三路，我們不得下崗麼？（《漫議國家與文化》，《文化縱橫》2011年8月號）
三
這部別具一格的文化名人采訪錄，是由多位年輕的清華、北大學人一同完成的，而總其成者是黃衛星副教授。
黃衛星，湖北蘄春人，碩士生與博士生階段均受業於蔣孔陽先生的高足、馬克思主義實踐美學權威張玉能教授，博士學位論文《審美價值觀的傳播與建構》由人民出版社付梓。她曾經作為省屬重點高中的骨幹教師，連續獲得省高中語文教師優質課競賽一等獎、省高中語文教師優秀教案評比一等獎等。受聘江西師範大學傳播學院後，又獲得青年教師課堂教學競賽優秀獎，並入選學校首批“青年英才計劃”。
二〇一〇年初夏，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院長、美國杜克大學教授劉康來電，舉薦江西師範大學一位青年老師來此從事博士後研究，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黃衛星博士。恰好自己正想再為手頭的國家社科重點基金項目“新中國六十年新聞事業史研究”物色一名博士後，而且已有預期人選。單從學科背景等條件看，黃博士同國家項目似顯疏離，說實話我更多礙於朋友情麵，請她一並前來參見麵試。結果出乎意料，最初的人選名落孫山，而她得到麵試專家的一致認可。入站以來，她更以優異表現證明了大家的判斷，僅二〇一一年就發表二十餘篇文章，包括《現代傳播》、《文化研究》、《新聞學論集》等權威期刊，從而獲得當年學院唯一的博士後中期考核優秀成績。
猶記我們第一次相見，是在自己一周一次的例行開放時間。當晚，夜雨驟降，水流成河，學院辦公室少了往日的歡聲笑語。頂著狂風暴雨，她如約而來，一襲旗袍，優雅嫻靜，行禮如儀，從容淡定。伴著音響裏悠然飄蕩的音樂，我們隨意聊起下一步的研究設想，擘畫著如何同國家項目有機契合。不知不覺間，談到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這部新中國的文化經典，可從文化建設、文化傳播、文化研究多方麵展開探討，而這些方麵正是她的學科專長。於是，我們越聊越具體、越深入，思想深處不時迸發著靈感與火花，最後甚至不無挺槍躍馬的亢奮，猶如秋高草肥的匈奴鐵騎。
兩年之後，茫茫沙漠的旅人終於看到一片鬱鬱蔥蔥的綠洲，當初幼芽似的朦朧設想如今一點點長成枝繁葉茂的大樹。圍繞《東方紅》研究，這位婉如清揚的江南女子不僅發表多篇學術論文，涉及《清華大學學報》、《對外傳播》、《中國社會科學報》、《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等期刊，更完成兩部研究專著，一部是三十餘萬字的出站報告《新中國文化建設與文化傳播研究——以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為例》，納入我主編的“新中國新聞傳播史叢書”；另一部就是《史詩〈東方紅〉創作者口述史》。兩書珠聯璧合，息息相通，前者是係統厚實的理論研究，後者是鮮活豐滿的口述文獻。而在我看來，後者的參考啟發價值或許更為突出，因為正如錢鍾書《管錐編》所體現的意味：各路宏大敘事與理論體係遲早都可能化為殘垣斷瓦，而實實在在的一鱗一爪更具有恒遠的意義。
采訪錄中的人物既是《東方紅》的主創人員，又是新中國與新文化的風流人物，從作曲家周巍峙到詞作家喬羽，從歌唱家王昆、才旦卓瑪、李光曦到舞蹈家歐米加參，從畢業於北京大學的陸祖龍到受業於清華大學的茂沅……他們不僅為《東方紅》付出自己的藝術心血，而且以一串串經典之作續寫了現代文化的華美篇章：《誌願軍戰歌》、《我的祖國》、《英雄讚歌》、《讓我們蕩起雙槳》、《情深意長》、《映山紅》、《瑤族舞曲》、《北京的金山上》……從這些訪談錄裏，我們聽到看到最多的是周總理、精品、經典、豐碑、裏程碑、精氣神、激情燃燒、空前絕後等，同時還有他們對文化藝術的真切感受與樸素思考：
歐米加參：當時參加《東方紅》演出的演員，基本各有各的故事。我們經曆過舊社會，也經曆過新中國，所以有一種直觀的生活體驗，知道應該怎麼表現。當時排練的時候基本上是義務勞動，嗬嗬，但大家都很開心。記得很清楚的是，總理那個時候作為總導演，對於整個文藝界都是很熟悉的，誰到了誰沒到，總理都記得的。演員的精神狀態也跟現在很不一樣。後來排練的《複興之路》，取材、燈光、技巧、音樂等技術層麵都特別好，但是總感覺在精神狀態上現在的演員是體會不到的。比如現在很多演員走穴，我總覺得心裏特別扭，因為我最開始就是像走穴一樣，到處流浪，到處掙錢，最後成了人民的文藝工作者，開始了新的生活，不再賣藝了。可是現在的文藝工作者又回去了，隻要給錢我就唱，有點像輪回啊，嗬嗬。現在說文藝工作要這樣要那樣，我覺得我們當時靠的就是一個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
鄧玉華：我挺擁護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因為，我覺得我們的文藝就要為人民服務。有一段時間批判，說文藝為政治不對。那要看怎麼說，一個資本主義，一個社會主義，你說是不是政治？這就是政治。社會主義國家的文藝要不要為社會主義服務？你不能避開這個性質，不說為政治服務，不說不等於不存在。什麼是社會主義？愛祖國，愛中華民族，就相當於你愛你的家，愛你的爸爸媽媽，兄弟姐妹，要團結、要友愛，要互相幫助，56個民族大團結，這是不是政治？這都是政治。文藝就要為政治服務。
周巍峙：現在大多數藝術家都奔著錢，給歌星寫歌5萬、10萬，卻和人民沒有交流。有一篇文章批評演員“請天上飛的下來看看”。很多時候節目隻要表演完，演員就馬上坐飛機走了。有時候配音都沒有配好，他也不管，演出結束後拿了錢就坐飛機走了，因為下一個表演在等著他。
陸祖龍：我覺得現在是國家富了，但藝術團體不行了。除了部隊的藝術團體，部隊有錢，其它的藝術團體都不行啊，都要倡導產業化、市場化。我愛人本來是北京歌舞團的，但現在變成一個演藝公司了。改製後也搞舞劇，但花了幾百萬，演不了幾場就不演了。為了生存，去跟旅遊公司訂合同，跑到旅館和餐廳裏去演出。可能我看得片麵了。當然也有些劇場本來就是市場化的，有的改革也成功了，就像雜技現在改革了就很好，衣服也很漂亮，演出效益很好。但我覺得文化藝術團體不能全部走向市場化，國家還是應該擔負起來。全世界絕大部分國家都有自己養著的文藝團體，好的藝術家都是國家養著的，沒有說自負盈虧的，文化藝術與市場不能等同。
……
參與此書采訪、整理與編輯的幾位清華、北大碩士生、博士生多為八零後，他們在走進這些文化名家的世界時，也留下自己的點滴感悟：
學者閻雲翔說：“集體化終結、國家從社會生活多個方麵撤出之後，社會主義的道德觀也隨之崩潰。既沒有傳統又沒有社會主義道德觀，非集體化之後的農村出現了道德與意識形態的真空。”我想，不僅是農村，我們整個社會都麵臨著這種真空帶來的虛無和危險。
（蔣肖斌，女，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10級碩士研究生）
有人問音樂、文學等藝術有什麼用，不能吃不能穿，更不能走遍天下都不怕，我曾因這樣的質問而語塞沉默，聽了黃衛星老師與喬羽老師的訪談錄音之後，我想試著回答你：有一種美和情懷不是為了有用而存在，那是為了聽拍岸的大河浪花、聞兩岸稻花香薰、看海上點點白帆，是即便經曆波折，依然能夠夜奔八千裏路、披著雲和月為祖國奉獻的純真和激情。
（楊榮榮，女，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11級碩士研究生）
他們一定是很堅定的紅色一代，他們一定有毫不動搖的信仰，可是，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堅定，我無從知曉。直到我看著眼前口齒不怎麼清晰但精神依舊矍鑠的老藝術家（歐米加參），努力想象著當年流浪賣藝的年輕小夥的模樣，我才慢慢消除了心底由來已久的隔膜。聽老師講輾轉流浪的生活經曆如何凝練成《東方紅》中5分鍾的藏族舞蹈，講50年代的藝術家如何到基層演出、一連八個月與百姓同吃同住，才會覺得“藝術創作要體現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真的不是一句空話。
（楊麗娟，女，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11級碩士研究生）
……
本書的文化人身上，煥發著九死未悔的時代精神；采訪他們的青年學人身上，透露著薪火相傳的精神氣息。如今，這種精神傳承已由星星之火而漸成燎原之勢，文化研究與傳播研究的新動向可堪欣慰。如羅小銘主編的《製造“國民”：1950～1970年代的日常生活與文藝實踐》，收錄了多篇可圈可點的學術成果：安徽師範大學中文係丁雲亮的《識字的政治——1950年代上海工人的學文化運動》、上海社會科學院張煉紅的《“紅色經典”的想象政治與“革命中國”的認同困境——以〈沙家浜〉史事演義為個案》、複旦大學中文係倪偉的《社會主義文化的視覺再現——“戶縣農民畫”再釋讀》、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張碩果的《1950年代早期上海的電影文化論爭與改造——從“文藝可不可以為小資產階級服務”討論到“文藝整風學習運動”》[博士論文《論上海的社會主義電影（1949-1966）》一節]等，顯示了思想文化波湧浪翻的新潮流，就像複旦大學中文係副教授倪偉對戶縣農民畫的闡述：
我們顯然不能因為戶縣農民畫與時代政治的這種瓜葛就全盤否定其功績。在戶縣農民畫的曆史中有不少值得總結的經驗，其中尤其值得肯定的一點是它讓藝術走進了普通勞動者的生活。藝術不再是少數文化人的專利，也不再籠罩著“天才論”的神秘色彩。長年累月、堅持不懈的美術普及教育，使許多普普通通的農民掌握了繪畫的技能，並由此而發現了自己的創造潛能，認識到他們作為一個已經站立起來的階級，是有能力創造文化的，也有能力創造自身乃至整個社會、國家的嶄新曆史。正是藝術喚醒了他們的主體意識，並幫助他們樹立了創造曆史的自信心。
這場雄心勃勃的文化革命，目標在於創造一種與封建傳統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都迥然不同的嶄新的文化形態，它召喚“工農兵群眾”，希望這個長久以來被認為卑賤的社會群體能夠獨立地擔當其創造新的文化、新的曆史的重任。
……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黃衛星博士及其年輕群體，同樣屬於這脈文化傳承的後起之秀，屬於中國現代文化建設與傳播的風流人物。伴隨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崛起以及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的意識，他們的心血也將融入東方紅的風雲畫卷。
（作者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本刊學術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