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混淆了輿論權和發布權
專欄
作者：高金國
缺乏了采訪權的自媒體隻能自娛自樂。而采訪權，則是傳統媒體在新媒體時代突出重圍的尚方寶劍和製勝武器。
張家川火了。火是火了，可人們似乎忘了這把火的“導火索”——某KTV門口的意外死亡事件。大多數網民，隻知此事的“連鎖反應”，不知此事緣何發端。
所以，如果給學生增加個名詞解釋——“張家川事件”，那它的核心應是“少年發帖被刑拘”，以及“公安局長職務被免”，而非那起意外死亡事件。
網絡時代，就是這麼妙。這也揭示了網絡傳播的一種“後起效應”——事件起初無人關注，但如果能在某一節點觸發網友敏感的神經，則同樣可以引發大規模的傳播活動。不少網絡推手很善於製造這種“敏感節點”，但這一次，並未出現這樣的“網絡推手”，真正的“推手”就是做出刑拘決定的決策者。這也提醒眾多的決策者：拍腦袋要慎重，對網絡要有起碼的敬畏和尊重。
這些“推手”們是該好好學習一下網絡傳播方麵的知識了，不能像那位局長一樣，光知道給上級送錢，卻不知道和自己有關聯的判決書會被網友“人肉”出來。他們究竟犯了什麼錯誤呢？“兩高”的司法解釋，不是已經說明“謠言轉發500次以上可刑拘”了嗎？
從傳播學的角度分析，他們是混淆了網絡傳播中輿論權和發布權的界限。
網絡傳播中，有三種權利值得關注。分別是：
輿論權——人人都有。
發布權——人人可以有。隻要具備上網條件，注冊賬號，每個人都可以擁有發布權。
采訪權——並非人人都有，多數情況下媒體獨有。
每個人都有輿論權，無論你在網上還是在網下，也不管你的輿論正確還是錯誤。對這種權利，即便再強勢的權力，也無法根絕，隻能加以引導或者管理。
和輿論權相比，發布權就受到了一定限製。比如有些微博，遇到某些“敏感詞”，是發不出來的。發布權不僅受到道德層麵的製約（這種製約一般通過網站的“網絡自律”和後台管理來體現），而且和一些普通的民事行為一樣，受到法律的約束。
人人都可以有微博，但擁有了這個發布平台，不等於就可以在上麵侮辱、誹謗他人，違法亂紀。“兩高”對網絡謠言的司法解釋，從本質上講，是對於網絡信息“發布權”的限製，而非管理網友的“輿論權”。當然，輿論權和發布權有時候是統一的。有些輿論，是通過網友的發布權得以體現的。這個時候，就要認真分析：網友發布的是一個“事實”，還是一種“輿論”？
如果通過發布權，體現的是一個事實，而且被證明是“謠言”，那毫無疑問，理應適用“兩高”的司法解釋。如果通過發布，體現的隻是一種“輿論”，那司法解釋就未必適用。而張家川這個初中生的“發布權”，體現的恰恰是一種“輿論”，是一種對事件的評價，屬於牢騷、發怨氣。從根本上看，體現的是他的“輿論權”（事件評價），而非簡單的“發布權”（發布事實）。對這兩種權利的誤判，最終導致了“張家川事件”。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權利，需要媒體人認真把握好，就是采訪權。從目前來看，能完整占有“采訪——發布——輿論”鏈條的，隻有媒體。
很多對“自媒體”崇尚備至的人，恰恰忽略了這個鏈條最重要的一端——采訪權。擁有“自媒體”，並不代表擁有采訪權，至少無法擁有完整的采訪權。而采訪權，是整個鏈條的基礎，缺了這個基礎，“自媒體”的發布權就可能遭到濫用，由發布權帶來的輿論就可能出現偏頗。這個道理，和媒體記者因采訪不紮實導致出現假新聞，並無二致。
的確，自媒體時代，發布權的普遍化，讓網友的輿論權出現了急速擴張。但采訪權的缺失，導致發布權和輿論權很容易出現偏差。
就拿“張家川事件”的導火索來說，如果少年擁有了采訪權，能夠了解到事件真相、接觸到事件本身，他還會發布那樣的輿論嗎？未必。因為缺乏采訪權，他的輿論必然帶有“想當然”的主觀色彩。
不僅張家川事件，很多“網絡謠言事件”，起因也是如此。網友隨手拍、隨手發，他們沒有必要也很難主動采訪，在發布的過程中很難完全避免主觀色彩，導致問題出現。從這個角度來說，自媒體並非對媒體的顛覆。缺乏了采訪權的自媒體隻能自娛自樂。而采訪權，則是傳統媒體在新媒體時代突出重圍的尚方寶劍和製勝武器。
（作者為魯中晨報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