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全國文化體製改革綜合試點省，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作為其中的文化單位之一，“轉企”的前期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清產核資、人員摸底、改製方案製定……
當記者打電話詢問改製進程的時候，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社長陳純躍正在考慮改製中如何盡可能地保障離退休人員的既得利益，同時又使留下來的員工減少養老上的後顧之憂等問題。這樣的想法似乎顯得有些保守。企業的特點之一就是將職員的養老問題在比較大的程度上轉移給社會。浙少社的改革方式明顯還留有事業單位的痕跡，出版社依然承擔了較多的員工養老責任。
“改革的步子應該一步一步走，動作不宜太大。”陳純躍解釋說。
事實上，浙少社所找的折中辦法是事業單位和企業單位養老措施的“平衡點”。在這個點上，新製度得以體現，並成為發展的方向；舊製度仍有保留，以給改革的承受者們適應的過程。任何一次改革都不可能完全脫離舊有製度而進行，因此，每一次改革所邁出的步伐也都是舊製度與新製度中間的一個平衡點。
從1998年第一次內部機製改革開始，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先後進行了兩次大的內部機製改革和若幹次小的完善工作。幾乎每一次變革，他們都踩準了一個平衡點。這讓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總是能在平穩中謀得發展。從業績上看，他們的全國少兒類圖書市場占有率從原來的10名開外，直線上升到今天的第一名，而且與第二名相差懸殊。與之相對應，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的利潤也從1996年的200多萬元升至2004年的1800多萬元，員工年總收入則隨之翻了幾番。但出版社的整體局勢一成不變地保持了“穩中求變”。
在出版業改製工作逐步鋪開的關節點上，這種能夠保持穩中求變的辦法無疑是值得關注和研究的。
化解矛盾之舉
要談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的改革，還得從1998年說起，那次改革奠定了以後曆次改革和調整的基調和方向。
1998年，剛剛走馬上任一年多的陳純躍，在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調查研究，並與每一位中層幹部以及部分老同誌的單獨談話之後，開始了第一次少兒社的改革。這對剛從當時的省新聞出版局人事教育處處長調到出版社一線的陳純躍來說並不是一件容易事。畢竟，他已經在局機關呆了七八年，沒有從事過具體出版社管理工作。
改革的目標當然是建立有效的內部激勵機製，充分調動廣大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在崗位上人盡其才，在分配上多勞多得。但具體采取怎樣的措施才能既實現自己的目標，又不引發更多矛盾，這讓陳純躍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陳純躍迷茫的時候，作家出版社社長張勝友被請到浙江作報告。那次報告給陳純躍啟發極大。後來，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在人事改革中的“競爭上崗、雙向選擇”以及薪酬製度改革中的“按效益計提獎金”等做法都有模仿作家社改革的痕跡。當然，在編輯人員經濟效益實行“零指標”、產生利潤後的計獎比例等具體環節，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製定了自己的政策，而且他們還根據自身情況創造性地製定了落聘員工的內部退養政策等措施。
“我們參考作家社的地方，在分配體製改革上多一些，人事改革上少一些。”陳純躍總結說。
當時，作家出版社1995年的改革是出版界最成功的案例。改革一年之後，作家社碼洋增長14倍，一躍成為出版界大鱷。
事實上，作家出版社和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麵臨的問題有很多類似之處。1997年陳純躍到任時，雖然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的經濟狀況遠遠好於作家社改革前的水平，但其利潤已經大幅下滑。1996年，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的利潤是200多萬元，同一指標在曆史上曾經達到過七八百萬。
雪上加霜的是，原本“旱澇保收”的計劃內教輔圖書的份額也即將失去，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將“被迫”徹底走上市場。能否轉換機製、適應市場的要求，關係到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所有人的飯碗。這也是最近幾年來我國所有少兒社都先後麵臨的問題。
更讓陳純躍撓頭的是，當時的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內部矛盾叢生、人際關係複雜，已經到了幾乎是難以調和的地步。要在這種情況下改革成功，隻有強調近乎完美的公平、公正，才能得到最大多數的支持。這就是化解內部矛盾的平衡點。
出於保證公平、公正的考慮，陳純躍決定：打通五個編輯室的選題分工。編輯室打通之後，雖然在名稱上，還是保持知識編輯室、低幼編輯室、文學編輯室等，但實際上各個編輯可以任選選題，完全不受所在編輯室名稱的限製。
而在此之前，知識、低幼、文學等各個領域的市場規模在客觀上的確存在差異。“當時，搞文學的編輯抱怨，因為那時候的兒童文學不像現在這麼火，市場大環境不景氣，盈利難度大。當時的低幼讀物最好賣，但是低幼讀物編輯也抱怨，因為文學讀物更容易得獎。”陳純躍說。
當改革完成之後，所有人都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對這項改革措施，“也許還是有反對的聲音，但是至少在公開的場合我沒有聽到過。”陳純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