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虛歲14歲就結婚了，這在今天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是違反婚姻法的。可是，在舊社會沒有婚姻法，不講婚姻自由，婚姻是由父母做主。不過那時14歲的小丈夫也不太多，那麼，我為什麼會那麼早就結婚呢？
我讀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母親因為過度勞累，患肺病去世了，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好像天一下子塌下來了，我失去了依靠。當人們把母親的棺材抬去埋葬的時候，我趴在棺材上，哭著不讓人抬走，誰拉我也不離開。我不能沒有母親呀，父親母親都走了，我不就成了孤兒。後來是外婆過來安慰我，勸導我，我絕望地撲在外婆懷裏放聲大哭。
母親去世以後，家庭的情況也有了很大變化。本來家裏的事由大哥當家，可是大哥既要行醫，又要做生意，在家時間不多，二哥就成了二當家。
二哥一向認為母親偏愛我，因而十分妒忌，這回他有了整治我的機會。二嫂很厲害，經常說些難聽的話。有些人很勢利，以前在母親麵前誇我，現在卻不願理睬我這個失去父母的孤兒了，甚至欺侮我。我很生氣，也感到孤獨。隻有外婆疼愛我，每當節假日我從學校回家，外婆都來照顧我，外婆成了我的依靠。
我14歲的時候，有一天，外婆對我說，你媽不在了，沒有人照顧你，我想給你娶個媳婦，在家裏可以照顧你的生活，你也算有個自己的家了。那時候，隻知道男人長大了都要娶媳婦，有自己的家，不明白媳婦的真正含義是什麼，我又一向聽外婆的話，既然外婆做主，為了讓外婆放心，我也就乖乖地應從了。
媳婦叫吳月琴，識一些字，不大會寫信。她到我家來以後，在生活上確實很關心我。盡管那時候我住校，很少回家，但每次回家都能感到家的溫暖。後來，我跟遠房的一個表兄崔雁冰到上海浦東中學讀書。在中學裏我不敢暴露自己在家裏有個由外婆包辦的媳婦，怕同學們笑話我，也怕同學們知道了，會鼓動我退掉這種包辦婚姻。我沒有勇氣退掉，因為這是外婆的安排。再說吳月琴對我不錯，她在王家這個大家庭中勤勤懇懇，處處謹慎，和大家和睦相處，哥哥嫂嫂都喜歡她。
後來，我到北京上大學，出國留學，一門心思學習科學文化，以備將來報效祖國，也不想這個事情了。我很少顧家，她毫無怨言，一個人在鄉下，帶著孩子過著儉樸的生活。直到1936年，我到浙江大學任教，才把她和三個孩子從鄉下接到杭州，一家人團圓。
從此以後，她一直帶著孩子跟隨著我。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隨著浙江大學西遷逃難，到了貴州湄潭縣。雖然生活安定了，但很艱苦。她仍是一如既往，任勞任怨，承擔了全部家務。
一個七口之家，全靠我一個人的收入維持生活。那時候，我雖然是一名教授，但戰亂中薪水很低，物價又高，我們原來的一點積蓄和結婚時候的首飾，在杭州的時候都拿去捐獻抗日了。要把這個家料理好真是太難為她了。她既要節省開支，又要給我和孩子們增加營養，所以就在我家住房後麵的山坡上開荒種菜。她還養了一隻羊，每天可以擠一點羊奶。
幾十年來，她默默地把自己的一生都貢獻給了這個家，使我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學和科研中去，在工作中沒有後顧之憂。當我們一家人團聚在一起的時候，兒女們常常這樣對我說：“爸爸，你不要忘了，你科學上的所有成就，都有媽媽的一份功勞。”我總是心服口服地回答說：“知道的，媽媽(我也不自覺地隨著孩子們叫媽媽了)一生辛苦了。”今年她已經93歲了，還在為這個家操勞，我很感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