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秋天，我到浙江大學之後，就在學校附近刀茅巷租了兩間房子，把一直在老家的妻子和三個孩子接來了。一家人團聚在一起，大人孩子都非常高興。從此我也就專心致誌地搞我的教學和科研。
浙江大學自從竺可楨當校長之後，形勢越來越好，報考浙江大學的學生成倍增長，學校內一派團結向上的氣氛。在物理係，竺校長把原來的一些老教授都聘請回來了。老朋友相聚，同事之間和睦相處，心情都很舒暢。我在這個集體中也感到很愉快。由於我教學認真，又比較年輕，性格開朗，所以物理係的師生都對我不錯，他們叫我娃娃教授——“Baby
Professor”。
我一邊教學，一邊仔細閱讀國外物理學期刊上有關核物理與粒子物理的論文，自己動手製作雲霧室，準備做宇宙線方麵的研究工作。
1937年5月，著名的丹麥物理學家玻爾和夫人、兒子漢斯·玻爾應邀到上海講學，5月23日到杭州。玻爾在物理學方麵有重大貢獻，曾經獲得192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我在德國留學的時候，沒有能到哥本哈根去拜訪他。這次陪他們遊覽西湖，玻爾向我介紹了原子核的複合核和液滴模型的思想；我和束星北教授送他們到長安車站去的時候，我又和玻爾探討了宇宙線方麵的問題。和玻爾他們在一起雖然隻有短短的兩天時間，對我來說卻是終生難忘的。在1985年紀念玻爾誕生100周年的時候，我寫了一篇文章《深厚的友誼，難忘的會見》，刊登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的《科學對社會的影響》紀念玻爾專輯上。
我到浙江大學的第二年，抗日戰爭爆發了。全國各地掀起了空前的抗日救亡運動。浙江大學的師生積極行動起來，進行慰勞、義演、募捐活動，宣傳抗日救國。
我和物理係的儀器管理員任仲英一起出去募捐，從慶春門一直到舊法院(現在的浙江醫科大學)門口，挨家挨戶地宣傳抗日，動員他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募集到許多廢銅鐵，給國家造槍炮，打日本鬼子。回到家裏，我跟妻子吳月琴商量，說：“國家有難，匹夫有責，我們不能投筆從戎去打日本鬼子，但可以捐錢捐物，給國家去買槍炮，把日本侵略者趕出去。”她是個明事理的人，馬上就把家裏的積蓄和結婚時候的金銀首飾都拿出來給了我，我全都拿去捐獻了。
戰火漸漸逼近杭州，浙江大學決定西遷。離開杭州的時候，大家都依依不舍，竺校長把校內各處都察看了一遍，他內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第一次遷到離杭州約240公裏的建德。師生員工們11月15日到達建德後，就在縣城裏的天主堂、孔廟、林場等地方開始上課了。隻上了四周課，杭州失守，建德也常有日本的飛機來丟炸彈，學校又隻有往西遷。第二次的目的地是江西泰和。計劃是12月24日開始西遷，師生們分三批離開建德，先乘船到金華，然後轉乘火車到江西。
束星北教授和我商量，由他先把孩子送到湖南他夫人的姐姐家裏避難，這樣可以使孩子有個安全的環境，也可以減輕我們西遷中的負擔。我很感激他在困難的時候為我們家著想，主動幫助我們。我妻子在建德又生下了第二個兒子，那時候我們已經有4個孩子。我讓二女兒和大兒子跟束星北教授去了湖南。我們帶著大女兒和沒有滿月的二兒子，和何增祿、朱福忻教授，以及係主任張紹忠的家屬共四家人，租了一條運郵包的小船，先到蘭溪，再去金華。
第一批出發的師生到了金華，就遇上敵機轟炸。還在建德的師生，聽到這個消息，就決定不去金華乘火車了，而改走衢州，轉常山。我們在途中接到改變行程的通知後，就要掉頭回蘭溪，再去衢州，可是我們乘的郵船有任務，不能掉頭，怎麼辦？我們隻好另想辦法。
還算幸運，我們找到了一條船。等到了蘭溪，天已經黑了，四家人空心餓肚，疲憊不堪。店鋪都已經關門，到哪裏去買吃的東西呢？我們讓物理係主任張紹忠兩口子帶著孩子們留在船上，其餘的人都分頭出去找吃的。不料江上起風了，船被吹得晃動起來，船艙裏的紙油燈著火，眼看就要燒到船頂的竹席，孩子們嚇哭了。張師母急中生智，用手把油燈拉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