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分析已經勾勒出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價格調整的一個基本趨勢，而中國幾十年價格結構體係的變化也基本上是符合這一趨勢的。但由於中國經曆了由計劃體製向市場體製的轉型，因此，價格體係的調整幅度表現得更為劇烈。下麵是我們歸納出的一些基本事實：
（a）許多標準化工業品的價格幾乎保持不變。以自行車為例，上世紀60年代，自行車價格平價約為160元，當時還在此基礎上推出了高價自行車，定價為500元至600元不等。到目前為止，自行車的價格依然在這一區間內波動。但當時一輛自行車的價格往往是一個普通居民半年的工資，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自行車都是最緊俏的工業品。電視機也同樣如此，上世紀80年代彩色電視機價格大約在2000元左右，與目前的價格相仿。但當時一台電視機大約要占城市居民一年的家庭收入（1985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739.1元）。而1985年一本圖書的平均價格是0.59元，自行車和電視機的價格是圖書的300倍和3000倍。
（b）還有一些標準化工業品的價格大幅下降，甚至是“高台跳水”。以汽車為例，1985年，上海大眾的普通型桑塔納轎車上市之初，價格高達20多萬元一輛，屬於絕對的奢侈品，對大多數家庭而言都是遙不可及的；進入21世紀後，普通型桑塔納轎車的價格已經降到了7萬元左右，早已“飛入尋常百姓家”。與此相類似的商品還包括：台式和筆記本電腦、手機等，如果考慮到性能和質量，其價格不知下降了多少倍。
（c）許多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在不斷上漲，盡管沒有具體數字，但漲幅超過圖書的比比皆是。比如郵資，1980年代一封外埠平信的郵資為0.08元，目前為1.2元至2元，上漲了約20倍；單一票價製的公共汽車，1985年的票價為0.05元，2000年為1元，是1985年的20倍；電影票價，1980年為0.15元，目前20元幾乎是最便宜的，漲了100多倍；另外，像醫療衛生、文化娛樂等服務的價格漲幅也大體上經曆了幾十倍甚至幾百倍的增長。在商品係列中，像煙草、服裝、化妝品等的漲幅也是比較高的，比如1985年最好的中華煙也不過是幾角錢，現在高級煙中上百元的比比皆是，漲幅至少在100倍以上。
（d）許多服務的價格上漲幅度為無窮大。比如大學教育，1990年代以前基本是不收學費的，但現在年學費動輒幾千元甚至上萬元，漲幅可以看做是無窮大。另外，住房價格也是如此，在計劃體製年代住房基本上是不花錢的，而現在則要耗盡一個中產家庭十幾年的收入。
簡單地比較後已經可以看出，隨著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和深化，商品價格結構體係經曆了一個劇烈的動蕩調整期，有的商品價格在不斷上漲，而有的則在不斷下降，圖書隻是不斷上漲的一係列商品和服務中的一種，超過其漲幅的商品和服務比比皆是。
既然如此，為什麼圖書價格會成為市民熱議的焦點，並受到國家決策層的關注？為什麼圖書價格上漲會成為眾矢之的？我們認為，其中的關鍵在於圖書是一種準公共產品，具有較強的正外部性（性質5），它除了是一種可以為出版產業鏈上的各個企業帶來經濟利潤的工具外，還承載了太多的非經濟功能，比如教化民眾、傳播知識和思想、提高社會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等等。考慮到這些非經濟因素，如果圖書價格讓大多數人難以企及或給其帶來很大的生活壓力的話，所產生的社會影響遠比“高價煙”、“高價酒”、“高價月餅”要大得多。這也正是為什麼醫療和教育市場化後的價格高企最容易為人們所詬病的原因。
因此，圖書作為一種準公共產品，應該能夠讓大多數人消費得起。由此，我們必須要考察一下中國的收入差距水平和人口文化因素。
2.收入差距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群眾的收入水平出現了大幅度的提高，這是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據統計，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費分別從1985年的739元和673元上升到2007年的13786元和9997元，上漲了18.6倍和14.9倍，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和人均消費則分別從1985年的398元和317元上升到2007年的4140.4元和3223元，上漲了10.4倍和10.2倍。但是在收入水平大幅度增加的同時，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卻表現得越來越突出。
首先是勞動者收入與企業家收入的差距在拉大。從收入角度觀察GDP的結構，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勞動者份額和企業盈餘呈現出此消彼長的發展態勢。這表明勞動者和企業家（企業盈餘以利潤的形式轉化為企業家股份回報）兩個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如果考慮到勞動者和企業家數量的多寡，則可以判斷出中國的財富持續在向少數群體進行集中。
其次是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擴大。城鄉收入比由1985年的1.86倍擴大到2009年的3.33倍。
第三是城市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也處於不斷拉大的過程中，最低收入組和最高收入組的收入差隨時間推移呈現出明顯的喇叭形。
對於中國整體收入差距的研究也進一步支持了上述判斷，據李實等人的研究，2002年中國的基尼係數達到0.454，比1995年高出1.7個百分點。其中城鎮內部的基尼係數上升幅度最大，比1995年提高了近4個百分點，達到0.319。而農村基尼係數則有所下降，從1995年的0.381下降為2002年的0.366。進一步觀察城鄉收入差距在全國收入差距中的影響則可以運用泰爾指數進行分解，把全國收入差距分解為城鄉之間、城市內部、農村內部等三個部分。分解以後，得出城鄉之間的差距在全國收入差距所占的比重：1988年的時候是37%，1995年上升到41%，而2002年則上升至46%，這說明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在全國收入差距中占的比例更大，並不斷上升。
上述數據都說明了城鄉之間的差距是導致全國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因素。
收入差距擴大，表明貧富差距的懸殊程度在增加，或者說有相當比例的人群並未享受到多少經濟發展的成果。盡管我們沒有具體數字表明這一群體人數有多少，但從世界一般規律而言，財富總是集中在少數人群手中，基尼係數越大，集中的程度就越高。因此，可以認為，盡管從平均收入的角度而言，中國圖書的價格並不是很高（無論是同其他商品比較還是同國外圖書比較），但對於低收入人群來說，圖書的價格就顯得有些昂貴了，如果這部分群體比例很大的話，則這一群體的主觀感受就會轉化為社會的普遍共識。
3.人口發展因素的影響
人口發展因素主要是指人口的數量、密度和文化程度等對圖書整體消費產生的影響。從中國出版的現實情況看，現在的所謂出版大省，基本是人口基數較大、平均文化程度相對較高的省份。例如，2007年出版物銷售額前幾名的省份（直轄市、自治區）分別是江蘇、上海、浙江、山東、河南等，而排在最後的省份（自治區）則分別是西藏、青海、寧夏、海南，後麵四省（自治區）的銷售總額隻及江蘇省的12%。
而人們對圖書產品的偏好，通常指的是在所有文化、教育、娛樂消費活動中，人們對閱讀紙質圖書的喜好和傾向。它主要受以下幾個非經濟因素的影響：
第一，文化水平。一般情況下，圖書購買者必須具備一定的文化水準，而且高文化程度人群對圖書的偏好也強於低文化程度的人群。近年來我國文盲率持續下降，2007年為8.4%；大專以上學曆人口所占比例也有所增長，2007年為6.6%。可以預見，整個社會文化程度的提高將增強人們對圖書的消費偏好。
第二，社會對知識的不同偏好。例如股票類圖書的一度暢銷，可以說明目前社會上對圖書產品存在一定程度的功利性，而且也顯示出不同時代對知識的不同偏好。同時，市場經濟下，出版業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娛樂業的一些做法，降低了傳統圖書的學術性與嚴肅性，影響人們的閱讀傾向和消費偏好。
第三，替代閱讀方式的發展及接受程度。比如網絡閱讀、電子閱讀等新的閱讀方式對傳統閱讀的替代。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的一項調查顯示，2007年國民紙質圖書的閱讀率已經低於電子讀物閱讀率，前者為34.7%，後者為36.5%。而在年輕一代中由於普遍較早接受電子閱讀的方式，因此購買電子讀物的傾向明顯高於中老年群體。隨著年輕群體在未來消費中主導地位的增強，這一人口發展因素將對紙質圖書的消費產生重要影響。
第四，國民閱讀率。據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進行的“全國國民閱讀調查”顯示，自1999年以來中國國民的紙質圖書閱讀率逐年下降，從1999年的60.4%下降到2007年的34.7%。而卓越亞馬遜的一項調查更讓人對紙質圖書的前景擔憂：49.5%的人半年內沒有讀完過一本書。國民閱讀率在2008年盡管有所提升，但仍遠低於發達國家。據調查，2004年英國國民圖書閱讀率為66%，而法國2005年的國民圖書閱讀率達到78%，德國2000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其國民圖書閱讀率為75%。
因此，從人口因素，同時也結合收入差距的因素，我們可以做如下的判斷：
其一，相比較精神層麵的消費，國民更偏好物質消費。例如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奢侈品消費第一大國，但文化消費的比重卻非常低。在文化消費中，娛樂性消費也高於圖書報紙雜誌的消費。
其二，即使是在廣義的閱讀層麵，淺層次閱讀（例如網絡閱讀、電子閱讀等）的比重越來越高，而深層次閱讀，即紙質圖書的閱讀比例在下降。
其三，讀書人口的收入偏低。從奢侈品消費狀況看，中國並不缺乏有消費能力的群體，隻是這部分群體同圖書的潛在消費群體之間產生了“錯配”，通俗而言就是，有錢人不讀書，讀書人沒有錢。這個問題可能要比收入差距擴大、閱讀率下降、深層次閱讀比重不高所反映出的問題更為嚴重，它表明中國的財富並不是按照知識水平進行分配的。如果有讀書需求的人由於收入低而讀不起書，這會成為製約中國未來發展的一個最大隱憂。
事實上，如果進行跨國橫向比較，中國圖書價格屬於偏低的，至少不能算高。據業內人士的普遍估計，中國的大眾圖書的價格收入比（即平均每本書的價格／人均收入）與國外相仿，但專業類圖書的價格收入比則明顯偏低。
因此，圖書貴不貴，圖書相對收入的比重僅僅是一個方麵，國民對圖書的熱愛程度（即經濟學講的偏好）同樣是一個重要因素。如果國民熱愛讀書，則相對而言就能夠接受一個更高的圖書定價。
4.小結
第一，圖書價格走高符合圖書的經濟屬性，全球市場經濟國家均是如此。
第二，無論與其他商品相比，還是與國外圖書相比，中國的圖書價格都談不上昂貴，在某些領域，比如專業圖書，甚至還偏低。
第三，民眾普遍感覺到圖書很貴，其原因有三：一是對大多數消費者而言，物質消費的價值高於精神消費，因此很容易得出圖書價格很高的判斷，正如《經濟參考報》一篇文章的標題所描述的那樣：“是抽一包煙還是買一本書？”個中緣由，耐人尋味；二是圖書是一種準公共產品，價格的攀升更容易引發人們強烈的不滿情緒，正如教育和醫療衛生一樣；三是收入差距的擴大，並且擴大的方向與知識水平形成一種“錯配”，高收入群體更熱衷於購置房產和奢侈品，而沒有成為圖書消費的主力，而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圖書價格可能對其基本生活構成了一種壓力。
這三個問題折射出的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些深層次的矛盾，並不是出版產業自身所能夠解決的。那麼，出版產業自身是否也存在一定的問題，而且這些問題又直接引發了民眾對圖書價格高企的普遍不滿呢？我們認為，中國圖書出版產業仍處於不成熟、不完善的發展階段，自身仍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存在導致圖書價格出現“虛高”的情況。我們在下一節將對此進行分析。
三、如何看待中國圖書價格不斷走高的事實——產業內視角
在上一節，我們從影響人們主觀判斷的商品價格體係、收入差距及人口素質和消費偏好入手，分析了中國圖書價格走高的原因，認為中國圖書價格走高符合圖書的經濟屬性，是一種正常的經濟現象，同時也指出了中國圖書價格存在“虛高”的問題。從中國圖書出版產業內視角來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這種“虛高”所賴以生存的環境和內在原因。下麵本書將從三個方麵對這一問題展開論述：首先，回答為什麼出版產業發展的不成熟會導致圖書價格的“虛高”，進而引發民眾對圖書價格的不滿；其次，梳理出導致圖書價格“虛高”的體製因素；最後，給出一些初步的政策建議。
1.中國圖書出版產業發展不成熟是圖書價格“虛高”的重要原因
所謂價格“虛高”，是相對價格“實高”而言的。如果一種商品的市場價格相對於整個商品價格體係定位並不高，甚至還存在結構性低估，但相對於其自身質量而言卻又較高，則稱這一商品處於價格“虛高”狀態。
作為一個商品，所謂“昂貴”與“便宜”都是相對其質量而言的，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性價比。不能認為價格低的東西就便宜，因為其質量可能很差；同理，也不能認為價格高的東西就貴，因為其質量可能很好。對圖書這種商品，其質量高低並不取決於印刷、紙張的精美程度，而是通過其所能帶給讀者的效用體現出來的。這種效用就是能否給讀者帶來大量豐富的知識和信息，能否滿足讀者情感和心靈的一種渴望和慰藉，能否引發讀者對人生和社會的嚴肅的理性思考。如果這幾條能夠滿足，圖書的質量就很高。根據市場經濟的一般法則，即優質優價法則，其價格即使定得高一些，相信也不會有太多的人抱怨圖書很貴了。如果不能，即便是圖書價格定得很低，其性價比仍然不高，人們仍然會抱怨圖書的價格“偏高了”。
在上文的比較研究中我們已經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即無論是相對於其他商品而言，還是相對於國際圖書市場而言，中國圖書的價格水平並不高。接下來就需要考察中國圖書產品的質量了，如果圖書市場的主流是優質、精品圖書，則我們可以認為中國圖書價格處於合理適度區間，如果圖書市場充斥著大量內容低俗、抄襲、模仿、粗製濫造甚至無病呻吟之作，則可以認為中國的圖書市場處於價格“虛高”狀態。
那麼，中國圖書的整體質量又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呢？
這裏我們不直接對圖書質量做出正麵的評價，因為這本身是一個見仁見智、很難做客觀評價的問題。我們打算從圖書市場所表現出來的競爭策略、競爭模式和競爭結果入手，來間接地對圖書質量做一個便捷有效的考察。
首先，從競爭策略來看，“價格戰”已經成為零售商占領市場的重要競爭手段，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一般來說，靠價格取勝本身已經反映出圖書商品的低質性，因為，凡是打“價格戰”的產品，大多是低質產品。有質量、有品牌的產品從來都不輕易打價格戰的。
其次，從競爭模式來看，做“大書”、“偽書”、“跟風書”、“特價書”、“項目書”、“一號多書”的出版商仍不在少數，更不用說潛伏在地下的“盜版書”，這些非正常的競爭模式不僅帶來了無序競爭和過度競爭，而且也擾亂了出版業的正常運行秩序，導致價格波動起伏劇烈。這種情況讓普通讀者解讀，自然就會認為圖書出版產業存在著“暴利”的可能，否則一本新書怎麼可能以三折、二折甚至一折的價格出售呢。透過現象看本質，上述不正常現象之所以反而成為“常態”，恰恰暴露出出版社出版的圖書質量存在著諸多的問題：定位不清、缺乏長期戰略和品牌意識、短期化傾向嚴重，結果就是內容雷同、炒作成風，把嚴肅的內容創新變成喧囂的商業炒作。出版社為了一己之利，而且往往是蠅頭小利，便置自身的品牌於不顧，廉價地出賣書號，出版一些應時、應景之作，從而在拋棄沉甸甸的社會責任的同時，也把自身等同於一個廉價的書號販子。在這種模式下出版的圖書，怎麼可能是精品圖書呢？不少圖書的命運是經渠道轉了一圈後又直接回到出版社。
第三，從競爭結果看，中國圖書產品的過剩已經成為困擾圖書出版產業發展的頑疾，久治不愈，且愈演愈烈。近年來，中國圖書庫存量在逐年增加，庫存金額從1988年的21.61億元增加至2007年的565.9億元，不僅超過了2007年的銷售總額，而且二十年間增長了近26倍。中國圖書市場早在2000年就已達到了72.36%的高庫存率（庫存率指庫存碼洋與年銷售碼洋之比），遠遠超出一般公認的30%~50%的警戒水平。
競爭結果是檢驗競爭策略和競爭模式最好的試金石。我們在上篇的研究中曾經指出圖書出版產業容易出現生產過剩，但像中國這樣超規模的過剩必然反映出中國圖書出版產業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體製上的問題。比如，在中國現有體製下，出版業存在退出壁壘。在書號配給製度下，書號就代表著圖書出版的權力，是實現圖書利潤的前提，一些運營效率較低的出版社可以憑借倒賣書號而獲得“生存”能力，從而不必退出出版市場。況且在書號管製的製度下，這些出版社同樣會盡可能用足書號。這兩者疊加，便不可避免地生產出大量沒有市場需求的圖書。又如，相當一部分圖書存在非市場化運作的情況，有一部分書是由作者或單位出資出版，出版社在成本已經收回的前提下，印發的圖書數量超出實際需求，導致庫存增加。在極端的情況下，出版社可能會出版根本沒有市場需求的圖書。目前已經成為貶義詞的“項目書”就是一個例子。那些用科研項目的經費購買書號出版的所謂“學術專著”已成不小的規模。絕大部分項目書，出版社是不將它們列入發行渠道的，因為出版社知道這些書隻有很小的經濟效益，所以根本不願意為它們支付發行成本。隻有單位職稱評審或項目結題時，申報者自己拿出來，大家才知道有這本書的“出版”，這種現象也被一些學者稱為“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