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早年就有寫日記的習慣。1949年4月11日飛離太原時，他的1931年至1944年的日記，共16冊，遺留在太原。閻錫山日記為藍皮紅色豎格宣紙本，毛筆抄錄。這些遺留在太原的閻錫山日記，在2010年由山西省地方誌辦公室、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公開出版。全書共60多萬字。
閻錫山寫日記，很有個性。他曾經說：“記事是主觀的，記理是客觀的，記事是為自己留痕跡，記理是對人類作貢獻，我不願為自己留痕跡，願對人類有貢獻。”閻錫山寫日記，怎麼個“對人類有貢獻”呢？據閻錫山日記研究者稱，閻錫山寫日記，“儼然一個學貫中西、自恃自律的思想者，對處人、處世、治政、理家均有一套心得”，“日記中不乏其精心總結的治政思想、用人經驗以及對政局國是的推測預見”。
閻錫山在日記中寫道：“施政，無論如何好的事，人民未經過，不能使之信。須周密的考慮，明白的講解，次第的推行”，“公務員做甚不務甚，對人民告說甚人民不信甚，教人民做甚人民不聽甚，焉能自強”，“雪亮聰明的人，不足以擔大任。一偏聰明的人，不足以任全事”，“今日非將一盤散沙的人民變成一塊膠石的人民，不能圖存”。
閻錫山寫日記的方式也與別人不同。據曾經擔任閻錫山秘書、留居山西年近九旬的李蓼源老先生回憶，閻錫山的日記多數並非其本人親自書寫，而是由其口授，秘書記錄。內容大致可分為六類：一為重要事件的記載；二為重要信件的記載；三為重要文件的記載；四為閻錫山本人詩詞的記載；五為感懷、警句和論點記載；六為家事、政事、夢事的記載。
李蓼源說，1941年前後，年僅16歲的他曾一度負責記錄閻錫山口授日記。他回憶，閻錫山口授日記在時間、數量上均無一定規律，可能一天說幾段，也可能十天八天說一段。閻說出一段兩段，他便馬上記在本子上，然後讀給閻錫山聽，如沒問題，便交給謄錄秘書，用毛筆抄錄到專用的16開紅色豎格宣紙日記簿上。
閻錫山做事仔細。他生怕自己的日記在戰亂中散失，請人再抄一份，所以他的1931年至1944年的日記雖然有一份遺留在太原（被稱為“留晉本”），另一份卻被他帶到台灣（被稱為“留台本”）。由於閻錫山對日記曾經做過修改，所以“留晉本”與“留台本”在個別文字上稍有差異。
1949年6月13日，閻錫山在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的日子裏，於廣州宣誓就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1949年6月24日閻錫山在日記中感歎：“到穗以來，始知國事日非，由於黨內有派係爭，有小組織爭，有地域爭。地域有南北爭、西北爭、東北爭、東南爭。爭起來無理的說人壞，有理的說己好。不說事怎樣做，隻說人怎樣用……”
1949年12月8日閻錫山隨蔣介石敗退台灣，1950年3月6日閻錫山辭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無權無勢無兵的他，為了盡量不引起蔣介石的注意，躲進陽明山極為荒僻的菁山，度其餘生。1960年5月23日，閻錫山駕鶴西去，享年78歲。
我尋至菁山，探訪閻錫山鮮為人知的故居及墓地，發現閻錫山的墓碑上竟然刻著日記！
閻錫山死前，曾囑其家屬，“墓碑上刻日記第100段和第128段”。閻錫山故後，夫人徐竹青遵囑把他的日記打開，找到了第100段和第128段，見上麵分別寫著：“義以為之，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誠之，為做事之順道。多少好事，因禮不周，言不遜，信不孚，致生障礙者，比比皆是。”“突如其來之事，必有隱情，惟隱情審真不易，審不真必吃其虧。但此等隱情，不會是道理，一定是利害，應根據對方的利害，就現求隱，即可判之。”
我在閻錫山日記中，還看到一段格言式的話，概括了閻錫山的人生哲學：“做事是人生的結果，做的事多就是此生的結果大，做的事少就是此生的結果小，為做人即應當做事。”
在台灣，我還注意到軍統頭子戴笠也記日記，其中部分日記已經公開，可供查閱。
1946年3月17日，戴笠死於空難。軍統局主任秘書毛人鳳細讀戴笠日記，見到戴笠在日記中提及：“郭同震讀書甚多，才堪大用。”郭同震何許人也？此人1935年在北京大學讀中文係時就加入了軍統局，戴笠派人與他單線聯係。據稱，郭同震當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北平學生運動委員會的書記，後又轉到八路軍林彪的115師擔任偵察大隊長。郭同震受到了戴笠的欣賞，被任命為“北平特別勤務組組長”。戴笠死後，軍統局改為保密局，毛人鳳任局長。由於戴笠日記上有那句話高度評價郭同震的話，毛人鳳重用郭同震。郭同震有七八個化名，用得最多的一個化名是穀正文。穀正文隨蔣介石來到台灣之後，成為台灣保密局的頂梁柱，直接受命於蔣介石。穀正文最受蔣介石稱許的，是在1955年4月精心策劃了暗殺周恩來總理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事件。所幸周恩來總理因臨時改變行程，沒有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而出席萬隆會議的中國代表團中外記者11人因飛機失事而殉難，震驚世界。
胡適和於右任的日記
胡適和於右任作為學者、文人，記日記乃在情理之中。
我曾兩度赴台北南港，細細參觀那裏的胡適故居及紀念館。胡適1949年4月6日從上海坐船前往美國，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中間曾經幾度來到台灣。1958年4月10日胡適從美國到台灣定居，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1962年2月24日胡適病故於台北。胡適故後，留下幾百萬字日記，出版了八卷本《胡適日記全編》。
在胡適日記中，粘貼著一份剪報，足見胡適對這份剪報的重視。那是從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報》上剪下來的。這份剪報不是胡適本人所剪，而是蔣介石送給他的。
剪報所載是胡適小兒子胡思杜的文章，題為《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
身為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在國共決戰中選擇了國民黨。他在1948年12月15日下午，從北平南苑機場登上南下的國民黨軍用飛機前往南京。他的幼子胡思杜留在了北平，從此父子訣別。北平和平解放之後，胡思杜進入華北革命大學學習。為了表示跟父親胡適劃清界限，胡思杜寫了《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發表在《中國青年報》上。香港《大公報》、台灣的《中央日報》、美國的《紐約時報》都轉載了胡思杜的文章。胡思杜宣稱“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胡思杜指責胡適“出賣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始終在蒙蔽人民”，“昧心為美國服務”。又說：“（他的）一係列的反人民的罪狀和他的有限的反封建的進步作用相比，後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還說：“在他沒有回到人民的懷抱來以前，他總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在決心背叛自己階級的今日，我感到了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
胡適從美國來到台灣時，蔣介石把轉載了胡思杜文章的那份香港《大公報》，送給了胡適。蔣介石的本意是以此譴責“中共暴政”造成“骨肉反目”，而在胡適看來卻是蔣介石借此事嘲弄自己兒子不肖不孝，便反唇相譏道：“我的小兒子天性愚鈍，實不成器，不如總統令郎迷途知返！”胡適所說“總統令郎”，不言而喻是指蔣經國1927年在蘇聯發表文章罵蔣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國主義的幫凶”，“是我的敵人”。胡適之言，令蔣介石十分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