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兒子胡思杜的“批判”，畢竟是胡適心中的痛，盡管胡適也明白小兒子的文章是在政治高壓下無奈之舉。胡適把小兒子的文章粘貼在自己的日記裏，留此存照。
不幸的是，盡管胡思杜如此公開表明與“反動父親胡適”“劃清界限”，在1957年仍難逃厄運，被劃為“右派分子”，在絕望中自殺。小兒子胡思杜的“批判”和憤然離世，曾使胡適久久歎息。
我在台北也前往北投，參觀於右任的故居“梅庭”及紀念館。於右任是詩人、書法家，也是國民黨元老。1947年於右任出選第一任監察院院長，到台灣之後仍多年擔任此職。1964年11月10日於右任在台北病故，終年86歲。
在於右任彌留之際，他的長子於望德，會同於右任僚屬李嗣璁等一起打開於右任的自用保險櫃，以求查找於右任遺囑。不料，保險櫃並無遺囑，隻有多冊日記以及一張借據，那是於右任的第三個兒子出國留學時，因旅費不足，於右任向副官借了3萬元台幣（當時於右任擔任“監察院”院長，月薪5000元台幣）。此外，並無一點金銀財寶。於右任平日有餘錢，總是接濟困難朋友。他曾經多次向陝西三原鄉親父老捐款。於右任在三原的秘書張文生曾經把貼滿五大本的捐款收據呈送於右任過目，於右任翻著厚厚的賬簿說：“這些賬簿都燒了吧，不要叫我的子孫看見之後將來前去討債，他們應該自食其力。”
他的長子細細閱讀父親的日記，發現父親晚年體力日衰，在1962年初就預料自己餘日不多，在日記中寫下類似遺囑的話。
1962年1月12日，於右任在日記中寫道：“我百年後，願葬於玉山或阿裏山樹木多的高處，可以時時望大陸。”在這段話的下方，於右任署名“右”字，而且還加注一句話：“山要最高者，樹要大者。”接下去，於右任又寫道：“遠遠是何鄉，是我之故鄉，我之故鄉是中國大陸，不得大陸不能回鄉。”
十天之後，於右任又在日記中寫道：“葬我在台北近處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兩天後，於右任在日記本上寫下一首歌，旁注：“天明作此歌”。這首歌，就是後來傳遍海峽兩岸的《於右任遺歌》：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
大陸不可見兮，隻有痛哭。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
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天蒼蒼，野茫茫，
山之上，國有殤。
值得提到的是，日記中《於右任遺歌》的最後一句是“山之上，國有殤”。可是當時台灣中央社在發表有關於右任遺言的電訊中，誤為“山之上，有國殤”，以致許多引用者均誤為“山之上，有國殤”。
海峽此岸政要的日記
海峽此岸的政要們，也有記日記的，隻是沒有海峽彼岸那麼普遍。
向來沒有聽說過毛澤東有記日記的習慣。然而我在1989年9月16日采訪毛澤東秘書田家英夫人董邊，她談及田家英的工作時，提及“為毛澤東保管日記”。我當即追問，毛澤東記日記嗎？董邊說，她曾見過毛澤東在1958年前後寫的日記。我請她詳細回憶，據她說：
毛澤東不用市場上所售的那種日記本記日記。他的日記本與眾不同，是用宣紙訂成的，十六開，像線裝書。
毛澤東從來不用鋼筆記日記。平日，秘書總是削好一大把鉛筆，放在他的筆筒裏。他的日記常用鉛筆寫，有時也用毛筆。
毛澤東的日記本上沒有任何橫條、方格，一片白紙而已。毛澤東寫的字很大，一頁寫不了多少字。
毛澤東的日記很簡單，記述上山、遊泳之類生活方麵的事。他的日記不涉及政治，不寫今天開什麼會，作什麼發言。
毛澤東的日記從未公布過。隨著時光的推移，也許世人有朝一日會見到公開出版的別具一格的毛澤東日記。
我采訪過多位毛澤東秘書。據他們告訴我，毛澤東的秘書每天要填值班日記。那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印好的表格，要填寫毛澤東每日的活動。這些值班日記，交中辦秘書局保存，如今已成為研究毛澤東的重要檔案資料。這些值班日記，最初由機要秘書徐業夫和羅光祿記，後來由羅光祿和高智記。葉子龍也記過。
周恩來不寫日記。但是，我在中央檔案館看到周恩來的一大堆台曆。周恩來的習慣是在台曆上逐日記下工作要點，成為一種特殊形式的日記。
曾經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王若飛是記日記的。我在《從台灣看毛、江“約法三章”》一文中便寫及，1947年3月國民黨部隊攻下延安時，繳獲了王若飛遺失的日記。當時被任命為延安市長的陳綏民，長期從事情報工作，很仔細閱讀了王若飛遺失的日記，從中抄錄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毛澤東、江青結婚的“約法三章”的條文。1976年陳綏民在台灣出版《毛澤東與江青》一書，披露了王若飛日記的相關內容。
1995年6月27日，我在北京中南海采訪陳雲夫人於若木，問及陳雲是否寫日記？於若木說，陳雲不記日記。但每天氣象他都記錄，每天生活起居也都作記錄，大便的時間、量的多少都記。
我著有《中共中央一支筆——胡喬木》一書，據胡喬木夫人穀羽告知，胡喬木有記日記的習慣。在1975年11月開始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江青一夥要胡喬木“交代”與鄧小平的關係。胡喬木不得不查閱自己的日記，在1973年至1976年鄧小平重新工作期間，他到鄧小平那裏去了25次。胡喬木依據日記寫“交代材料”，這也是世所罕見。由此也可見胡喬木的日記相當詳細。不過我在采訪另一位“大秀才”陳伯達時，問起是否記日記，他搖頭。
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王任重是記日記的。王任重擅長文字工作。在他擔任中共湖北第一書記的時候，發起組織了以“龔同文”為筆名的寫作小組，發表許多短論、雜文，不少文章出自王任重筆下。王任重的日記富有史料價值。1959年6月24日，王任重在日記中記載，毛澤東在去長沙的火車上同他談話時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陳雲同誌對經濟工作是比較有研究的，讓陳雲同誌來主管計劃工作、財經工作比較好。”這樣，陳雲得到了重新起用，負責整頓被“大躍進”攪亂了的中國經濟。
姚文元多年堅持記日記。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是作家。受父親影響，姚文元從15歲起開始記日記。姚文元日記尚未公開出版，但是1980年特別法庭審判姚文元時，多次引用姚文元的日記作為證詞，可見姚文元日記有相當重要的史料價值。如今姚文元日記完整地保存於中央檔案館。隨著時過境遷，相信姚文元日記有朝一日會公開出版。
國務院前總理李鵬是記日記的，其中的一部分已經公開出版，如《眾誌繪宏圖——李鵬三峽日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汪東興的部分日記，也已經公開出版，如隨毛澤東轉戰陝北、隨毛澤東第一次出訪蘇聯、隨毛澤東重上井岡山。不過，看得出是後來加以補充的。他當年陪同毛澤東外出，哪有時間每天寫幾千字的日記？其實在出版時，應當標明哪些是日記的原文，再標明哪些是後來的補充，這對於保持日記的真實性是很重要的。
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出身地質專業，卻有著很好的文學修養。他有著記日記的習慣。我注意到，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經提及他每天記日記。
順便提一句，我曾問錢學森之子錢永剛，錢學森記不記日記？錢永剛回答說，不記，但是錢學森記了一本又一本工作筆記，這些工作筆記上都有年月日，相當於日記。隻是這些工作筆記涉及火箭、導彈，屬於國家機密，至今仍鎖在國防部的保密櫃裏，連他都不允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