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解放台灣”，意味著要打開對台的和平談判之門。那時候台灣海峽結滿堅冰，派誰去破冰？
得知中共中央有意要和蔣介石展開和平談判，一位75歲的老人在北京主動請纓。此人便是章士釗，當年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成員，在和談破裂之後留在了北平。章士釗是資深國民黨人，派他去和蔣介石溝通，顯然非常合適。
就這樣，1956年春日，章士釗接受了特殊使命，飛往香港。章士釗在香港會晤了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宣工作並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先生，把來自北京的信交給他。許孝炎隨即從香港飛往台北，把北京方麵的信當麵交給蔣介石。
北京方麵的信中，提出了解決台灣問題的四條意見，供蔣介石考慮：
一、除了外交統一中央外，其他台灣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理；
二、如台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撥款予以補助；
三、台灣社會改革從緩，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台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
四、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
當時，某些香港報紙曾發表不實報道，稱蔣介石的故居和家裏的祖墳已經在大陸鎮壓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中被鏟平，這些消息使蔣介石寢食難安。北京來信末尾，轉達了來自蔣介石故鄉真實信息：“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
蔣介石收到了來自北京的信，並未馬上對許孝炎表態。
蔣介石經過考慮，想試探北京方麵的虛實。蔣經國得知此事，當即向父親建議，可以讓曹聚仁前往北京。
很多關於曹聚仁的報道，把曹聚仁擔當“國共密使”，說成是北京方麵的意思。當年的美國《時代周刊》便以透露內幕消息的口吻寫道：“在香港，傳聞集中在一個叫曹聚仁的中國記者身上。”“曹相信，對所有中國人來說，最好的事就是能否與共產黨談判解決問題。在收到北京方麵支持他的消息之後，曹就寫了一封信給舊識蔣經國，告之：‘在這危急時刻，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訴你。’”
其實，“點將”曹聚仁者，乃蔣經國也，而非北京方麵。曹雷回憶說，母親鄧珂雲在去世前告訴家人，“兩岸建立聯係的事情，最初是台北方麵派人到香港找我父親的”。
蔣經國跟曹聚仁交誼甚篤，所以提議曹聚仁作為“國共密使”，勢必是蔣經國，而不可能像美國《時代周刊》所說的那樣，曹聚仁自己主動跟北京方麵聯絡，然後報告蔣經國“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訴你”。
台灣派人到香港，轉告了蔣經國的意圖之後，要曹聚仁“去一趟大陸，摸清大陸方麵的真實意圖”。
於是，在1956年夏天，曹聚仁給邵力子先生寫了一封信，表達了他想與中共高層接觸之意。為了避免引起注意，曹聚仁的這封信是夾在寫給妻子鄧珂雲的家信中，請鄧珂雲收到之後轉寄邵力子。鄧珂雲當時帶著子女住在上海南京西路潤康邨。
邵力子接到曹聚仁的信之後，不敢怠慢，立即向上做了彙報。周恩來了解情況後，迅速安排曹聚仁進京麵談。
鄧珂雲曾回憶說：“1956年，曹聚仁寄我一信，內附一信，囑我轉寄北京邵力子先生，信的內容大意說，為了兩黨的和好、祖國的統一，願作橋梁，前去北京，請邵老向中央轉呈此意。我即將信封好寄出。不久，邵老回複一簡函，由我轉給聚仁，大意是歡迎他回來。”
倘若北京直接召曹聚仁晉京，這未免太顯眼了，因為曹聚仁到香港之後，已經6年了，從未回中國內地。他動身回內地，理所當然會引起香港各方注意。北京方麵通過費彝民與曹聚仁聯絡。費彝民是香港左派報紙《大公報》的社長。其實，費彝民似乎可以說是當時北京方麵在香港的“統戰部”部長。華羅庚、侯寶璋、馬師曾、紅線女、馬連良、俞振飛、容國團、薑永寧等著名人士從海外回歸中國內地，在經過香港時都是由費彝民接待照顧的。就連北京方麵派出的“密使”章士釗，在香港期間也是由費彝民精心照料。周恩來曾經說過：“香港要是多幾個費彝民，那我們就好辦多了。”從周恩來此言中，足以看出對於費彝民的倚重。
經過費彝民的聯絡，安排曹聚仁以新加坡工商考察團隨團特派記者的名義前往北京。因為曹聚仁是新加坡《南洋商報》的特約記者，跟隨新加坡工商考察團訪問北京，可謂“順理成章”，天衣無縫。此後，費彝民一直成為北京方麵指定的在香港經常與曹聚仁溝通的聯絡人。
周恩來三次接見密使曹聚仁
也正因北京方麵事先得知曹聚仁肩負不平常的使命，除了派出邵力子、徐淡廬前往機場接機之外，周恩來總理在1956年7月13、16、19日三次接見曹聚仁，足見對於這位“密使”的高度重視。據《周恩來年譜》，“先後由邵力子、張治中、屈武、陳毅等陪同，三次接見曹聚仁”。
內中，特別是7月16日中午，周恩來在頤和園聽鸝館宴請他，陳毅副總理作陪。1939年曹聚仁在南昌便與陳毅相識，舊友重逢，分外欣喜。宴畢，周恩來、陳毅還與曹聚仁一起泛舟昆明湖。
作為記者，曹聚仁當然不會放過這麼好的采訪機會。他直截了當地問周恩來：“你關於和平解放台灣的談話究竟有多少實際價值？”
周恩來答道：“‘和平解放’的實際價值和票麵完全相符。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戰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麼不可以來合作建設呢？我們對台灣，絕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隻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
周恩來這一段話，首次提出了“國共第三次合作”。
聽了周恩來的話，曹聚仁頗有感觸地說道：“國共合作，則和氣致祥；國共分裂，則戾氣致禍。”
周恩來指出：說過什麼，要怎麼做，就怎麼做，從來不用什麼陰謀，玩什麼手法的，中共決不做挖牆腳一類的事。
那天，曹聚仁稱讚周恩來是“政治外交上的隆美爾”。隆美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陸軍元帥。隆美爾善於捕捉稍縱即逝的戰機，敢於力排眾議，果斷發起進攻。英國首相丘吉爾曾評價隆美爾說：“盡管我們在戰爭浩劫中相互廝殺，請準許我說，他是一位偉大的將軍。”曹聚仁還推崇陳毅是“了不起的人物，上馬能武，下馬能文；既是將軍，又是詩人”。
已經6年未同丈夫見麵的夫人鄧珂雲，帶著小兒子曹景行趕往北京，與曹聚仁一起住在新僑飯店。曹景行後來回憶說：“那年我才10歲，跟著父親在北京見了邵力子、屈武等很多人。”曹景行還說，大人們在談話，邵力子陪著曹景行母子遊覽頤和園。在張治中、邵力子、屈武、夏衍等人請曹聚仁吃飯時，大家謙讓著，都不肯坐主座，10歲的曹景行堂而皇之地坐上了那個位子。
1956年7月下旬，曹聚仁從北京來到上海，全家6年來第一次真正團聚了。
8月初，曹聚仁乘火車經廣州返回香港，結束了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
曹聚仁回到香港，用他的筆，向海外轉達了周恩來發出的重要信息。他在8月14日《南洋商報》上，發表了《頤和園一夕談——周恩來總理會見記》。海外報紙迅即紛紛轉載此文。
這篇報道也引起猜測紛紛。也難怪，作為新加坡工商考察團的隨團特派記者，在北京竟然會受到周恩來的親切接見，人們怎不把他視為負有特殊使命的人物？
麵對眾說紛紜，曹聚仁笑著引用《紅樓夢》第一回太虛幻境裏的對聯答複：“誠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對於曹聚仁，陳毅的印象是：“此公好作怪論，但可喜。”周恩來則說他：“終究是一個書生，把政治問題看得太簡單了。他想到台灣去說服蔣經國易幟，這不是自視過高了嗎？”
毛澤東與曹聚仁在中南海長談
曹聚仁回到香港，蔣經國馬上派人前往香港探望曹聚仁。曹聚仁詳細向來人轉達了周恩來的幾次談話的內容。來人也轉達了蔣經國對於國共進一步談判的意見。
這個台北信使，便是曾經擔任蔣經國機要秘書的王濟慈。王濟慈與曹聚仁都是省立浙江第一師範的學生，在贛南的時候王濟慈就已經成為蔣經國親信，跟曹聚仁也有許多交往。正因為這樣，蔣經國從台灣派遣王濟慈跟曹聚仁聯絡。
曹聚仁回到香港不到一個月，第二次前往北京。這次北京之行的啟程日子，不得而知，不過9月1日他已經到了北京，這是確實無疑的。曹聚仁在《北行小語》中寫道：“9月1日下午，記者在北京參加了齊白石老人的和平獎金授獎典禮，會場上碰到了許多文藝界的老朋友……”這一天，周恩來總理也出席了這一典禮，在那裏曹聚仁又一次見到周恩來總理。
由於周恩來的推薦，毛澤東也決定接見曹聚仁。
那是在中共“八大”剛剛結束，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於9月30日訪華。10月3日下午，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出席了歡迎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的大會，唯獨不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
毛澤東哪裏去了呢？他在中南海居仁堂與曹聚仁長談。
關於這次談話的內容，我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沒有查到。曹聚仁本人對此也口風甚緊。事隔多年，隻從曹聚仁家人的回憶中，談及曹聚仁偶然在跟家人的談話中所透露的片言隻語。
毛澤東曾問他：“你這次回來，有什麼感想？你可以多看看，到處走走，看我們這裏還存在什麼問題，不要有顧慮，給我們指出來。”
曹聚仁坦率地講了自己的觀感。曹聚仁對家人說：“我沒有顧慮，想到的全講了。”
曹聚仁還說：“想不到，我的著作，主席差不多都看過。我說我是自由主義者，我的文章也是‘有話便說，百無禁忌’的，主席認為我有些敘述比較真實，而且態度也公正，又叫我不妨再自由些。”
毛澤東在談話中表示：“如果台灣回歸祖國，一切可以照舊。台灣現在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務來破壞，我們也不派‘紅色特務’去破壞他們。談好了可以簽個協定公布，台灣可以派人來大陸看看。公開不好來就秘密來，台灣隻要與美國斷絕關係，可派代表團回來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
毛澤東知道曹聚仁相當了解蔣經國，便請曹聚仁詳談蔣經國。曹聚仁便回憶起當年與蔣經國在贛南共事的情形，充分肯定蔣經國的為人。曹聚仁還說，他在1948年寫過一本《蔣經國論》，後來由香港創墾出版社出版增訂本。毛澤東當即要曹聚仁回香港之後，寄一本《蔣經國論》給他，他說想看這本書。
關於毛澤東的談話，一年之後，曹聚仁在《北行小語》中才略加透露。他寫道：因為毛氏懂得辯證法。世間的最強音者正是最弱者。老子說：“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天下莫柔於水，至堅強者莫之能勝。”從這一角度看去，毛澤東是從蔑視蔣介石的角度轉而走向容忍的路的。他們可以容許蔣介石存在，而且也承認蔣介石在現代中國曆史上有他那一段不可磨滅的功績的。在黨的仇恨情緒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經冷靜下來，準備和自己的政敵握手，這是中國曆史又一重大轉變呢。就在毛澤東接見曹聚仁之後，10月7日，由邵力子、張治中等人陪同，周恩來與再次來京的曹聚仁會麵。關於這次談話內容，《周恩來年譜》有翔實的記載：周恩來回答了曹聚仁詢問如果台灣回歸後，將如何安排蔣介石等問題。周恩來說：“蔣介石當然不要做地方長官，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台灣還是他們管。”關於陳誠和蔣經國也都有提及，周恩來表示，陳誠如願到中央，職位不在傅作義之下。
周恩來說：“經國也可以到中央來。”
周恩來指示有關部門領導人通知有關地方當局，對蔣、陳（誠）的祖墳加以保護，對其家屬注意照顧。
10月12日，曹聚仁返回香港。
關於曹聚仁的第二次北京之行，據曹聚仁夫人鄧珂雲的筆記記載：“不久，聚仁第二次回北京，我一人去京，仍住新僑。這次毛主席接見了他。10月1日上午，我們被邀請參加國慶典禮。我們登上了來賓觀禮台。”
12月9日，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時在加爾各答舉行記者招待會。周恩來說：“中國政府正在盡一切努力來爭取和平解放台灣，並且努力來爭取蔣介石。如果台灣歸還中國的話，那麼蔣介石就有了貢獻了，而且他就可以根據他的願望留在他的祖國的任何一個地方。曾經有一位記者問我們是否會給蔣介石一個部長的職位。我說，部長的職位太低了。”周恩來雖然沒有說出這個記者的名字，當是指曹聚仁。
向蔣經國報告“奉化之墓廬依然”
1957年，曹聚仁兩度從香港前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