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的一次，是在4月來到北京。4月16日，他應邀出席了毛澤東主席歡迎伏羅希洛夫的國宴。在這次宴會上，毛澤東公開宣布：“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
5月5日，曹聚仁再一次前往北京。曹聚仁夫人鄧珂雲也去了北京。據鄧珂雲在筆記中記載：“1957年春夏之交，聚仁在京住了一些日子，總理接見後，我們就離京。……目的是到廬山和溪口二地，那是和老蔣有密切關係的兩個地方。”
鄧珂雲在筆記中還記述了行程路線：乘京漢鐵路火車到漢口，參觀了興建中的長江大橋。次日乘長江輪東下九江，住花園飯店（蔣介石每次上廬山前居住的地方）。次晨，上廬山，到牯嶺。在牯嶺看了蔣的別墅（“美廬”）、廬山大禮堂等地，住了7天。回九江後，又由南路上廬山去看海會寺——當年蔣練兵之處。由海會寺下山，又驅車到星子縣。此後，從星子回九江，乘長江輪船回到上海。在上海住了幾天，作了浙江之行：先是乘火車到杭州，三四日後，乘小轎車到紹興。途經蕭山、諸暨等地。在紹興參觀了魯迅老家後，即去溪口。因溪口住宿不便，當晚他們又折至寧波，次晨，再西行去溪口。
曹聚仁此行，全程由徐淡廬陪同。
曹聚仁在廬山、溪口之行以後，回到香港，便寫信給蔣經國並附去所拍照片。他在致蔣經國的信中說：聚仁此次遊曆東南各地，在廬山住一星期，又在杭州住4日，往返蕭山、紹興、奉化、寧波凡兩日，遵囑有關各處，都已拍攝照片，隨函奉上全份（各三張），乞檢。曹聚仁向蔣經國這麼談及廬山：廬山已從九江到牯嶺街市區築成汽車路，大小型汽車均可直達（轎子已全部廢去），約一小時可到。牯嶺市區也在修築馬路，交通非常便利。以牯嶺為中心，連綴廬山北部、西部各勝地（以中部為主）已建設為休養療養地區。平日約有居民七千人，暑期增至三萬人。美廬依然如舊，中央訓練團大禮堂，今為廬山大廈，都為山中遊客文化娛樂場所。這一廣大地區，自成體係。
聚仁私見，認為廬山勝景，與人民共享，也是天下為公之意。最高方麵，當不至有介於懷？廬山內部，以海會寺為中心，連綴到白鹿洞、棲賢寺、歸宗寺，這一廣大地區，正可作老人悠遊山林，終老怡養之地。來日國賓住星子，出入可由鄱陽湖畔軍艦或水上飛機，停泊湖麵。無論南往南昌，北歸湖口，東下金陵，都很便利。聚仁鄭重奉達，牯嶺已成為人民生活地區，台座應當為人民留一地步。台座由台歸省，仍可居美廬，又作別論。美廬景物依然如舊。
前年宋慶齡先生上山休息，曾在廬中小住。近又在整理，蓋亦期待台座或有意於遊山，當局掃榻以待，此意亦當奉陳。曹聚仁所稱“台座”便指蔣經國，而“老人”則指蔣介石。
曹聚仁向蔣經國這麼談及溪口：溪口市況比過去還繁榮一點。我所說的“過去”，乃是說1946年冬天的情形（戰時有一時期，特殊繁榮那是不足為憑的）。武嶺學校本身，乃是幹部訓練團。農院部分由國營農場主持，中小學部分另外設立。在聚仁心目中，這一切都是繼承舊時文化體係而來，大體如舊。尊府院落庭園，整潔如舊，足證當局維護保全之至意。聚仁曾經謁蔣母墓園及毛夫人墓地，如照片所見，足慰老人之心。聚仁往訪溪口，原非地方當局所及知，所以溪口政府一切也沒有準備。政治上相反相成之理甚明，一切恩仇可付腦後。聚仁知老人謀國惠民，此等處自必坦然置之也。惟情勢未定，留奉化不如住廬山，請仔細酌定。
在金門炮戰時扮演要角
1958年，曹聚仁應邀來到北京，當時海峽兩岸形勢緊張，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在炮轟金門。
9月8日，周恩來總理接見曹聚仁。
10月6日，毛澤東寫了《告台灣同胞書》，以彭德懷的名義發布。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毛澤東的《告台灣同胞書》發表的前1日，即10月5日，那家與曹聚仁有著密切關係的《南洋商報》，以消息極為靈通的姿態，發表獨家重要新聞。此新聞署“本報駐香港記者郭宗羲3日專訊”，內中稱：據此間第三方麵最高人士透露，最近已有跡象，顯示國共雙方將恢複過去邊打邊談的局麵。據雲：在最近一周內已獲致一項默契，中共方麵已同意從10月6日起，為期約一星期，停止炮擊、轟炸、攔截台灣運送補給在金門、馬祖的一切船隻，默契是這些船隻不由美艦護航。毛澤東的《告台灣同胞書》中的一段話，表明《南洋商報》的消息，完全準確。毛澤東宣告：為了人道主義，我已命令福建前線，從10月6日起，暫以七天為期，停止炮擊，你們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輸送供應品，但以沒有美國人護航為條件。如有護航，不在此例。一家遠在新加坡的民間報紙，能夠如此準確事先披露北京高層的重要動向，足以表明此報有人“通天”，表明曹聚仁非同一般的背景。
當時，蔣經國多次從台北飛往金門視察前線。他非常關注來自《南洋商報》的特殊消息。
據徐淡廬回憶說：“1958年9月11日我又陪他（引者注：指曹聚仁）五赴廣州，因氣候關係被阻宿長沙，12日始到。稍停他去港，我留穗，住1月左右，京、穗、港，我作了一個聯絡員，時緊時鬆，有忙有閑。在此期間發表了著名的《告台灣同胞書》，炮擊金門，震動中外，政治風雲時有變幻。”“金門炮戰開始後，毛主席、周總理、陳毅副總理都接見了曹聚仁，讓他趕快回到香港收集海外對金門炮戰的反映。金門炮戰中央派我到廣州，蹲點，派曹聚仁去香港，等待曹聚仁的消息，讓他將消息告訴我，由我打長途給總理辦公室。”
曹聚仁很快又來北京。
10月13日，毛澤東在周恩來、李濟深、張治中、程潛、章士釗陪同下，又一次接見了曹聚仁。毛澤東說：“隻要蔣氏父子能抵製美國，我們可以同他合作。我們讚成保住金門、馬祖，大勢已去，人心動搖，很可能垮。隻要不同美國搞在一起，台、澎、金、馬要整個回來，金、馬部隊不要起義。”周恩來說：“美國企圖以金門、馬祖換台灣、澎湖，我們根本不同他談。台灣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灣的小三角（注：指蔣介石、陳誠、蔣經國）團結起來。”
10月15日和17日，周恩來總理又兩次接見曹聚仁，托他帶話給蔣經國。
台灣涵碧樓紀念館透露重要信息
我曾多次前往台灣。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我拜訪了國民黨的黨史研究室。我希望從蔣經國的“大溪檔案”中，查閱曹聚仁的相關檔案。令我驚訝的是，國民黨黨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員居然不知曹聚仁其人！
其實，這也從一個角度反映出，當年台灣當局對於密使曹聚仁的保密工作十分到位。
2003年1月，我來到日月潭畔，下榻於著名的涵碧樓。
蔣介石非常喜歡日月潭，遊日月潭必住涵碧樓。1949年，蔣介石下令翻新、改建涵碧樓。從此，涵碧樓成為蔣介石的行館。
日月潭旅遊局告訴我，涵碧樓有一個專門的紀念館，收藏蔣介石在涵碧樓的史料。我趕緊回到涵碧樓，希望能夠參觀這個紀念館。我前往涵碧樓總台，這才得知，這個紀念館如今由於乏人問津，“門雖設而常關”。總台小姐笑道，難得還有像先生這樣的人，會對蔣介石仍感興趣。
於是，總台小姐派人打開塵封已久的紀念館，讓我參觀。一進紀念館，迎麵便見到蔣介石、蔣經國在涵碧樓的大幅照片。蔣介石在台灣有10個行館，他最喜歡的行館便是涵碧樓。紀念館裏按照當年的原樣，複原蔣介石在涵碧樓的辦公室。據說，內中的桌椅都是原物，清一色紅木家具。那紅木太師椅上，鋪著大紅繡金緞墊。
我注意到，紀念館裏的檔案透露，1958年8月23日，當毛澤東下令炮轟金門的時候，已經預感到海峽兩岸局勢緊張的蔣介石，正住在涵碧樓思索對策。當金門急報傳到涵碧樓，蔣介石在涵碧樓緊急召開高層會議，商量對策。
在紀念館裏，我的眼睛忽然一亮，因為在那裏見到一個熟悉而富有神秘色彩的名字——曹聚仁！
我在涵碧樓紀念館的《風雲際會涵碧樓——兩岸關係濫觴地》說明詞中，見到這麼一行字：民國四十五年（引者注：即1956年）7月，蔣公親點香港作家曹聚仁前往北京，周恩來在頤和園與曹見麵，提出“第三次國共合作”，“隻要政權統一，其他問題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構想。
這說明詞清楚表明，選擇曹聚仁為“密使”，乃是“蔣公親點”。
我在涵碧樓紀念館又見到這麼一段說明詞：民國四十五年（引者注：即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曹聚仁，毛對蔣的態度，已從蔑視轉向容忍，並承認他在中國現代史上的作用，並有“準備和自己的政敵握手”的想法。我還注意到涵碧樓紀念館的說明詞中，有這麼一段不尋常的話：民國五十四年（引者注：即1965年）7月20日，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在涵碧樓，聽取曹密訪北京報告，形成一個與中共關係和平統一中國的談判條款草案，當時稱為“六項條件”。其中第一條即為蔣介石仍為中國國民黨總裁，可攜舊部回大陸，也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北京當時建議以江西廬山做為蔣介石的“湯沐邑”，意即台灣最高長官在中國大陸的起居與辦公之地。所謂“湯沐邑”，原本是周朝的製度，諸侯朝見天子，天子在自己直屬領地上賜以供住宿以及齋戒沐浴的封邑。北京方麵建議給蔣介石以“湯沐邑”，不言而喻，隻有深諳中國文史的毛澤東才會用這樣的特殊語言。
曹聚仁在來台前，曾赴北京，麵見周恩來。周恩來托曹聚仁轉交給蔣介石一封信，信的內容是“一綱四目”。“一綱”：隻要台灣回歸祖國，其他一切問題均按蔣介石意見處理。“四目”：第一，台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台灣所有軍政大事安排等均由蔣介石全權處理。第二，所有台灣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中央政府撥付。第三，台灣社會改革從緩，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台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第四，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信中，還附有毛澤東寫給蔣介石的一首《臨江仙》詞，內中的“明月依然在，何日彩雲歸”，表明了毛澤東期待蔣介石歸來。
曹聚仁與蔣氏父子在涵碧樓商定了六項條件後，立即返回香港，將談判情況及六項條件報告給了中共中央。應當說，倘若這“六項條件”能夠實現，則中國大陸與台灣在當時便可能實現統一。然而，由於緊接著中國大陸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在中國大陸泛濫，蔣介石對於回歸大陸也產生了懷疑，從此國共秘密談判再度中斷。
我沉醉於美不勝收的涵碧樓，更沉醉於涵碧樓紀念館裏這些曆史瑰寶。
順便提一句，在1965年，徐淡廬奉命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瑞士大使館擔任首席參讚。在那裏，他秘密會見李宗仁機要秘書程思遠，商定了國民黨政府當年的“代總統”李宗仁先生回國：李宗仁從美國飛往瑞士。經徐淡廬安排，乘坐瑞士航空公司班機，從瑞士蘇黎世起飛，經日內瓦、雅典、貝魯特等地平安到達巴基斯坦卡拉奇機場，轉往中國。
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因罹患骨癌，病逝於澳門鏡湖醫院，終年七十有二。他的夫人鄧珂雲在側。臨終，曹聚仁曾反複自語：“我有很多話要向毛主席、周總理說。”病故後，周恩來總理特批曹聚仁長女、次子前往澳門奔喪。
在病重之際，曹聚仁曾致函聯絡人費彝民，自稱是“海外哨兵”。據曹聚仁女兒曹雷告訴我，曹聚仁在澳門去世之後，所有涉及兩岸秘密交往的筆記、信件，都被北京方麵派人取走。
在曹聚仁去世後，他的夫人鄧珂雲在曹聚仁的《我與我的世界》一書後記中，隱隱約約寫及他為國共和談奔走的業績：“他終於能為祖國和平統一事業效力而感到自慰。他為此奔走呼號，竭盡全力，直至生命的最終。”
曹聚仁奔走於海峽兩岸，最終未能促成國共第三次合作。對此，當年曾任國務院副秘書長、中央調查部部長的羅青長說：“台灣當局一方麵想摸清共產黨的底，另一方麵又怕被別人知道。當時不是曹聚仁的原因，而是蔣氏父子不可能讓曹聚仁，也不可能讓任何人公開插手，不留文字，這種心理狀態是可以肯定的，蔣氏父子心胸很狹窄。曹聚仁作為兩岸和平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人士，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後來，在1993年，曹聚仁的同齡人夏衍在《隨筆》雜誌發表《懷曹聚仁》一文，寫出了曹聚仁一生的特點：“他不參加任何黨派，但和左右兩方麵都保持著個人的友誼，都有朋友，雖然愛獨來獨往，但他基本上傾向於進步和革命。”也正因為他“獨來獨往”，又在海峽兩岸領導層中保持“個人的友誼”，所以他成了穿梭於兩岸的頗為恰當的牽線人。
1998年7月23日，曹聚仁先生的骨灰安葬於上海青浦福壽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