卒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
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慮，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裏安息了。
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穀也會變異，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我細讀著胡適墓前、用金字刻在黑色大理石上的墓誌銘，見到末尾署：“中央研究院胡故院長適之先生治喪委員會立石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其實，這別具一格的墓誌銘，是由台灣學者毛子水摹仿胡適的白話文口氣撰稿，金石名家王壯為之書寫。
得知胡適安葬在“中央研究院”旁的胡適公園裏，我以為很方便，因為“中央研究院”就在台北南港，從家門口乘坐內湖捷運就可以到達終點站——南港。然而，到了南港站才得知，還要換乘兩部公共汽車才能到達“中央研究院”。在1957年至1962年胡適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時候，就一再抱怨僻遠的“中央研究院”的交通太不方便。如今50來年過去，交通已經大有改善，但是仍感不便。難怪當我步入“中央研究院”時，看到停車場滿滿當當的是摩托車，顯然年輕的科技人員來此上班，最便捷的交通工具算是摩托車了。
我從側門進入“中央研究院”，見到一條馬路旁立著“適之路”路牌。胡適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這“適之路”顯而易見是以胡適的字適之命名的。據胡適自雲，當年他是從達爾文學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中取了名適與字適之的。
“中央研究院”裏，有許多研究所，大體上是一個研究所一幢樓。“中央研究院”於1928年在南京成立。1949年有的研究所隨蔣介石政府遷往台灣，在台北“複所”。1954年“中央研究院”在台北南港“複院”，“院長”為朱家驊。1957年12月，從美國歸來的胡適接替朱家驊出任“院長”。就規模而言，台灣的“中央研究院”無法與中國科學院相比，中國科學院有的一個研究所，要比整個“中央研究院”都大。
我一打聽，胡適公園就在“中央研究院”正門旁邊。在那裏附近，我看見一座“胡適國民小學”。走過拱形大門，就看見“胡適公園”四個大字。公園裏遊人寥寥，格外幽靜。迎麵是一座小山，胡適墓建在山坡上。墓呈長方形，正對著山下的“中央研究院”，仿佛這位院長在駕鶴西去之後，依然日夜關注著眼前的“中央研究院”。
墓碑上刻著“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先生暨德配江冬秀夫人墓”。胡適與江冬秀的婚姻是由父母作主定下的。訂婚後，胡適到上海讀書，留學美國，一去10多年，直到1917年回家結婚，從未見過江冬秀一麵。江冬秀是小腳女人，文化粗淺。胡適與江冬秀結婚之後，廝守終身，人稱“胡適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腳亦隨之”。雖說胡適也曾傳出緋聞，畢竟沒有發展到導致他與江冬秀婚姻破裂的地步。胡適當“中央研究院”院長時，曾經不準研究人員在研究院宿舍打麻將，認為研究人員必須專心致誌於學問。然而，偏偏江冬秀愛打麻將，雖說她不是研究人員，但是客人來訪見到之後，諸多不便。胡適勸夫人不要再在家裏打麻將，正好江冬秀嫌南港太冷清，便搬到台北城裏住。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參加“中央研究院”第五屆院士歡迎酒會時，突發心髒病去世，終年71歲。在胡適去世後13年，江冬秀去世，終年85歲，與胡適合葬。
在胡適墓的上方，刻著蔣介石的親筆題詞：“智德兼隆”。在胡適追悼會上，蔣介石的挽聯更為精彩：“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代表。”這一挽聯可以說生動勾畫出胡適的形象與自身的矛盾。
胡適去世之後，南港士紳李福人捐出麵積達兩公頃的私地，用作胡適墓地，後來擴大為胡適公園。後來“中央研究院”一些院士去世之後，也安葬於此。
胡適故居就在“中央研究院”。我來到那裏，路口豎立著“胡適紀念館”牌子，旁邊寫著胡適名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走過綠藤纏繞的長廊，麵前就是胡適故居。門口掛著胡適紀念館公告，規定的開放時間是星期三和星期六，而那天是星期二，很遺憾不能入內參觀，隻能以後有時間再來。
胡適的故居不大，日本式平房，總麵積為165平方米。這與張大千故居相比，天差地別。張大千作為名畫家，收入頗豐，而胡適去世時，據說身邊僅有135美元！
麵對胡適故居，麵對胡適的墓，麵對胡適生命的終點，我追尋胡適的人生腳印，感歎連連……
蔣介石敗退台灣之後，力邀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擔任館長的胡適回台灣，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1957年冬，為了安頓胡適的生活，蔣介石關懷備至，拿出自己的《蘇俄在中國》一書的版稅，為胡適建造此屋（“中央研究院”追加了部分款項）。1958年2月，胡適住宅動工。1958年4月10日胡適正式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同年11月5日遷入這一新居，直至去世。由於胡適這一住房在台灣屬於“公配居”，產權並不屬於胡適，在胡適去世之後，改為胡適紀念館。
蔣介石十分看重胡適。在1938年至1942年，胡適曾經擔任蔣介石政府的駐美大使。蔣介石還曾經希望胡適出任“外交部”部長而被胡適所謝絕。1948年蔣介石競選“總統”時，無人願意與之陪襯，蔣介石曾經希望胡適出麵“競選”，甚至考慮過胡適當空頭“總統”而蔣介石當掌握實權的“行政院”院長的“胡蔣體製”，足見蔣介石對胡適這位洋博士的高度信任。
然而，胡適是一個獨來獨往、我行我素、自視清高、不受羈縛的自由主義者。這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英國進化論大師赫胥黎與美國實用主義鼻祖杜威的忠實門生，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提倡懷疑主義，怎麼能受得了蔣介石的獨裁、專製的統治，怎麼能夠接受蔣介石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呢？胡適曾經多次尖銳批評蔣介石，甚至支持台灣的雷震等人組建“反對黨”反對蔣介石。正因為這樣，胡適與蔣介石貌合神離。
胡適早在1929年就遭到國民黨的批判。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等斥責胡適“反黨”，要“嚴懲豎儒胡適”、“查辦喪行文人胡適”、“緝辦無聊文人胡適”。這些批判文章結成《評胡適反黨義近著》一書出版。1957年胡適在台灣又遭批判，那裏開展了清算胡適“思想毒素”的運動，蔣經國所領導的“國防部總政治部”印發了《向毒素思想總攻擊》一書，向胡適發動了總攻擊。
作為自由主義者的胡適，也遭到來自海峽彼岸的批判。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在《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說：“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這封信在《人民日報》以“編者按”形式發表之後，中國大陸掀起了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高潮。胡適的次子胡思杜沒有隨胡適到美國而留在大陸。在這場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中，胡思杜也不得不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宣稱“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
胡適不光是學者，也是詩人。他的《老鴉》一詩，恰如其分地寫出他的心境：
一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二
天寒風緊，無枝可棲。
我整日裏飛去飛回，整日裏又寒又饑。——
我不能帶著鞘兒，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飛；
不能叫人家係在竹竿頭，賺一把黃小米！
這首出自胡適筆下的白話詩《老鴉》，是胡適早年從美國歸來時自己心境的寫照。他“天寒風緊，無枝可棲”，卻“啞啞的啼”，對當時的社會提出種種批評，卻被人家“說我不吉利”。倘若把這首小詩放大，延伸到胡適的一生，也是如此。
胡適出生於上海，幼時隨父去台灣兩年，而祖籍安徽績溪。不久前與安徽教育出版社領導相聚，得知該社出版了44卷《胡適全集》，這連台灣都未曾以這樣的規模出版過。胡適先生倘若九泉之下有知，“啞啞的啼”居然在海峽彼岸的故鄉出版，當會含笑以謝。我不由得記起一句格言：“用筆寫下來的，用斧頭砍不掉！”
蔣介石最後的行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