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獎感言
2008年10月，從中原古城鄭州捧回沉甸甸的“當代優秀傳記文學作家”青銅獎杯，不僅使我意識到傳記文學作家使命的沉重感，同時也表明，冰雕藝術雖然璀璨嘩眾卻隻華麗於一時，樸實嚴肅的青銅藝術將留傳於千秋，而青銅藝術正是傳記文學的象征。
傳記文學用文學記錄人生，折射曆史。真實是傳記文學的生命線。我的傳記文學作品，用事實說話。眾多生動、形象的細節，是傳記文學的“細胞”。我注重第一手材料。我從事傳記文學創作，往往“七分跑、三分寫”。我把廣泛、深入而艱難的采訪，視為確保真實性以及“捕捉”豐富細節的不可或缺的創作途徑。
傳記文學寫的是人。名人是人類的精英。一部又一部名人傳記，把一個又一個“人”彙聚成“眾”。“眾”就是曆史，所以傳記文學是曆史與文學的聯姻。
感謝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和河南文藝出版社《名人傳記》編輯部給予的崇高榮譽。這將鼓勵我繼續奮力前進，在傳記文學的道路上留下一個又一個堅實的腳印。
在協和醫院看孫中山蔣介石病曆
在北京繁華的王府井大街不遠處，一座老字號的醫院人進人出。那是聞名遐邇的北京協和醫院，當年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主辦，是中國曆史悠久的醫院之一。我來到四樓病史室，馬家潤副主任接待了我。
屋裏堆滿了一疊疊牛皮紙口袋，就連走廊裏也放滿一排排木架，上麵整整齊齊堆放著病曆。
據馬家潤告訴我，從1914年起該院就開始保存病案，1921年建立病案室。如今，這家醫院竟保存了200多萬份病案！也就是說，70多年間，不論是誰，隻要在這家醫院裏看過病，就可以從病史室查到當時的病案。如今，北京協和醫院日平均門診量約為3000人次，每年收住院病人約9000人次，新的病案在逐日猛增之中。
如數家珍一般，馬家潤給我拿來一大疊名人病案。我見到了孫逸仙（即孫中山）病案。孫中山生前並未在北京協和醫院看過病，但是他1925年3月12日病逝於北京之後，遺體送北京協和醫院解剖。病案中詳盡記載了孫中山遺體解剖情況，斷定他死於肝癌。病案中附有孫中山肝髒照片，可看見癌症病灶。
蔣介石的病曆表明，他從1934年10月16日起，曾在這裏住院。宋美齡與他同時住院。那時，蔣介石正擔任“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會長，偕宋美齡來華北“視察”。蔣、宋都沒什麼病，無非看中協和醫院清靜，借此休養。住院10多天，江西告急，紅軍突破防線開始兩萬五千裏長征。蔣介石和宋美齡急急離開協和醫院，趕往南昌行營，部署狙擊紅軍。
我還見到了張漢卿（張學良）、斯諾、商震等許多著名人物的病案。所有病案，都用英文書寫。
這些名人的病案得以精心保存，似乎容易理解。然而，北京協和醫院對於平民百姓的病案，跟名人們一視同仁，同樣珍藏。趙宗陽的病案，便是內中突出的一例。雖然後來由於趙欣伯遺產案使趙宗陽名噪海內外，不過，當年他去協和醫院看病時，隻是個3歲孩子罷了，一點名氣也沒有。
馬家潤找出趙宗陽病案，翻至附錄，上麵附有好幾張介紹信。介紹信表明，有關部門在1981年2月24日、29日及4月25日，多次前來查找趙宗陽病案。
據馬家潤回憶，頭一回查找，沒有查到。北京協和醫院的病案，是按病人姓名編成卡片檢索，照理是很容易查找的。可是，在“zhao”（趙）姓卡片中，竟找不到“趙宗陽”。
第二回尋找，依然沒有結果。馬家潤請來人詳細詢問趙宗陽當時生什麼病，哪年生病。
總算弄清楚，趙宗陽在3歲時患腦膜炎。北京協和醫院的病案管理非常嚴格，除了有姓名檢索卡片外，還有按疾病分類的卡片。馬家潤在腦膜炎類的病案中，查到一份“趙群英”病案。病案上病人家址“北平南池子二十八號”與趙宗陽家址相符，出生年月也相符。把趙宗陽寫成“趙群英”，可能是因當時他年幼，發音不清楚，大夫把名字寫錯。除了首頁寫成“趙群英”之外，從第二頁起，均寫趙宗陽！
這份1927年的病案上寫著：
“趙宗陽，年齡三歲。親屬：父親趙欣伯。家族史：社會地位良好，父親是張作霖部下官員。印象：急性腦膜炎、轉移性眼炎、腦炎感染而來，腦膜炎情況好轉，但左眼預後不良。”
這份病案，如今起著證明趙欣伯、趙宗陽父子關係的作用。
我在病案中見到一幅眼睛圖，下注“L·E”兩字，亦即“Left Eye”，左眼。那左眼確實“預後不良”，趙宗陽的左眼瞎了。如今隻有右眼能視的趙宗陽，亦表明他是當年那位左眼“預後不良”的3歲男孩。
就這樣，50多年前3歲孩子的病案，在海內外矚目的趙欣伯遺產案官司之中，成了一份頗為重要的證明文件。
馬家潤副主任送我一冊該院編寫的《病案管理學》。他們的經驗，正在向全國推廣。趙宗陽一案，隻是北京協和醫院病案利用中的一個事例而已……
大牆後崛起的高樓
曾經一段時間，每當地鐵列車駛入上海漕寶路站，廣播喇叭在報站名之後，總要再說一句：“光大會展中心到了！”
光大會展中心的前身是海友花園，對於我來說，是一個陌生的名字。有一回，我路過漕河涇，見到高高的圍牆上刷著“海友花園”大字售樓廣告，方知那裏便是海友花園。
那圍牆是舊的，看上去很熟悉。我細細一瞧，頗為吃驚：那不就是當年的“少教所”嗎？
“少教所”，也就是上海少年管教所。這是一所頗有曆史的監獄。在新中國成立前，這裏是國民黨的“模範監獄”。牢房以及高高的圍牆，便是那時建造的。那時的漕河涇，算是上海郊區，四周都是農田，所以選這裏建造監獄。
如今，那大牆背後，已不見窗口蒙著鐵絲網的牢房，卻崛起豪華型的高層建築。我向售樓小姐打聽，得知這裏是外銷商品房，房價以美元計，以外商、華僑、歸國留學生等“成功人士”為銷售對象。新中國成立前這裏十分荒僻，如今由於地鐵的開通，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裏離漕寶路地鐵口隻一箭之遙，變成了建造外銷商品房的“黃金地段”。於是，這裏也就被房地產商所看中。“少教所”遷走了。監獄被拆除了。嶄新的高樓，從大牆後麵冒出……
1996年春節前夕，我出差北京，在電話中偶爾跟劉鬆林說起漕河涇的“少教所”已經變成外銷商品房，她連連追問這是怎麼一回事。她驚歎今日上海的巨變，說道：“哦，連那裏都通了地鐵，都成了‘黃金地段’！”驚歎畢，她忽地問我：“那些照片底版還在嗎？”我連連回答說：“都在！都在！”她大笑起來：“那可是再也拍不到的‘紀念照’了！”
上海少年管教所是管教失足少年的地方，劉鬆林卻對那裏懷著特殊的感情，因為那裏是她的“‘文革’紀念地”。所以，她把在那裏拍的照片稱為“紀念照”。
劉鬆林的話，使我記起，1986年12月，劉鬆林從北京來上海，下榻於空軍招待所。接到她的電話，我前去看她。時值嚴冬，屋裏沒有暖氣，她戴著駝色絨線帽，穿著厚厚的咖啡色羽絨滑雪衫。
在閑談中，劉鬆林托我辦一件事：幫她尋找當年在上海關押過她的監獄……
雖說劉鬆林對於上海並不陌生，她出生在上海，而且曾在上海工作多年，不過，1971年10月，由於江青說她“攻擊無產階級革命家”（其實這“無產階級革命家”就是指江青），她被押往上海的那所監獄時，她的雙眼被蒙上了黑布。她記得，那是一輛越野車，前座坐著上海“造反派”頭目戴立清，她坐在後座，兩側各坐著一個押送者。就這樣，她被送進一座監獄。
劉鬆林被關在三樓。從窗口望下去，窗外有農田，有曬被子的地方。她常常倚在窗邊，細細觀看那些被子，極力想從中辨認出哪一床是楊茂之的——因為老楊也被捕了，不知關在何處，而他的被子是她親手縫的。
沒幾天，那窗戶便被看守用紙頭嚴嚴實實地糊了起來，從此劉鬆林再也看不到窗外的任何景色……
據劉鬆林說，那窗上裝著鐵柵欄，這表明關押她的房子原先就是監獄，不是臨時借用的房子。她被關在三樓，而且樓下曬的被子相當多，這表明監獄的規模相當大。從窗口看出去是一片農田，這又表明監獄坐落於上海郊區。我曾去上海各監獄采訪。我猜想，當年關押劉鬆林的，可能是上海漕河涇監獄。那是一座老監獄，是從國民黨手中接收下來的。後來，改為上海市少年管教所。
於是，幾天後我陪劉鬆林驅車前往那裏。一看門口“上海市少年管教所”的牌子，劉鬆林皺起了眉頭：她怎麼會成為“少年犯”呢？
走進獄中，劉鬆林覺得有點像——那樓的顏色，那窗戶上的鐵柵。
監獄負責人張穀雷接待了我們。根據“窗外有農田”這一點，張穀雷判定可能是二號樓。於是，我們一起走進二號樓。上了三樓，劉鬆林連聲說：“很像，很像。”她信步向頂頭朝南的一間走去，自言自語說：“像是這一間。”
那一間當時已經成為管教人員的辦公室。劉鬆林來到窗口，朝外望去，見到一幢幢新蓋的樓房。
“那裏原先是一片菜地。”張穀雷說。
“這兒原先是——”劉鬆林指著窗外一片水泥地。
“豬棚！”張穀雷和劉鬆林幾乎同時說道。
就像做地下工作對上了聯絡暗號似的，劉鬆林顯得非常興奮。她要找的“‘文革’紀念地”，終於找到了。
她在那間屋裏走著，看著，陷入痛苦的回憶。她說：“當時，有兩個看守成天坐在我的床前，一日三班，嚴密地監視著我。屋裏開著大燈，夜裏一片雪亮，我睡不好覺。每一回上廁所，看守就緊跟在後邊……”
劉鬆林還特地去廁所看了看，還是當年的模樣，隻是發覺電燈原先裝在門口，如今改成朝裏了。
“我們在前幾年改裝的。原先確實裝在門口。”張穀雷說道。
劉鬆林要我給她拍照。在那間囚室，在大樓前，在大門口，她留下一幀幀“紀念照”。
劉鬆林說：“這些照片，比任何旅遊照片都珍貴！”
專業作家的由來
前些日子，“專業作家”洪峰上街乞討的新聞，在網上炒得沸沸揚揚，引發了對於“專業作家”的討論。年終歲末，我在整理文稿時，找到一篇文稿，寫的是關於中國專業作家製度的由來以及我自己如何成為上海市作家協會專業作家的過程，供讀者們共賞。
專業作家製度最初產生於蘇聯。中國向蘇聯學習，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建立專業作家製度。當時的專業作家，大都“掛”在中國作家協會各地分會，稱為“駐會作家”。
不過，也有的不是“駐會作家”，而是“掛”在各地出版社，實際上也是專業作家。
其實，為了發展體育運動而設立“國家隊”以及各省市專業運動隊，為了發展科學事業而在中國科學院以及各地分院設立研究員，都相當於“專業作家”。這實際上是工作上的需要。因為隻有專業投身於某項事業，才能集中精力，才能有充裕的時間，才能創造突出的成果。
據統計，在“文化大革命”，中國的專業作家不超過300人。這對於10億人口的大國來說，是很小的數字。與各種專業運動員、科學研究員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數字。
不過，就世界而言，卻隻有蘇聯、中國等少數社會主義製度國家設立專業作家。在資本主義社會，是沒有國家設立專業作家的。他們的“專業作家”不是國家設立的，而是純粹依靠自己的稿費過日子。誰以為能夠用稿費維持生活並因此辭去其他工作，專心於寫作，誰就是“專業作家”——這樣的“專業作家”，用不著誰批準，也用不著建立一套專業作家製度加以保證。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國作家協會及其各地分會被作為“裴多菲俱樂部”進行“批判”，專業作家們也就自身難保。專業作家作為“三名三高”的“典型”，也受到“批判”。專業作家製度也就名存實亡了。
粉碎“四人幫”之後，各地紛紛呼籲恢複專業作家製度，同時又呼籲對過去的專業作家製度的弊病進行改革。
專業作家是必要的。這是一支文學精英隊伍。誠如國家需要專業的足球隊、籃球隊一樣，國家也需要一支專業作家隊伍，以便完成文學上的長篇巨著。
然而，過去的專業作家製度的弊病也是很明顯的：專業作家“隻上不下”，端“鐵飯碗”，因此，也就實際上形成了專業作家的“終身製”。
運動員吃的是“青春飯”。因此，國家專業運動員並無終身製。到了一定的年齡，運動成績下降了，那就離開了國家專業運動員隊伍。
作家雖然與運動員不同，有的作家七八十歲，依然佳作迭出，但是也有的作家，到了一定的年齡，要麼體力不支，要麼創作的源泉枯竭了，作品就少了以至寫不出來。然而，這時候仍然掛著“專業作家”的牌子，實際上“專業作家”成了“榮譽職位”。
正因為這樣，專業作家製度既要恢複，又要改革。
1983年1月15日，《羊城晚報》報道，中國作家協會浙江分會率先改革專業作家製度，提出專業作家不列入國家工作人員編製，不拿工資，經濟來源靠稿費收入。
緊接著，中國作家協會各地分會開始試行各種不同的專業作家製度，意見紛紜。
總體來說，各地都讚成廢除專業作家終身製，打破“鐵飯碗”。但是，中國作家協會湖南分會也有人提出，文學家和科學家一樣，越老越成熟，不能退休，應該實行“終身製”。
也有不少人提出，必須改革現行的低稿酬製，不提高稿酬，作家無法依靠稿酬生活。
在這關於專業作家製度大討論的熱潮之中，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後來改名為“上海市作家協會”）提出了自己的意見。1983年2月7日，上海《文彙報》以《上海改革專業作家體製》為題，發表新華社記者的報道指出：“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為繁榮文學創作，培養文學新人，最近對專業作家體製提出改革措施：除少數在文學創作上確有成就的老作家外，其他人員不再列為專業作家。”
這就是說，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隻對“少數在文學創作上確有成就的老作家”設為專業作家，而中青年作家隻能申請創作假而已。
這一報道發表之後，作家們特別是上海中青年作家們反應強烈。
有人說：上海是一個擁有1000多萬人口的國際都市，即便100萬人口設一個專業作家，也應該設十幾個專業作家！
有人說：一個專業作家的工資，一年不到2000元（當時水平），十來個專業作家的年工資不過兩萬元。上海這麼個大城市，這麼一點錢也拿不出來？
還有人說：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隻對“少數在文學創作上確有成就的老作家”設專業作家，而“少數在文學創作上確有成就的老作家”實際上是寫不出多少新作的作家。因此，專業作家實際上成了榮譽職位！當中老年作家們寫不動了，成了“少數在文學創作上確有成就的老作家”，這時候才成為專業作家，又有什麼意義？應當成為專業作家的是“在文學創作上確有成就的中青年作家”，而“少數在文學創作上確有成就的老作家”應該退休！
此後，不斷傳來中國作家協會黑龍江省分會、河北省分會、四川省分會設立專業作家的消息。這樣，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不能不對自己的決定重新加以考慮。
到了1985年3月，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對於專業作家製度的態度有了重大改變，準備首次招聘專業作家，對象是中青年作家。
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招聘專業作家，“考”的是作品。每個報考者，必須送去兩篇代表性作品。
經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研究同意，組成了“上海市專業作家資格審定評委會”，共21名委員。這些委員，幾乎都是上海文學界權威人士。每人所交的作品經複印後，分發給評委。按規定，隻有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票——即14票，方可獲準受聘。
專業作家的名額共40個，報考者為22人。上海作協的方針是“寧缺毋濫，從嚴掌握”，尤其是首批的。
由於評委們大都上了年紀，工作又忙，因此花了很長時間才算看完作品。為了節省評委的時間，上海作協做了一個票箱，由指定的工作人員送到評委家中，請評委把票子（無記名）投入。直到21票投齊，在監票者監視下方可開箱，當場統計票數。據告，柯靈因年事已高，無精力審看那麼多的作品，已給上海作協寫了信，要求退出評委。因此，評委實際上隻20位。但是，仍堅持要得14票以上才可應聘。
1987年5月15日，清晨，我習慣地打開收音機，一邊起床，一邊聽新聞節目。忽然從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新聞節目裏傳出我的名字——原來，上海作協聘任首批專業作家，今日公布，共8人，依次為王安憶、趙麗宏、葉永烈、陳繼光、孫樹棻、胡萬春、陸星兒和陳潔。
就在這一天，《解放日報》、《文彙報》、《新民晚報》都刊登了這一消息。就這樣，我成為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首批專業作家之一。
1987年7月7日，我正式辦理工作調動手續，調往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調動工作的通知單上，寫著：“葉永烈基本工資每月110.50元，工資津貼12.50元，共計123元，1987年8月1日起由你單位發給。”
從此，我正式調往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擔任專業作家。轉眼之間，20年過去了，首批8名專業作家之中，孫樹棻、胡萬春、陸星兒已經去世，陳繼光、陳潔去了美國，王安憶則調往複旦大學。
後來，上海作家協會經過評審，又增加了幾位專業作家。不過，在進入新世紀之後，上海作家協會對專業作家“隻出不進”。如今，上海作家協會隻吸收合同製作家，為期一年，期滿之後仍回原單位。
話說墓誌銘
上海人文紀念公園文化研究所根據園內眾多墓碑上的銘文，選編了一本墓誌銘選集，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
“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人固有一死。東晉詩人陶淵明的詩句，道出了他麵對人生終點時的豁達，希冀從此回歸大自然。
赤條條地來，赤條條地去。墓，原本隻是人的歸宿，一抔黃土而已，即所謂“入土為安”。那裏是一片靜謐安寧的世界，那裏是一個與世無爭的地方。然而，人畢竟富有感情，寄墓園以哀思，抒懷念之情，於是文化與墓園聯姻，形成了特殊的墓園文化。
墓誌銘是墓的靈魂，墓的主題，墓的“身份證”。
誌，是指散文；銘，是指韻文。古時建墓，在墓中置一石碑，刻上亡者姓氏、世係、官銜、事跡、出生及卒葬年月，即墓誌。也有的以韻文表達對死者的紀念，曰墓銘。後來，將兩者合二為一，即在墓誌之末，加上銘辭（多用四言）讚頌死者，稱為墓誌銘。
墓誌銘有他撰與自撰之分。中國古代的墓誌銘，都是後人、他人為死者撰寫的。他撰的墓誌銘，最常見的是記述逝者生平與貢獻。
中國古代帝王將相的墓誌銘，往往就是一篇刻在方石之上的曆史文獻。這種碑文用詞遣句都極其嚴謹，經過反複推敲後才寫定。不過，也有的帝王將相的墓誌銘堆砌了連篇“諛辭”，使其文獻價值相形見絀。
例外的是陝西乾陵武則天墓，隻立一塊無字碑而已，這位特立獨行的女皇帝給後人以充分的想象空間。
南京中山陵孫中山墓碑上，隻有一行鎦金大字“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一日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於此”，卻無一字碑文。據說這是由於很難把孫中山的豐功偉業濃縮於一塊石碑之上，隻得作罷。
隨著時代的進步，思想的解放，自撰墓誌銘者漸漸增多。
自撰的墓誌銘常常是亡者最精煉的人生體驗之言，最深刻的人生思索之悟。
著名愛國將領馮玉祥將軍自撰墓誌銘，反映生平之誌：“平民生，平民活，不講美，不講闊。隻求為民，隻求為國。舊誌不懈，守誠守拙。此誌不移，誓死抗倭。盡心盡力，我寫我說，咬緊牙關，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點不錯。”
美國著名作家海明威自撰的墓誌銘，如同他本人一樣風趣：“恕我不起來了！”
富蘭克林既是美國著名的科學家，又是“獨立宣言”的起草者。然而，他的墓誌銘卻是“印刷工富蘭克林”。
上海人文紀念公園裏石西民的墓碑上，刻著他生前的自律聯：“知止求真須自勵，懸魚不羨淡清居。”顯示了他生前雖官至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的高位，但依然保持追求真理、清正廉潔的高尚品格。
自撰墓誌銘以過來人的身份，把一生的心得以三言兩語鐫刻於小小石碑之上，閃耀著真知的光芒，成為贈與後來者的寶貴的精神財富。
刻在石碑上的祭文，也是墓誌銘中的一種。祭文是散文，具有強烈的文學感染力。從韓愈的《祭十二郎文》到歐陽修的《祭石曼卿文》，既是中國祭文中的名篇，也是中國古代散文中的佳作。
以詩祭奠亡靈，則是悼亡詩。把悼亡詩刻於墓碑上，從廣義上講，也屬於墓誌銘。西晉潘嶽為悼念妻子楊氏而寫了《悼亡詩三首》，開悼亡詩之先河。從此，曆代悼亡詩詞不絕。
形形色色的墓誌銘，折射著萬千世態，蘊含著曆史文化，飽蘸著人生哲理，訴說著無盡懷念。正因為這樣，墓誌銘值得收集，值得保存，值得研究，值得出版。
在《北京晚報》一萬期的時候
記得，在1999年，《北京晚報》為了慶祝出報一萬期，邀請了當年為《北京晚報》“五色土”副刊積極撰稿的兩位作者參加紀念大會，一位是劉心武，另一位便是在下。
1999年9月4日，我為祝賀《北京晚報》一萬期，還寫了《話說“晚報筆法”》一文，全文如下：
歲月飛逝，《北京晚報》已經出滿一萬期。屈指算來，我與《北京晚報》的筆墨之交，也已有二十八個春秋。作為一個多年來受到《北京晚報》提攜獎掖的作者，我對編輯部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
我在《北京晚報》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61年2月7日。當時，我21歲，是北京大學化學係的學生，喜歡寫作，成為第一版《十萬個為什麼》（1961年5月出版）的主要作者。在寫作《十萬個為什麼》的同時，我以筆名“葉艇”在《北京晚報》“科學與衛生”版上發表許多知識小品。
回首往事，我以為給《北京晚報》寫稿，最大的收獲是從中學得了“晚報筆法”。因為晚報的性質不同於日報，更不同於雜誌，為晚報而寫的文章，應具有“晚報風格”，要用“晚報筆法”來寫。
晚報可以說是一張老百姓的報紙，以普通市民為主要讀者對象。給晚報寫的文章，要雅俗共賞，老少鹹宜。動筆之前，先要想一想，要寫的文章，是不是一般讀者感興趣的。起初我不懂這一點，往往選題過於冷僻或艱深。編輯部常常給我出題目，約我做文章。編輯成為教我“晚報筆法”的老師。漸漸地，我懂得選一些與市民生活密切的題材寫文章，選題務必注意讀者的“共同興趣”。另外，也注意新聞性和季節性。我學會在春天的時候講春天的話，給《北京晚報》寫《陽春3月種樹忙》（1961年3月14日），夏天的時候寫夏天的文章，如《的確涼》（1964年7月14日），不做“背時工作”（諸如夏日寫如何防凍瘡之類）。
晚報的文章注意趣味性，寓知識、寓教育於趣味之中，絕不可板起麵孔跟讀者談話。文章要寫得通俗、活潑、引人入勝。講究標題，要有新意，講究一開頭就得抓住讀者。最初，我寫的文章內容枯燥，學術名詞太多。寫多了，才慢慢知道要用聊天的口氣寫晚報文章，要講究構思，多用小故事、掌故，多用比喻，注重文彩、注重可讀性。
學習“晚報筆法”還使我改掉嚕蘇的毛病，努力做到短小精練。晚報副刊乃尺幅之地，惜字如金。洋洋萬言，無處容身。晚報文章通常是“千字文”，以致數百言終篇。革除空話、廢話，每“爬”一個“格子”，都實實在在。寫作時隻準備兩張或三張稿紙，雖紙短意長，但這“長意”必須象壓縮餅幹或濃縮桔汁似的容納於“短紙”之中。說給晚報寫文章像打電報似的字斟句酌，當然未免有點誇張，但晚報的文章必須擠幹一切“水分”，卻是確實如此。
“千字文”往往一氣嗬成。常給晚報寫稿，使我變得勤快起來。想到什麼好題目，馬上構思，馬上動筆。如用不蠧的戶樞，腦子常用常靈，筆頭越寫越快。
“晚報筆法”給我以深刻的影響，使我寫小說、散文、紀實文學時，也注意可讀性，努力出新和講求簡煉。另外，還使我的觀察力變得敏銳起來，寫作也變得勤勉起來。
就此打住吧。謹以這篇新的“千字文”獻給《北京晚報》一萬期。我在為《北京晚報》撰稿的同時，也為上海的《新民晚報》寫文章。我在《新民晚報》發表第一篇文章是在1961年1月17日——稍早於《北京晚報》。
到了1962年，第一版《十萬個為什麼》出版，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作為《十萬個為什麼》的主要作者的我，收到諸多報刊的約稿信，從1962年4月19日起我為《合肥晚報》撰稿，1962年5月20日起在《天津晚報》（《今晚報》的前身）發表文章。稍後，我成為《羊城晚報》的作者。
雖然當時我同時為許多日報寫稿，如《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解放軍報》、《解放日報》、《文彙報》以及《中國青年》等雜誌，但是我似乎更加喜歡也更加適合於為各地晚報撰稿。正因為這樣，我為各地晚報寫的文章，多於日報的文章。
1963年夏，23歲的我從北京大學畢業之後，分配到上海工作。很自然的，我在上海《新民晚報》“夜光杯”副刊發表的文章最多，而且從1961年一直持續到現在，前後達半個多世紀。
時光倒流
“時光倒流”通常隻出現在科幻小說裏，而2011年我去北京出席中國作家協會代表大會，卻經曆了一次“時光倒流”。
那是去人民大會堂聽胡錦濤總書記的報告時，我差一點進不了會場。在大門口，我被警衛攔下，因為他在檢查我的代表證時，發現證件上的一頭烏發的“青年作家”照片，與眼前這“老頭兒”明顯不符。我連忙解釋說，那是我1979年的照片。警衛請來了他們的領導，經過仔細端詳之後，那位領導做出了判斷：“確實是他年輕時的照片。”然而，他質問我：“你為什麼不用近照，而是用30多年前的照片？”在那樣擁擠的大門口，容不得我細細解釋，既然已經確認代表證上的照片是我，我也就邁進了人民大會堂……
記得此前兩天，我一到北京，領到代表證，一看上麵印著我“青春煥發”的照片，就有一種“時光倒流”的感覺，仿佛領到的是我1979年出席全國第四次文代會時的代表證。為什麼這次代表證沒有用我的近照呢？那是因為被推選為代表的時候，我正在台灣。工作人員在上海找不到我，就從1979年我加入上海作家協會（當時叫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表格上掃描了那張黑白照片，然後把背景改成藍色，發往北京。
這張“時光倒流”的代表證，讓我的思緒回到了32年前。1979年夏日，我忽然收到中國作家協會的一封掛號信，內有吸收我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的通知以及入會表格。從事業餘創作多年的我非常興奮，當即填好表格寄出。1979年9月25日我獲準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此後，我成為上海作家協會會員。向來加入中國作家協會都是“由下而上”，即先要加入地方分會，經地方分會推薦，方可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我入會的時候，正處於“非常時期”：在“文革”中，中國作家協會及其各地分會，被指斥為“裴多菲俱樂部”，遭到批判，停止了活動。在1979年中國作家協會開始恢複工作，著手吸收新會員，無法按照常規去做。於是，便改為“由上而下”，即先由中國作家協會直接吸收一批新會員。
非常幸運的是，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才一個多月，又接到通知，去北京出席全國第四次文代會。在會上，我第一次見到心儀已久的文壇前輩周揚、茅盾、夏衍、巴金、艾青……作為剛剛入會的新會員，頭一遭參加文壇盛會，怯生生的，我隻是用尊敬的目光注視著他們。
此後，我有幸出席曆屆中國作家協會代表大會。在一次候車的時候，我見到了北京作家鄧友梅先生。我與他拍攝了合影。我格外尊敬鄧友梅，因為他是我早年非常喜歡的兩位作家之一。記得，在溫州上高三的時候，在新華書店裏見到他的小說《在懸崖上》。喜歡文學的我站在那裏，手捧著《在懸崖上》，一口氣看完。小說裏的那個“藍皮猴”，給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盡管此後鄧友梅被打成“右派分子”，《在懸崖上》也遭到批判，可是我始終記得鄧友梅，記得《在懸崖上》。用現在的流行語來說，當時我是鄧友梅的“粉絲”。正因為這樣，當我向鄧友梅說起“藍皮猴”，說起他的“京味小說”，他格外高興。
我當年喜歡的另一位作家是山西的王汶石。王汶石小說所描寫的農村人物和故事，曾經深深感動了我。在我看來，他的小說富有生活氣息，而且很有地方特色。很可惜，我在代表名單上，沒有見到王汶石的名字。不然，我也一定會以“粉絲”的身份請求與他合影。
我還結識了白樺。在我上中學的時候，聽說廣場上的露天影院放映電影《山間鈴響馬幫來》，便放下功課趕去觀看，回家時已經很晚，以致翌日上學遲到，挨了批評。當時我並沒有注意這是誰的作品。後來讀《中國現代作家傳略》一書時，得知《山間鈴響馬幫來》原來出自白樺筆下。正因為這樣，我在會場見到白樺，充滿了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