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麵上看，黃老派與老莊派都強調以無為順應自然的“因循”原則，但是其目的有異：老莊學派是以恢複事物的自然本性為終極目的，而黃老學派則是利用事物的自然本性為我所用。正是這種根本性的變化，道家學說乃從哲學家的書本中走了出來，變成了政治家手中可供操作的治國利器。
道家對中國曆史文化的深遠影響，不亞於表麵上居於官學地位的儒家。從製度層麵上看，在儒家“德治”“仁政”溫和的外衣下，黃老道家形名學的政治理念，構建了封建政治體製的骨架及其操作權術；從行為層麵上看，儒家的“仁義”“德化”的道德理想與道家“以退為進”“以屈求伸”的處世方針互為表裏，互為彌補。道家學說的這些功能與文化特色，決定了其以“道法自然”為核心的治國思想具有豐厚的內涵及其獨特的作用，成為中國古代治國思想寶庫中的有機組成部分。
二
《道德經》全書雖然僅短短的五千言，但卻體大思精，勝義迭呈，妙語連珠。要而言之，它主要包括了四個方麵的內容，再加一個基本精神，它們互為關係，互為彌補，鞭辟入理，渾然一體，共同構成了博大精深、特色鮮明的老子哲學政治思想體係，為人們從事社會活動與進行人生修養，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啟示、指導作用。
第一，以“道”為主宰和天下萬物所生本源的宇宙生成論。
“道”是《道德經》全書思想體係的核心，是老子哲學的最高範疇。《道德經》認為，道是一種非常虛無縹渺、玄妙的東西，“道”先於物質存在而又淩駕於物質之上，它既是產生孕育天地萬物的總根源，又是製約規定宇宙間一切事物運動發展的總規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四十二章）。它是永恒的（時間），無限的（空間），不可言說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一章）。這個“道”，大到充斥整個宇宙，小到存在於每一粒塵埃之中，自然界的滄海桑田嬗變，國家社會的治亂興衰交替，個體生命的生老病死轉化，無一不是它在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這種作用自然而然，不留下任何痕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十章）。“道”的這一根本屬性決定了人類社會活動不過是“道”的外延與衍化。總之，“道”一個是總源頭、一個是總規律，是普遍存在的自然狀態。這樣，就為老子的社會政治學說和策略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哲學上的堅實基礎。
老子“道”的概念的提出，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如果說，儒家“仁學”的構建，標誌著中國曆史上“人的發現”；法家“法術勢”理論的誕生，標誌著中國曆史上“政治術的成熟”；那麼，“道”的理論的形成，則不僅宣告了道家學派的麵世，而且也標誌著中國曆史上“哲學突破時代的開始”。它使得長期以來一直統治著中華民族精神世界的主宰“天”“上帝”失去了權威、黯淡了光環，讓位給了抽象的哲學思辨，交權給了“自然規律”，從而為中國理性精神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其價值與影響是極其深遠而巨大的，怎麼評價也不為過。
第二，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對立、相互轉化、循環往複的樸素辯證法。
《道德經》令人關注的價值，在於其全書之中蘊含有極其豐富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它認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對立統一，“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二章），老子看來，所有的事物都有它的兩麵性、都是對立統一的，沒有長就沒有短，沒有高就沒有下，沒有難就沒有易，隻有難的存在，才能看到易的可貴，隻有長的存在，才能看到短的特征。矛盾的雙方都以對立麵的存在並發生作用為前提：“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十一章）
老子認為，這種對立統一，表現為事物的相互依存與相生相克，並決定著事物雙方各自向著其相反的方向轉化發展，“正複為奇，善複為妖”（五十八章）；“反者，道之動”（四十章）。因此，事物都有隨時改變性質的契機，“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五十八章）。事物內部的平衡、事物之間的平衡，都是暫時的，都可能被隨時打破，事物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一定會走向反麵，所謂量變到質變。“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二十三章）。在老子看來，這乃是事物運動變化的根本屬性，它反映在社會人事活動中也複如此，即所謂“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常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九章）；“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四十四章）；“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三十章）。所以要見微知著，防患於未然，“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六十四章）。
然而，《道德經》中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並不徹底，它將事物的轉化看成是無條件的、絕對的，是同一層次上的循環往複，否定人的主觀能動性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片麵地強調柔弱無為、虛靜卑下的一麵對於事物轉化的決定性意義，這就帶有形而上學的意味了，從而壓抑了其辯證法的旺盛生機。
第三，知雄守雌，以退為進，無為而無不為，柔弱勝剛強的策略方法論。
老子對社會現實十分不滿，認為那些當道執政者品質低下，劣行累累，是政治黑暗、社會動亂的根源所在：“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五十三章）；“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七十五章）。所謂的“道德”都是虛偽的，都是人心澆漓，世風日下，惡行充斥的產物，“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十八章）。
為了應付這樣的局麵，使自己保持清醒的頭腦，在黑暗中生存下去，爭取主動，老子提出了知白守黑，以柔克剛的策略方針，換言之，貴柔守雌、後發製人、柔弱勝剛強是《道德經》有關對待事物轉化，贏得人生角逐的根本原則。
按老子的理解，“弱者，道之用”（四十章），處於柔弱卑下地位的一方，其實往往擁有最為強大的力量。他曾以水為比喻來說明這一層道理：“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者莫之能勝”（七十八章）；“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四十三章）。與之相反，一切表麵上剛強的東西實際上都蘊育著衰敗死亡的契機，即所謂“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七十六章）。老子認為，“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意思是你越不爭，你得到的東西就越多，就是要以退為進、要欲擒故縱。總之，“物壯則老”，“兵強則滅，木強則折”乃是事物運動的普遍規律。
基於這樣的認識，《道德經》主張貴柔、守雌，強調“進道若退”（四十一章）；“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三十八章）。提倡以退為進，反對剛強和進取，並且把它引申為製定參與一切社會活動基本策略的出發點，以達到以弱勝強，以迂為直，以退為進，以屈求伸的目的：“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三十六章）
第四，“無為而治”“小國寡民”的社會政治理想。
道家普遍持曆史退化觀點。他們認為，人類社會的曆史是一個不斷退步的過程。老子指出，社會“文明”每發展一步，社會狀況就每糟糕一層，而治國之術也就隨之倒退一大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三十八章）。莊子也強調，人類社會是越演變越糟糕，從原始混沌狀態的“至德之世”一路下滑，逐漸進入“澆淳散樸”“天下大駭”的昏亂黑暗狀態。
《道德經》對社會現實持否定批判的態度，認為導致社會動亂的原因在於人們（尤其是統治者）的物欲太強，好事有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十二章）；“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七十五章）；“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五十七章）。
為此，《道德經》主張堅決擯棄社會文明成果，實行無為之政，“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複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八十章）。以不爭的手段與途徑，達到“天下莫能與之爭”的目的：“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六十六章）
老子指出如能這樣堅持貫徹下去，就可以進入“無為”政治的美妙境界：“絕聖棄知，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十九章）；“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三章）；即所謂“其政悶悶，其民淳淳”（五十八章）。在這樣的“至德之性”裏，人們生活中不再摻雜任何功利目的，而隻是享受自然生命本身的快樂，高高興興地品嚐食物，腆著肚子四處遊蕩，“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莊子·馬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