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京城文化一起步，就開始把文章向《人民日報》、《經濟日報》、《法製日報》等處投寄。我頗自信，我認為自己的話不但是對的，而且可以變成“第一生產力”。每次發表後不久，也總會有一些地方官找我——他們看到《人民日報》等大報都發了文章，以為或許有什麼背景，於是趕快行動，找我參加他們召開的鄭會議，一起研究下一步該怎麼辦？
我很清醒。我在那種場合，隻是點到為止，說一些可以有伸縮的話。至於下一步的具體落實，還得請真幹這一行的專家才能勝任。我習慣“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換過幾個地方之後，又興許回到原來的地方，並把在別處“打槍”的經過介紹給當地領導作為參考。
還得說宣武
舊時“老北京”談到民俗文化時，總忘不掉一個老詞——“宣南地麵”。這指的就是宣武區的南半邊。其實在北京的南城，一左一右並列著兩個區，東邊是崇文區，西邊是宣武區。從天子的眼睛（故宮太和殿）向南望去，本來對於南城東西的崇文、宣武兩區是一視同仁的。比如眼光推到了前門之外——那兒昔日是北京最繁盛的商業區，大街以東以西全都熱鬧。東邊的南北夾道叫肉市，繁華的商業街有鮮魚口，戲園子有廣和樓；西邊的南北夾道叫糧食店街，繁華的商業街有大柵欄，戲園子僅在大柵欄當中就有三個，其中一個廣德樓就絕不亞於廣和樓。可事情慢慢變化著，大柵欄最終成為整個前門的“第一大街”，無論哪個買賣行業的頭一家，都要擠進大柵欄占有一席之地，仿佛不如此就顯不出“身分”似的。而且，在大柵欄這一邊，又出現了平行的廊房二條成為專賣玉器的單項大街。在前門以南的珠市口以西，也出現了最大的京劇劇場“第一舞台”，出現了專營刺繡品的“刺繡大街”西湖營胡同從這兒再往西，不遠就是著名的“八大胡同”，從“八大胡同”往西再往北，則是琉璃廠的古舊文物大街……
自打民國以來，西邊的文化事兒就更多了。和平門開在了前門和宣武門之間，一舉打破舊時城牆城門一定要對稱的格局。至少這一來，春節期間去逛廠甸的人方便了，不用繞道再走前門或宣武門了。再者，在宣武區的香廠地麵，建造了名盛一時的“南城遊藝園”，其規模和文化層次，都值得在北京文化史上書寫一筆。
在新時期，宣武區的領導也從精神文明這一塊上反複做了文章。一是為拍攝電視劇《紅樓夢》修建了擬想中的大觀園，後來又在天橋西側修建了“天橋樂”茶館，為新天橋增加了一處活的景觀。宣武區先後修複了兩個古代戲樓（正乙祠和湖廣會館），為古典戲劇增加了營造古典氛圍的環境。
從前幾年開始，拆遷改建了宣武門以南以東的大片民房，打通擴寬了菜市口以西的道路——當然，這也是全北京支持北京西站的總工程當中的一部分。宣武區大約也從拆遷中尋找到經驗，他們一邊拆一邊記錄下其中有文化、文物價值的建築物的格局尺寸，並印刷成精美畫冊出版。領導這項工作的區建委主任說：“人家都叫我‘拆房頭兒’，我出版這本畫冊一般精美的書，也讓關心曆史的人從中可以看到一個舊宣武。對於其中任何一個建築，隻要認為有必要，我立刻就能把它重建出來。”
不久前，宣武區重新鋪設大柵欄的路而，這是整個改造大柵欄工程的一部分。
最近，雙在菜市口破土動工，向南修建大街，預計明年國慶節之前完工，從此菜市口200年的“丁字街”就要改變成一個通暢的十字路口，向南一直可通南三環路，從而大大緩解了交通流量。老實講，昔日拆遷宣武門以西以南民房時，我不無憂慮，深恐其中眾多名人故居的喪失，會影響、減弱到北京文化含量。我同時還以為當時菜市口新建的西大街之寬闊平坦，對於以往舊菜市口總體風格是一種不協調。但是，當我知曉今天這個工程的進行後，過去的擔心便完全消除，因為宣武區昔日勇於從動態當中打破舊平衡，今日又善於從動態當中追求和實現新平衡。這實在是應該稱頌和學習的。
試問，是否也還有不滿足呢？當然也是有的。宣武的確從它那個“區”的實際出發，已經做出十分輝煌的業績。在一個“區”的坐標係中，它正在從不平衡走向平衡。但今天的整個北京因為變化太大，早已不是從前的格局和幅員，應幹、可幹之事還很多。但就最基本的城區而言，就“故宮?天安門?前門?天橋?永定門”這條中軸線而言，昔日那種“東西對稱”以及“南北映照”的特征，還是應當力求保持的。這對於保護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和平衡民族心理，都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從這個意義來講，我覺得從現在起，就應有一個至少把“東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個區視為一盤棋的整體構思，從城市建築看應如此，從其他方麵看也應如此。
淺嚐豐澤園
早年間在梨園，是沒有誰不知道煤市街豐澤園的。那兒是由一片四合大院建造的老字號，雖然開業僅在1930年，但它是南城首屈一指的山東飯館。梨園名伶每在南城唱戲，每有吃喝機會，大多在此進行。名伶私下往來，也包括弟子拜師，也習慣在這兒擺開桌子請客。名伶吃飯多不帶現錢，吃完一抹嘴，說一聲“寫帳——”跑堂的急忙鞠躬相謝：“是啦——”然後就挑簾子送客。平時該（欠）下的飯錢，等到“三節”（春節、端午、中秋）之前派夥計到“家裏”取。“家裏”二字更透著親切——究竟是名伶的？還是飯館的？一時還真說不清。反正要帳的人格外客氣，這一客氣，名伶“家裏”也就“要多少給多少”了。
我過去一直住東城西城，內城的名飯館早就“夠吃的”了，所以從沒到珠市口這邊吃過飯，因此也就沒能和豐澤園結緣。大約兩年前，新豐澤園（——現已蓋了樓，成為旅館、飯店聯營的格局）過它60歲的生日。北京飲食總公司的朋友約我一起去祝賀，他們講，要請出其“二王”和我見麵。這“二王”可不是王羲之父子，而是對於該店有大功勞的兩位姓王的老人。頭一位已80多歲，曾是北京最有名的“東興樓”的跑堂。後來“豐澤園”開業，由他的師傅（東興樓之堂頭）把他帶了過來。稍後師傅退休，他就接了“堂頭”的職務，一幹三四十年，現在退休也有小二十年。第二位，是位70幾歲的廚師長，特級職稱，因工作需要，現在還沒退休，但輕易不直接上灶了，遇到特殊的“活兒”他才親自“露一露”。
我屆時去了，見到“二王”並收獲不小，後來分別寫成二篇文章發表（《看人下菜碟》和《百鮮都在一口湯》），這裏不再重複。這次去，是我第一次“淺嚐”豐澤園。所謂“淺嚐”，是說通過一餐之談即收獲特大，印象也極好。他們二位老人知道我“是研究京劇的”，所以一聊就覺得“不是外人”。尤其那位80多歲的堂頭，昔日“聽”過的名伶還真不少。說得高興了，還學上兩句——這一來可“逗樂”了，他滿口膠東話特土，唱起戲來就不中聽了。他自己也笑了：“你一定琢磨起我的口音了吧？我在北京呆了六七十年，難道改不了？其實，要改的話早就改了，而是不能改。我這口音也是飯館的牌子。”他解釋說——當初北京的山東飯館，是由山東三個地方的人分別開的，三個地方稱為三個“幫”，口音也不一樣。不同飯館使用不同的“幫”的人，絕不能隨便，吃飯的主兒對我們的口音也很挑揀，就像今天顧客拿起菜單選菜似的。如果聽我們口音不“純”，那菜的味道肯定也就“雜”了。“雜”在那時候也就等於“砸”，興許人家登時就又出去了。那天我與“二王”同席吃飯，用了二樓一個單間的餐廳。菜肴覺得不過爾爾，“漂亮”的是“二王”的故事，但餐具還是不錯的。
幾年過去，我偶爾路過豐澤園。每次路過，都“動”了我一些思念。但奇怪的是，我思念的隻是“二王”，卻不是飯桌上的菜肴。前不久我走過糧食店街，正好時值中午，肚子也餓了。找哪兒去吃點東西呢？首先，我想到“都一處”的三鮮燒賣，又覺得這基本上還是主食，不吃也罷。便轉身進了豐澤園層的大餐廳。近十二點，竟空無一人。我揀了個隻有兩張座位的桌子坐下，看了菜單，挑了個什麼菜的中盤，一個湯，還要了碗米飯。菜等了很久，終於來了，說不出好與不好，但餐具依然很經看。吃完一付帳，覺得多算了，要來菜單一核查，發現小姐是按大盤計算的。我頗不悅，心想就要了一個菜還出錯，真有點“那個”了。正準備走，忽然覺得還多收了一塊錢，再問，原來是毛巾錢。這毛巾是密封在金屬薄膜中的，但我進餐前打開，發覺它已是舊毛巾，是消毒後再次啟用的。我也沒再動問，隻是在起身時把毛巾拿在手裏，臨出門我扔在了痰盂當中，不讓它再來“伺候”別人了。
以後，我一直也沒再去拜訪豐澤園。對它，我真的是淺嚐輒止。它能帝給我美好的記憶，我寫它的幾篇文章也都收進自己的書中，我也誠懇祝願“二王”健康長壽，希望有機會時還能和他們相聚，再聽他們聊天——這實在是比吃一次好飯“還要好吃”的啊。
前門遐想錄
1949年，對北京前門商業區來說，應是一個難忘的年份。
先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入城式，古老的都城萬人空巷，剛剛獲得新生的市民，擁擠在狹窄的前門大街兩側，歡迎自南向北行進的解放軍戰士。稍後，梅蘭芳從上海乘火車抵達北京，梨園名伶進入前門火車站迎接。當簇擁穿著白色西服的梅出站時，被附近的人們發現，於是一傳十，十傳百，箭樓以南頓時水泄不通。
然而，就是這兩度的人文景觀，構成了前門地區最後的輝煌。在前門的記憶裏，大街曾經是何等寬闊威風——仰對青天，街心高聳起一條黃土鋪成的大路，上麵走馬過車。最引人注目的是輛騾車，它的主人就是梨園的“伶界大王”譚鑫培，他和其他“角兒”去戲館子唱戲，來去都是乘坐私人騾車。譚的這輛車後棚上開了十三個小窗戶，時人就稱之為“十三太保”。這條土路兩側有“溝”，行人就在“溝”裏走路，做買賣的攤棚也搭設在“溝”裏，日出而做，日入而息。
後來，前門大街上的土路鏟平了，原來搭設攤棚的地方，也出現了“違章建築”——最初東西各是一溜臨街的鋪麵房，慢慢的，鋪麵房變成了前店後廠。於是前門大街陡然窄仄起來，東側鋪麵房的背後增添了肉市（街），西側則多了珠寶市（街）。
再往後，前門的商業興盛起來，各種買賣在此競爭，商店、飯館、澡塘、戲園子、藥鋪、錢莊、旅館、當鋪比鄰而居。大柵欄成為綜合性的“第一大街”，各類買賣的“頭一份”都力圖在大柵欄中安營紮寨。對麵的鮮魚口胡同，則成為單項的專業鞋帽大街，九家鞋店和十一家帽店擁擠在一起；廊房二條則成為玉器大街，在附近還都是土路的時候，這兒首先鋪設了瀝青路麵。離前門不遠，還有專業的刺繡大街和古玩大街。最馳名的底層妓院八大胡同，就躲在這些大街背後的深處。說是“八”，其實不止於“八”。
再再往後，一些享名遐邇的老字號出現了——全聚德、同仁堂、都一處、內聯升、瑞蚨祥、正明齋、馬聚源、天福號、祥聚公，等等等等，大街兩側琳琅滿目，街心增添了有軌電車，因為鈴鐺總是“鐺鐺”地響，老百姓便呼之為“鐺鐺車”……
繁華滿目，頤指氣使。時人把北京的繁華地區歸納為一句話：“東單西四鼓樓前”。這裏的“前”就是前門，把前門擺在整個繁華係列的最後，是采取京劇的習慣：大軸，總是最後才上場的。
從大的城市格局看北京，兩個城圈護衛著內、外兩城。內城的中央是紫禁城，它實際是“內中之內”，昔人也稱之“大內”。紫禁城位於北京的中軸線上，坐北朝南，威風凜凜，不可一世。東城、西城緊挨著，也沾了不少光。東城權貴多，西城文化人多，重要機構也大多設在東、西兩城。就連昔日淘出的糞便，東、西城的價兒也高於崇文、宣武。相比之下，外城屬於販夫走卒的居住之所，進入視野的一切，都顯得荒涼、簡陋。越往南，入眼的房屋、道路和人物，也越來越難以入眼。今日的陶然亭公園，在昔日北京人的眼裏，已經遙遠到近乎“野地”，因為從虎坊橋向南，民居的簡陋和破落都已慘不忍睹。
在這種大格局的規定之下，前門的地位就很特殊。一方麵，它置身外城並屬於外城，但又與內城僅有一（城）牆之隔。內城的“普通居民”，如果想放下身分出去瀟灑、閑散一番，那麼前門就是最合適、也最上算的場所。隻要邁出雙腿向南走去，“出城”的感覺總是居高臨下、足以自豪的；更何況，在前門享受到的世俗性歡樂，更是內城高檔影院舞廳無法比擬的。所以在七八十年以前，內城盡管可以在堂會中看到最佳陣容的堂會演出，但喜歡追逐世俗氣氛的內城戲迷，還是習慣“出城”聽戲。由於散戲太晚，前三門（前門、崇文、宣武）的城門已關，他們隻能在外城旅店“湊合”一宿，次日一早再“進城”回家。這不算丟身分，反而算是“一樂兒”。
就這樣，曆史緩慢而又嚴厲地為前門商業區積澱出一個形象——它匍匐在箭樓腳下，它不能直接仰望正陽門，因為正陽門屬於內城。正陽門是它的一道威嚴的屏障，阻隔它不要去“攀扯”天安門和紫禁城，警告它不要有“非分之想”。它隻能屬於外城，隻能以質樸的胸膛，容納了外城草芥之民在此做短暫的歡娛，並使長期的勞累和屈辱稍獲麻痹。但是，它又距內城最近，內城的老爺、太太一旦想起自己，又樂於“屈尊”來和草芥之民“同樂”那麼一小會兒。
說到“前門人”，它漸漸覺得自己定了型。一方麵仍有自卑感，雖然傑出人物的豪富超過了內城“普通居民”，但終歸覺得來路和品格上輸人一頭。但是，因為這裏百業雜處，慢慢實現了自給自足，無須再仰求他人。特別是少數“前門英傑”的豪富，他們彼此之間互相幫襯著，慢慢結成一個帶有獨立性質的群體。30年代初，年輕的譚富英剛剛出科，嗓子、扮相都好得驚人，已由給尚小雲等“挎刀”（唱二牌）變成自己挑班。某晚，他在前門慶樂戲園唱大軸，同仁堂老板樂某人前來捧場。這樂某人是富英祖父譚鑫培的朋友，他看了富英的戲十分興奮。散戲後，由晚輩攙扶著走進後台，一見麵就喊叫起來：“好小子！有種！可——可惜，你爺爺沒看見你的今天……”說著，就把手上價值連城的翡翠扳指摘了下來：“給你，給你！當——當初，這是宮裏的東西，本是一對兒。那——那一個，幾十年前，我送給了你——你爺爺，，這一個給你吧。宮裏的東西，如今成了你——你們家的東西啦！哈哈，其實也該——該著，你爺爺是梨——梨園的‘伶界大王’，他也是王——王爺了哦？哈哈……”這時，年輕的譚富英趕忙彎腰“打千”（請安）謝賞。這兒附帶提一句，譚家幾代一直住在前門外的大外廊營頭條，幾進的大院子，因名伶更風光了許多。它對照於散布在宣武門外梨園眾生的簡陋住所，同樣是高不可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