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詩本體！
進入新詩本體與闡釋的傳統文化視野
“進入……本體”、“回到……本身”都曾是8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相當重要的口號。其主要含義大約有二：（1）清除長期以來“左”傾思潮強加給文學的種種僵化的教條，如唯階級鬥爭論。（2）恢複文學作為個體性活動的本來麵目，請“神”返回人間，讓“鬼”恢複人形。我所謂的“進入本體”、“回到本身”當然是這一尚未完成的課題的繼續，但又不止於這兩層含義。在我看來，如何恢複文學作為個體性活動的“本來麵目”，進入文學的所謂“本體”還隻是一種比較抽象的理想，歸根結底，任何曆史形態的存在其實也並不會有一個什麼純客觀的“本來”、一個純客觀的內在的“本體”；所謂“回”與“入”不過是在不受到其他非文學壓力的情況下所做出的接近事實的闡釋罷了，對“本體”和“本身”的闡釋也不會隻有一個，站在不同的觀察角度就會得到不同的闡釋，於是，本體或本身也就有了不同的側麵。相對來說，中國新詩的不成型特征會讓我們單一的觀察陷入窘境，比較接近事實的策略應當是多重觀察的“視界融合”。進入新詩本體和回到新詩本身都意味著從多種文化的價值標準出發來“恢複”新詩固有的“立體特征”。我們要緊緊依托詩的文體特征，主要從新詩自身的語言編碼和文化編碼人手（而主要不是從外在的社會文化概念人手）來探討詩的曆史存在。這並不是否認外在的社會文化概念，而是說，所有外在的社會文化概念隻有在經過了詩這一特定藝術形式的接納、融解和重新編製以後才是有意義的，也才有研究的必要，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就產生了我們所謂的新詩自身的語言編碼和文化編碼。
比如，我們在評論中國新詩時常用“現實主義”這一概念。我們暫不卷入詩歌中究竟有無現實主義這種論爭，僅僅就中國左翼革命詩人所宣揚的“理想”型現實主義來看，就分明與西方詩歌不大一致。在西方詩歌史上，現實主義精神的影響主要在於對個人情感的某種節製、壓抑，換之以一種客觀的敘述語調，冷靜地看待人生世事，如法國的巴那斯派和英國的維多利亞詩風，“理想”正是這種現實主義所拒斥的；我們又曾把某些初期白話新詩稱之為“現實主義”，但顯而易見，那些初期白話詩人絕無西方詩人式的自覺的冷靜，沒有把冷靜、客觀作為一種個性化的生命態度。這都說明了什麼呢？我認為，這都說明了中國新詩自有其特定的“語碼”，外來的概念往往與這些“語碼”很不相同，概念經過了編製，經過了調整。我們研究中國現代新詩，是從若幹的概念出發呢，還是從新詩自身的語碼出發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必須適當轉換我們的研究態度。
進入新詩本體既是一種研究態度的轉換，同時又展開了一片寬廣的學術境域，等待我們探索和闡釋的東西很多：
新詩在中國詩歌史中的生成。
新詩內在的發展動力。
新詩的分流與整合。
新詩的“詩”學內涵。
新詩的形式意識。
我試圖完成其中的一部分，很小的部分。
我認為，進入“本體研究”有一個亟待解決的關鍵性環節，這就是，在20世紀中國詩歌的發生發展過程中，民族詩歌文化（古典詩歌傳統）和西方詩歌文化究竟各自給了新詩什麼，兩者的關係如何？眾所周知，民族文化心理代表著我們深層的無意識“共性”，而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又屬於獨特的“個性”。詩性本身不就是由這些共性和個性組成的嗎？對於個體詩人而言，如果我們不認真清理兩種詩歌文化在意識深層的存在，又何以能夠解釋它的種種認同與拒絕，並由此而構成了一個與眾不同的“我”呢？盡管我們過去也討論過新詩與中西文化，但我認為還是粗略了些，簡單了些，“本體研究”所要求的一些細節遠遠沒有得到更精細的闡釋。
我們新的闡釋應當包含兩個相互聯係的層麵：
（1）古典詩歌傳統在中國詩歌“現代”征途上的種種顯現、變異和轉換。
（2）西方詩學觀念對中國詩歌“現代”取向的種種影響，它怎樣受到古典詩學傳統的限製、侵蝕和擇取，最終到底留下了什麼。
顯然，第一個層麵屬於傳統文化的闡釋視野，在西方被稱之為“原型批評”。不過，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原型通常都與“神話”相聯係，我們的集體無意識就是關於神的誕生、曆險、受難和複活的記憶，文學就是這一古老而常新的神話模式的反複講述。然而在中國，高度成熟的儒家文化卻早已滌除了我們原始年代的諸多“神的記憶”，因而我們所謂的“原型”又主要是一種世代相傳的典型的社會文化心理，就詩歌而言，指的就是中國古典詩歌在它的發展成熟過程中所建立的審美理想、藝術追求。由唐宋時代的極盛而衰之後，這些審美理想和藝術追求似乎都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它久久地回旋在人們的心底，從不同的意義上影響著新的創作活動。中國現代新詩的建立與西方詩歌的輸入關係甚大，但是，“文化及其產生的美感感受並不因外來的‘模子’而消失，許多時候，作者們在表麵上是接受了外來的形式、題材、思想，但下意識中傳統的美感範疇仍然左右著他對於外來‘模子’的取舍。”
第二個層麵似乎一直都是我們議論的話題。其實不然，當梁實秋聲稱“新詩，實際就是中文寫的外國詩”時，這實際上就是將中國新詩當作了對西方詩潮的單純回應。前文已經談到，從這個單純的角度出發並不利於新詩的闡釋，我們所說的“影響”是在時刻注意將中國詩歌作為傳統中國文化之一部分這一基礎上加以闡發的。雖然我們不能同意時下一些“後現代”論者對“現代化”一說的批評，但他們所致力的“邊緣”與“中心”相互對話的這一目標卻的確是有意義的，西方詩歌對中國現代新詩的“影響”，就是一個文化體與另一個文化體的“對話”，當然，我們更關心的是，在“對話”中，中國詩歌文化“同意了”西方詩歌文化的什麼觀念。
既然“同意”是在“對話”中發生的，那麼，我認為，目前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中國詩歌文化本身究竟有些什麼內涵，它在現代詩歌史上有些什麼樣的顯現，起了什麼樣的作用。隻有對我們自身的這一文化體做出認真的清理，才可能找到中西詩歌文化在現代中國相互“對話”的基礎，真正說明外來的“影響”是在哪一個層麵上發生的，又在哪一個層麵上遭到了拒絕。這也就意味著，在傳統文化的闡釋視野裏，探討中國古典詩歌與中國現代新詩的關係是我們將要展開的工作的第一步。隨著這一工作的展開，中國現代新詩的曆史特征應當可以得到新的深入的闡釋。
中國現代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
在所有的文學體裁當中，以詩歌與本民族傳統文化的關係最深厚、最富有韌性。從審美理想來看，詩與小說、戲劇等敘事性文學不同，它拋棄了對現實圖景的模仿和再造，轉而直接袒露人們最深層的生命體驗和美學理想。當現實圖景的運動帶動敘事性的文學在流轉中較快地過渡到一個新的曆史時代時，詩還是無法掩飾人內心深處最穩定的一麵。於是，詩就被“擱淺”了，它讓人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民族集體無意識心理。正如艾略特所說：“詩歌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表達感情和感受。與思想不同，感情和感受是個人的，而思想對於所有的人來說，意義都是相同的。用外語思考比用外語來感受要容易些。正因為如此，沒有任何一種藝術能像詩歌那樣頑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再從語言來看，每一種詩歌都有在文人提煉中“凝固化”和在社會活動中“靈動化”兩種趨向。相對來說，便於追蹤現實社會活動的敘事性文學語言可能更俗、更白、更富有時代變易的特征，而經過反複推敲、打磨的詩的語言則因“凝固”而更接近傳統文化的“原型”。
如果說在西方詩歌自我否定的螺旋式發展中，民族文化的沉澱尚須小心辨識方可發現，那麼，中國詩歌不都如此，在漫長的曆史中建立的一個又一個的古典理想常常都為今人公開地反複地讚歎著，恢複詩的盛唐景象更是無數中國人的願望。在中國，民族詩歌文化的原型並非隱秘地存在，隻會在“夢”裏泄漏出來，相反，它似乎已經由無意識向意識滲透，回憶、呼喚、把玩古典詩歌理想，是人們現實需要的一部分，維護、認同古典詩歌的表現模式是他們自覺的追求。俞平伯說：“我們現在對於古詩，覺得不能滿意的地方自然很多，但藝術的巧妙，我們也非常驚服的。”葉公超談出了一些詩人的感受：“……舊詩詞的文字與節奏都是那樣精煉純熟的，看多了不由你不羨慕，從羨慕到模仿乃是自然的發展。”周作人也表示：“我不是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的信徒，但相信傳統之力是不可輕侮的；壞的傳統思想自然很多，我們應當想法除去它，超越善惡而又無可排除的傳統卻也未必少，如因了漢字而生的種種修詞方法，在我們用了漢字寫東西的時候總擺脫不掉的。”這些都生動地道出了現代中國人的基本心理狀態。這種基本心理既存在於詩人那裏，又存在於普通的讀者那裏，創造者和接受者共同“期待”著中國古典詩歌理想的實現。創造者的“期待”決定了詩歌創作的潛在趨向，接受者的“期待”則鼓勵和鞏固著這種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