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標準與尺度：關於中國新詩的總體評價
關於中國新詩的總體評價問題一直是一個相當困擾人的東西。一方麵，在千年詩史之末出現的中國新詩在並沒有能夠完全“推擠”開自身遠古記憶的時候，似乎總是要被已經習慣了傳統審美模式的中國讀者置於被審判的境地；另一方麵，中國新詩在將近一個世紀的艱難行進中也不斷積累著自己的藝術經驗，它也不斷試圖做出關於自己的總結，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人們產生了不同的眼光與需要，因而關於這一評價的分歧的確也相當引人注目。
如果從中國詩歌急切地尋求自身發展新路這樣一個角度出發，我們自然會注意到，從胡適、穆木天、王獨清、陳夢家、蒲風、魯迅、李廣田一直到90年代的鄭敏都對中國新詩的實際成就有過較低的評價，盡管他們各自的評論基點也有著相當大的區別。
我一向相當重視這些評價所反映的中國新詩發展的事實。但是，如果今天我們還要從史的角度來相對客觀地描述中國已經發生過的故事，我以為有時不能完全聽信這些急切的來自創作界的聲音，這裏事實上也存在一個“標準與尺度”的問題，作為曆史的敘述者，我覺得我們應該努力發掘出現於現代詩史上的哪怕是最細微的一點生命的活力與激動。
之所以這樣認為，我是基於如下事實：即從中國新詩作為一個整體的意義來看，它無疑在一係列方麵仍然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一些區別於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的新的詩歌原則開始確立了。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大的方麵：
其一，追求創作主體的自由和獨立。發表初期白話新詩最多的《新青年》發刊詞開宗明義就指出，“近代文明特征”的第一條即是“人權說”。從胡適《老鴉》、《你莫忘憶》到郭沫若的《天狗》，包括早期無產階級詩歌，一直到胡風及其七月派都是在不同的意義上演繹著主體的意義。尤其值得注意的在於，這些於詩人自我的強調已經與中國古典詩人對於“修養”的重視有了截然不同的內涵。
其二，創造出了一係列的凝結著詩人意誌性感受的詩歌文本。也就是說，中國詩歌開始走出了“即景抒情”的傳統模式，將更多的抽象性的意誌化的東西作為自己的表現內容。與中國詩學“別材別趣”的傳統相比較，其突破性的效果十分引人注目。這其中又有幾個方麵的具體表現：一是詩人內在的思想魅力得以呈現；二是詩人以主觀的需要來把玩、揉搓客觀物象；三是客觀物象的幻覺化。
其三，自由的形式創造。“增多詩體”得以廣泛實現，如引進西方的十四行、樓梯詩，對於民歌體的發掘和運用，散文詩的出現、戲劇體詩的嚐試等等。雖然在這些方麵成就不一，但嚐試本身卻無疑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
此外，評價中國新詩的成就我們還應該注意一個事實，即我們究竟在多大的意義上開掘了中國新詩的“細節”，我們是不是忽略了一些重要詩人的實際成果，比如穆旦。當更多的中國讀者指責我們的詩歌時，我們顯然是將穆旦的成就排除在外了，而像這樣的一位詩人的進入無疑會改變中國新詩史的許多麵貌。另外，包括食指、北島、海子、昌耀這些當代詩人的曆史價值和詩歌史貢獻我們就真的認真總結過嗎？如果把他們的全部成果清理下來，我們的詩歌史麵貌又會是怎樣的呢？這裏還是一個“標準與尺度”的問題。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應該再有那些逆反心態了，即以發現詩歌史上的某些“偉人”的藝術缺陷作為推翻整體詩歌史成就的根據。何況就是像郭沫若這樣有“爭議”的曆史人物，我們對於其詩歌成就的總結其實還是很不夠的。隻是我們並不一定找到了肯定和進入對象的最好的途徑。
2、尋找和建立中國新詩發展史的內在“理念”
在中國新文學各體文學的曆史寫作中，大概中國新詩史的寫作是特別困難的。40年代祝寬先生有感於草川未雨《中國新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之粗疏草率而立誌於《中國現代詩歌史》的寫作，直到1987年才正式推出了這一宏大計劃的第一部分《五四新詩史》，40餘年的間隔本身也成為了一部曆史——其中包含了社會政治對於現代詩家、對於中國新詩的巨大傷害，也包含了中國新詩自身的種種曲折，包含了中國新詩闡釋的尷尬與“失語”。更有意思的是新詩史寫作的這種困難還並沒有因為《五四新詩史》的出版而結束，事實上，我們再沒有讀到這一宏大計劃的其他幾個部分，而且到目前為止，我們也還沒有一部讓各方麵都基本信服的《中國新詩發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