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中國新詩史寫作的困難大體上主要來自於三個方麵。其一是一般社會曆史概念對於我們獨立思考的代替；其二是中國古典詩學話語體係與西方詩學話語體係的對於我們新詩讀解的幹擾；其三是坎坷曲折、尚未“成形”的中國新詩也沒有為我們的理論認識提供更多的“顯性”的支持。
第一個方麵所造成的影響已經超越了新詩，但卻是在新詩這裏留下了尤為深刻的印記。大概我們傳統的小說史寫作除了故事的交代而外，至少還有諸如“情節線索”、“人物形象”、“描寫手段”之類的話可說，而詩歌（特別是抒情詩）除了語言幾乎就一無所有，所以除了“音韻優美”，最後也就隻有到一般社會曆史的概念中去尋找判斷了，於是乎我們得出了這樣的一些結論：初期白話新詩的曆史局限性在於它體現了一種淺薄的人道主義，胡適《嚐試集》的問題在於它的“進步”的不徹底，而代表五四革命精神的是郭沫若反帝反封建的“天狗”……其實這都不是對詩歌藝術自身的認識。
第二個方麵的幹擾其實也是相當嚴重的。因為中國古典詩歌與西方詩歌巨大成就的客觀存在，作為對於這些詩歌史現象闡釋者的中國古典詩學話語體係與西方詩學話語體係在不知不覺中也替代了我們對於中國新詩實際狀態的細致體察，在對於或古老或外來的批評概念的“方便”的移用當中，我們漸漸混淆和模糊了作為中國新詩本身的許多性質。如我們長期以來一直是不加分析地使用著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這些外來的詩學術語，也將用以描繪中國古典詩歌藝術追求“意境”作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泛用，這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新詩超越於古典美學追求又獨立於西方詩學理論的特質呢？
第三個方麵影響是我們的詩家喪失自信的基礎。我們很容易隨著中國詩人“歐化”的詩風與“借用”的外來術語而漂洋過海，也容易緊跟他們“民族化”的步伐與信手拈來的古典語彙而轉向論證中國特色的種種顯現，殊不知我們麵對的這些曆史對象本身卻充滿了矛盾、缺失與似是而非！事實上，從法國象征主義的角度很難解釋李金發，從中國傳統意象的角度也很難解釋郭沫若筆下的“鳳凰”，我們是不是過分迷信了詩人那並不可靠的“自述”，也不自覺地為他們那不無迷亂的創作追求的表象所牽引？
我以為，解決中國新詩史寫作困難的關鍵還在於我們必須尋找和生發中國新詩發展史的內在“理念”。也就是說應當大力排除來自於“新詩之外”（不僅僅是“文學之外”與“詩之外”）的種種既有的概念的幹擾，努力地在中國新詩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中清理其思路與方位，同時，這種邏輯又不是對於一時一派的詩歌史現象的簡單認同，它應當是體現著詩家更高的眼光的一種理性的體製，因為隻有這樣的理性的體製才能避免我們陷入到對象的迷亂所構成的“陷阱”之中。當然，這樣的“理念”絕對不是強加於詩歌史現象之上的“以論代史”，它就是來自於中國新詩的內在運動，又更為豐富更為“原真”地負載著對象的複雜景觀，從本質上講，應當是中國新詩史現象的一種“別有意味”的自我呈現。
3、傳統：誤讀中的生長
考察20世紀中國新詩的境遇，古典詩歌傳統可以說是一個至關緊要的議題，這並不僅僅因為如艾略特所說，詩歌這一文體“頑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而是有著一係列的更為複雜的詩歌史事實。眾所周知，正是胡適等人的“反傳統”取向犁開了中國新詩發展的河道，而又是這樣的“反傳統”在以後的許多曆史時期都遭到了新詩實踐者的連續不斷的指摘，不知有多少詩人為這樣的傳統“斷裂”而痛心疾首，從而決意重新接通古典與現代；但與之同時，弘揚傳統的理想本身卻也一再表現著駁雜迷離的色彩，有些對胡適的詰難終於沒有逃脫資產階級“西化”的嫌疑而落入到自我批判與他人批判的滑稽命運當中，在批判“言必稱希臘”的文學趣味裏，民歌化的古典傳統仿佛卻“接通”了。而在這些矛盾衝突著的傳統/反傳統事實背後，更深層的困惑也糾纏著我們，究竟什麼是傳統，傳統本身是不是可以為我們任意割裂，又任意接通的，反傳統是不是就等於傳統的中斷，就等於西化，胡適本人不就是竭力從中國文學與中國語言自身的演變程序裏尋找著“革命”的根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