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這些駁雜的文學史事實其實都證明了一個東西，即所謂的古典傳統其實本不是僵死固定的，它本身也存在於後繼者的理解、感受當中，流淌在後繼者生命的血液裏，也正是靠了一代又一代人不間斷的“誤讀”才生長了起來。沒有進入後人感受、也不曾被人“誤讀”的東西其實也無所謂傳統，而一旦進入了這種感受（不管是喜愛還是厭棄），一旦獲得了某種誤讀（不管是出於什麼樣的現實需要），那麼傳統也就還生長著，也就是沒有被人所割裂所遺忘。從這個意義上講，“胡適們”對日益衰落的中國古典詩歌的“革命”本身就是與傳統的一種饒有意味的對話，正是在這種別具一格的“反傳統”詰問中傳統被扭過來承繼著、生長著——漢語詩歌的曆史經由胡適的調理繼續向前發展，所以當我們平心靜氣地研讀初期白話詩人的作品，將不難感受到它們其實正是暗暗調動了中國詩歌傳統內部久已存在的反傳統力量——宋詩的美學追求，從而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解釋了這樣的疑惑，為什麼白話詩歌的首創者一方麵不斷招來“數典忘祖”的罵名，另一方麵卻也因為沾滿了“舊詩詞的痕跡”而引起另外一些人的不滿！世紀之末，當我們作曆史的回首，其實大可不必將“有著幾千年曆史的漢語詩歌為什麼沒有產生20世紀的大詩人”這類罪過推到“胡適們”身上。
但我們卻很難承認傳統以這種扭轉的形式繼續生長的事實。於是在中國新詩史上我們能找到的更多的承繼傳統的例子總是對傳統殫精竭慮的自覺連接，而這樣的連接又總是伴隨著對中國新詩“反傳統”選擇的尖銳批評，從“新月”、“象征”到“現代”，我們的幾代詩人都一再試圖證明，“中西詩歌藝術結婚的寧馨兒”是多麼的重要和必不可少！今天，我們當然無意否認這種選擇的合理性，但也不得不遺憾地指出，這些自覺的似乎是毫無誤解的連接，最終都走進了一個自我束縛的窄小的生存空間，並不是左翼文學宣判了它們的死刑，倒是它們自身失卻了自我推進的可能性。遺憾是發人深省的，它隱隱提醒我們重新注意到文化發展的“整體性”規則（盡管這樣的“整體性”在今天已受到不少人的責難），就是說當一個文化係統在整體上仍然沒有改變它的傳統勢力的權威性地位時，添加什麼樣的因素才能完成對傳統本身的推動？
問題又再一次地回到了“胡適們”的“反傳統”那裏。如果說“胡適們”的反傳統還是粗糙的和簡略的，那麼以穆旦為代表的“反傳統”卻走向了成熟和完善，穆旦詩歌顯然是那樣的“西化”，那樣的與傳統的審美趣味格格不入，但你卻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即在千年之末的現代漢語詩史上，是穆旦表現著對現代精神的超乎尋常的卓越把握，是穆旦以自身的創作將中華詩歌創造性地推進了一大步，也是穆旦再一次證明了古老漢語在20世紀的新鮮與活力。
傳統隻能是誤讀中的生長，這對即將走人21世紀的中國新詩仍然是至關緊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