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詩歌已經完全脫去了早期的單純和浪漫，它變得剛健、犀利甚至粗直，其中包裹著不可遏製的憤怒和控訴，也飽含著詩人洞悉社會人生之後的一種哲理和思辨。從多情的青春到世紀的悲憤，綠原抗戰勝利前後的創作的確充滿了“成熟”的魅力。
最能體現綠原成熟詩藝的作品還是那些長篇政治抒情詩。
控訴專製統治的黑暗，呼喚民主與自由，揭露社會的不公和腐敗，倡導對抗和複仇，這皆是“七月”派作家社會批判性詩歌的共同特點，綠原自然有之，不過，相對而言，在綠原的作品中，還有另一個極具個性的精神追求，即以一種原始的野性的力量來完成對舊世界的徹底搗毀！在這裏，最具感染力的不是它的高雅的理想而是它力量的強悍，不是它理性的光芒而是它情緒的熾烈。
有意思的是，綠原筆下的野性的力量時常是發自一些社會最底層的也是最為正人君子所鄙夷不屑的人物：失業者、流浪漢、叛變的傭兵、私奔的童養媳甚至流氓和小偷。他大聲疾呼：“今天，我們也來/霍霍地磨刀吧，/到花團錦簇的樂園裏/去做一名/搗亂分子！”這些“搗亂分子……家住在/青麵獠牙的曠野；/在荒涼的高峰/同暴雷答話的/吃死人的鷲鳥/是我們的夥伴”。而且“我”也有過這樣的曆史：“小時候，我就在/大街旁，碼頭上，黑巷子裏，/嘴角銜著拾來的煙蒂頭——/做過一名有用的扒手。”（《複仇的哲學》）今天，他也在宣布：“我是一個都會的流氓，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給天真的樂觀主義者們》
也許我們可以將綠原的這種野性的反叛稱為粗魯的“流氓精神”。因為這些流浪漢、小偷、馬車夫、學徒、妓女、水手本身就是“流氓無產者”，此時此刻，他們都已經是饑餓至極、忍無可忍，再崇高的理想對於他們來說都不過是畫餅充饑的空談：“等我們吃飽了，/再談旁的：/再談人道主義、/政治、/科學，/再談藝術、/文化、/愛情，/再談骨肉的團圓吧。”（《複仇的哲學》）這樣的流氓雖是粗魯、雖是無法無天，但卻自有它不容忽視的曆史意義——當整個社會的公理、法律、道德都已經成了少數專製統治者和特權階層的“家私用品”的時候，當正義已經完全淪喪而文雅和理性又經常不過就是偽君子們的遮羞布的時候，流氓和騙子、犯人一樣都顯示了他不可代替的曆史性力量。因為，隻有在這種蔑視一切秩序和製度的蠻力麵前，堅如磐石的專製統治的大廈才可能獲得摧枯拉朽的打擊，隻有當人被整個社會秩序逼到一個退無可退的角落，當生存的本能以原始的方式被釋放了出來，人才可能產生出大無畏的反叛的勇氣，“為了打死它/我們要學習它的殘酷！/專門對它，和對它的種族！”（《你是誰》）曾經有人擔心綠原筆下的流氓的複仇有損於人民革命的形象，其實這種擔心是沒有多大必要的。很明顯，綠原的詩並不是關於現代中國革命的政治報告，它不過就是詩，是藝術家在藝術的世界上對人的文化精神品格的一種探討。在中國現代文學特別是現代新詩的精神畫廊當中，人的精神在一個很長的時間中實際上是萎頓不堪的，或者是蜷縮在古色古香的舊詩詞的山水裏，或者是消逝在風月花草之間，獨獨缺少一種昂首天外、威武不屈的勇氣，缺少一種奮袂而起、決然而立的精神強力，這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精神中表現得最為突出，甚至到後來，當這一流派已經日趨衰頹的時候，中國的現代主義詩人自己也發出了這樣的感歎：“詩僵化，以過於文明故，必有野蠻大力來始能抗此數千年傳統之重壓而進。”而真正的“大力”就來自於40年代的“九葉”派和“七月”派，而在“七月”派當中，小說藝術的野性之力是由路翎來集中傳達的，詩歌藝術的野性之力則在綠原40年代中後期的創作中得到最充分的展示，綠原決意“要用猙獰的想象/為嬌貴的胃/烹一盤辛辣的菜肴！”（《破壞》）
我們可以這樣說，綠原筆下的“流氓”和魯迅筆下的“狂人”、郭沫若筆下的“天狗”一起代表了現代中國作家對社會秩序改造、民族精神建設的重要努力。
還應當指出的一點是，綠原的這種野性的反叛並不僅僅是對外部世界的一種破壞和搗亂，它的鋒刃同時也指向了詩人自己的心靈：詩人呼籲與過去告別，不再將自己束縛在一個封閉的小天地裏，“你”要咬破“皮膚似的牆壁”鑽出來，“出來在好廝殺的陽光裏/追求狂歡，我們要狂歡！”“出來飛翔！——即使/手自一拍翅膀之後，/連雲彩都沒有望你一眼/你就被暴風雨淋死！”（《你是誰》）綠原將這位試圖鑽出來的“你”稱作是“我的兄弟”：“你是誰啊，你和我/從一個母親的衣胞裏出世？/在從卑汙的生存和聖潔的死亡的攀登裏，/兄弟啊，請容我獻給你以霹靂的詩。”（《你是誰》）其實，“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這裏所要表現的就是詩人自我突破、自我鞭策的一種決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和歌德的《浮士德》是出現在綠原詩中的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意象，前者映照著詩人在痛苦中奮起廝殺的靈魂，後者又喻示了他的永不停息的進取和自我改造，可以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氣質與歌德性格的重疊，便代表了綠原追求的最重要的方向，也是“七月”派文學精神的一個特征：“我永遠學做一個新人/我永遠在錯誤中前進/我兒時栽過一棵樹/我總想和它較量青春/但詩不能有庸俗的勝利/理想和果實最後總歸可能。”（《詩與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