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穆旦卻分明抵達了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的理想深處，在他的詩歌裏，我們很難找到穆木天、王獨清、何其芳筆下的迷離的情調和意境。“野獸”淒厲的號叫，撕碎夜的寧靜，生命的空虛與充實互相糾結，掙紮折騰，曆史的軌道上犬牙交錯，希望和絕望此伏彼起，無數的矛盾的力扭轉在穆旦詩歌當中。這裏不存在吞吞吐吐，不存在對個人私情的掩飾，因為穆旦正是要在“抉心自食”中超越苦難，卞之琳式的趣味化哲思似乎已不能滿足他的需要，他所追求的正是思想的運動本身，並且他自身的血和肉，他的全部生命的感受都是與這滾動的思想熔為一體，隨它翻轉，隨它衝蕩，隨它撕裂或爆炸。麵對《詩八首》，麵對《從空虛到充實》，麵對《控訴》……我們的確也感到深奧難解，但這恰恰是種種豐富（豐富到龐雜）的思想複合運動的結果。閱讀穆旦的詩歌你將體會到，一般用來描繪種種詩歌內涵和情境的種種概括性語言在這裏都派不上用場，它起碼具有這樣幾種複雜的意義結構方式。其一是對某一種生存體驗的叩問與思考，但卻沒有明確無誤的思想取向，而是不斷穿插著自我生存的種種“碎片”，不斷呈示自身精神世界的起伏動蕩，曆史幽靈的徘徊與現實生命的律動互相糾纏，紛繁的思緒、豐富的體驗對應著現代生存的萬千氣象。如《從空虛到充實》、《童年》、《玫瑰之歌》、《詩八首》；其二是對某一種人生經曆的複述，但卻不是客觀的寫實，而是包含了詩人諸多超乎常人的想像和感悟。如《還原作用》、《鼠穴》、《控訴》、《出發》、《幻想底乘客》、《活下去》、《線上》、《被圍者）；其三是有意識並呈多種意義形態，使其互相映襯互相對照，引發著人們對人生和世界的多方向的猜想。如《五月》；其四是突出某一思想傾向的同時又暗示著詩人更隱秘更深沉的懷疑與困惑。如《旗》。諸如此類的複雜的意義組合，的確如鄭敏先生所分析的那樣，構成了一個巨大的磁場，“它充分地表達了他在生命中感受到的磁力的撕裂”，而且這種由“磁力的撕裂”所構成的“晦澀”又可能是深得了西方現代主義的神髓：“一般說來，自從20世紀以來詩人開始對思維的複雜化，情感的線團化，有更多的敏感和自覺，詩表現的結構感也因此更豐富了，現代主義比起古典主義、浪漫主義更有意識地尋求複雜的多層的結構。”
意義的擴展，豐富乃至錯雜，從中國詩歌發展的高度來看，這又似乎並不屬於現代主義“晦澀”詩藝的專利，它本身就是中國新詩突破舊詩固有的單純的含蓄品格的一個重要走向（隻不過現代主義的“晦澀”是將它格外突出罷了），也正是在這個取向上，穆旦的選擇不僅不與胡適等白話詩人相對立，而且還有一種深層次的溝通。當年的胡適便是將“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作為白話新詩的一大追求，他的《應該》就努力建構著舊詩所難以表達的多層含義。或許我們今天已不滿意於《應該》水準，但卻不能否認胡適《應該》、《一念》，沈尹默《月夜》、《赤裸裸》，負雪《雨》，黃勝白《贈別魏時珍》等作品的確是中國古典詩學的“含蓄”傳統所不能概括的。就現代主義追求而言，穆旦當然是屬於李金發——穆木天——戴望舒這一線索之上的，但卻有著與其他的現代主義詩人所不相同的現代觀念，穆旦的詩藝是初期白話詩理想的成功的實踐。在對現代詩歌“意義”的探索和建設上，穆旦無疑更接近胡適而不是李金發、穆木天，他所體現出來的詩歌的現代特征也實在更容易讓人想到“現代性”這個概念，而據說這種對西方式的“現代性”的追求正是“首開風氣”的胡適們的缺陷。但問題是穆旦恰恰在“現代性”的追求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們經常談論穆旦所代表的新詩現代化是對戴望舒、卞之琳、馮至詩風的進一步發揚，但事實上，是戴望舒、卞之琳及馮至的部分詩作更為“中國化”，而穆旦卻在無所顧忌地“西化”。
白話、口語和散文化
讓人們議論紛紛的還包括白話、口語及散文化的問題。在對初期白話新詩的批評當中，白話被認為是追踵西方“現代性”的表征，口語被指摘為割裂了詩歌與文言書麵語言的必要聯係，據稱書麵語保留了更多的精神內涵與隱性信息。按照這種說法，穆旦的價值正在於他“完全擺脫了口語的要求”。至於散文化，當然與“詩之為詩”的“純詩”理想相去甚遠。這都是有道理的，但還是在一些關鍵性的環節上缺乏說明，比如穆旦本人就十分讚賞艾青所主張的詩歌“散文美”及語言的樸素，而且，對初期白話新詩的粗淺白話提出了批評、倡導“純詩”的中國象征派，現代派詩人，不也同樣受到了西方象征主義詩學的牽引，不也同樣表現出了另外一種“他者化”的命運麼？
於是我們不得不正視詩歌史事實的這種複雜性：穆旦和被目為認同於西方式“現代性”的初期白話詩人具有相近的語言取向，而似乎是“撥亂反正”的中國象征派，現代派卻依然沒有掙脫西方式“現代性”的潮流！那麼，究竟應當如何來甄別這些不同的詩人和詩派？駁雜的事實啟發我們，問題的關鍵很可能根本就不在什麼西方式的“現代性”那裏，也不僅僅在於對“純詩”理想的建構上，歸根結底，這是中國現代詩人如何審視自身的文學傳統，努力發揮自己創造能力的問題。
在文學創作當中，口語和書麵語具有不同的意義。書麵語是語言長期發展的結果，沉澱了比較豐厚的人文內涵，但也可能因此陷入到機械、僵化的狀態；口語則靈活跳動，洋溢著勃勃的生機，不過並不便於凝聚比較隱晦的內涵。以文字為媒介的文人文學創作其實都運用著書麵語，但這種文學書麵語欲保持長久的生命力卻必須不時從口語中汲取營養。中世紀的西方文學曾有過拉丁文“統一”全歐洲、言文分裂的時候，但自文藝複興起，它們便走上了複興民族語言、言文一致的道路。在這以後，書麵化的文學語言也還不時向口語學習，浪漫主義詩歌運動就是如此。散文化的問題往往也是應口語學習而生的，強調詩的散文化也就是用口語的自然秩序來瓦解書麵語的僵硬和造作。在華茲華斯那裏，口語和散文化就是聯袂而來的，接下去，象征主義尤其是前期象征主義的“純詩”追求又再次借重了非口語散文化的語言的力量，但後期象征主義的一些詩人和20世紀的現代派詩人又強調了口語和散文化的重要性。20世紀的選擇當然是更高了一個層次。縱觀整個西方詩歌的語言選擇史，我們看到的正是西方詩人審時度勢，適時調動口語或書麵語的內在潛力，完成創造性貢獻的艱苦努力。反觀中國詩歌，幾千年的詩史已經形成了言文分裂的格律化傳統，這使詩的語言已經在偏執的書麵化發展中喪失了最基本的生命力，相反，倒是小說戲曲中所采用的“鄙俗”的白活還讓人感到親切。白話，這是一種包容了較多口語元素的書麵語。初期白話詩人以白話的力量來反撥古典詩詞的僵化，選擇“以文為詩”的散文化方向來解構古典詩歌的格律傳統，從本質上講，這並不是什麼認同於西方式“現代性”的問題，而是出於對中國文學發展境遇，出於對中國詩歌創造方向的真切把握。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說明胡適等初期白話詩人沒有自己的詩歌語言感受能力，盡管這能力可能還不如我們所期望的那麼高。如果說西方文化作為“他者”影響過胡適們，那麼這種“他者”的影響卻是及時的和恰到好處的。在人類各民族文化和文學的交流發展過程中，恐怕都難以避免這種來自“他者”的啟示，不僅難以避免，而且還可以說是不必避免！胡適們為中國新詩語言所選擇的“現代性”方向，其實是屬於現代中國文學自身的“現代性”方向，或者也可以說在胡適們這裏，是“西化”推動了中國新詩自我的“現代化”。
但從20年代的象征派到20年代的現代派，我們卻看到了另外一種語言選擇，從表麵上看，這也是一種追踵西方詩歌發展的“西化”形式，但卻具有完全不同的詩學意義。
胡適之後，已經“白話化”的中國新詩語言顯然是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成熟。但人們很快就發覺這種書麵語所包涵的“文化信息”不如文言文。較之於文言文，白話的於枯淺露反倒給詩人的創作增加了難度，正如俞平伯所說：“我總時時感到用現今白話做詩的苦痛”，“白話詩的難處，正在他的自由上麵。他是赤裸裸的，沒有固定的形式的，前邊沒有模範的，但是又不能胡謅的：如果當真隨意亂來，還成個什麼東西呢！”俞平伯實際上道出了當時的中國詩人所具有的普遍心理：包涵了大量口語的白話文固然缺少“文化信息”，但仍然以“固定的形式”來掂量它，這是不是仍然體現了人們對於古典詩歌那些玲瓏剔透的“雅言”的眷戀呢？值得注意的是，決意創立“純詩”的象征派、現代派就是在這樣一種心理氛圍內成長起來的。“純詩”雖是西方象征主義的詩歌理想，但在我們這裏，卻主要滲透著人們對中國古典詩歌“雅言”傳統的美好記憶。觀察從象征派到現代派的“純詩”創作，我們便可知道，他們的許多具體措施都來自於中國古典詩歌的語言模式，他們是努力用白話“再塑”近似於中國傳統的“雅言”：飽含中國傳統文化信息的一些書麵語彙被有意識“征用”，如楊柳、紅葉、白蓮、燕羽、秋思、鄉愁、落花、晨鍾、暮鼓、古月、殘燭、琴瑟、羅衫等等；中國古典詩歌中那種典型的超邏輯的句法結構形式和篇章結構形式也得到了有意識的摹擬和仿造，這是為了同古典詩歌一樣略去語言的“連鎖”，“越過河流並不指點給我們一座橋”。或者就如廢名的比喻，詩就是一盤散沙，粒粒沙子都是珠寶，很難拿一根線穿起來。
西方的象征主義詩歌導引了中國象征派、現代派詩人的“純詩”理想，但卻是一種矛盾重重的“導引”。西方象征主義詩歌的語象的選擇，詩句的設置上與中國古詩不無“暗合”，但它們對語句音樂性的近似於神秘主義的理解卻是中國詩人所很難真正領悟的。於是中國詩人是在一邊重述著西方象征主義的音樂追求，一邊又在實踐中悄悄轉換為中國式的“雅言”理想，這便造成了一種理論與實踐的自我分裂現實，而分裂本身卻似乎證明了這些中國詩人缺少如胡適那樣的對中國詩歌語言困境的切膚之感，他們主要是在西方詩歌的新動向中被喚醒了沉睡的傳統的記憶，是割舍不掉的傳統語言理想在掙紮中複活了。這種複活顯然並不出於對中國詩歌語言自身的深遠思考——中國的古典詩歌語言輝煌傳統的映照同時也構成一種巨大的惰性力量，匆忙地中斷口語的衝刷，又匆忙地奔向傳統書麵語（雅言）的陣營，這實在不利於真正充實詩的語言生命力，果然，就在30年代後期，中國的現代派詩歌陷入了詩形僵死的窘境，以至於他們自己也不得不大呼“反傳統”了：“詩僵化，以過於文明故，必有野蠻大力來始能抗此數千年傳統之重壓而更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