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百年來紡著疲憊的歌；
我是你額上熏黑的礦燈，
照你在曆史的隧洞裏蝸行摸索；
我是幹癟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灘上的駁船
把纖繩深深
勒進你的肩膊
——祖國啊！
舒婷的“我”不是置身於具體人生場景中的實實在在的“我”，而是“我”的一種深沉的憂患情緒的外化，是這種難以名狀的憂患塗抹在了目之所及的世界之上，於是內在的情緒與外在的滿目瘡痍的景象便融合在了一起，構成了一個由情緒、想像、幻覺凝結而成的敘述主體。
作為“新詩潮”中《今天》派的主力北島、舒婷、顧城、江河、楊煉等人都趨向於在詩歌中呈現自己的情緒性體驗，同時發生著豐富的想像和幻覺，盡管他們各自的追求也並不相同，但都在整體上區別於西南詩人傅天琳、駱耕野、葉延濱的相對樸素的生存慨歎，盡管後者也自有不同的創作特色。我們知道，所謂詩歌中的象征主義和意象主義在本質上都是與人的內在情緒、想像和幻覺相適應的。這正如象征主義大師葉芝所說：“當一個人忙於做這做那的時候，他離開象征最遠，但是當恍惚或瘋狂或沉思冥想使靈魂以它為惟一動力時，靈魂就在許多象征之中周遊，並在許多象征之中呈現自己。”所以當時人們在談及“新詩”在藝術探索上的“先鋒性”時，一般都很少涉及西南地區的幾位詩人——盡管我們西南地區的“新詩潮”詩人同樣的敏銳，同樣的富有才情，但的確在新時期一個較長的時間中都顯得比較的樸素和質實，他們的詩歌並不怎麼“朦朧”，並不怎麼“前衛”，因此還曾被認為是有著某些“現實主義”的風格。
陝西人李鋼因生活、工作在重慶也一直享有新詩潮“重慶詩人”的稱謂，他關於水兵與海的詩作盡管出現了一些個人化的獨特感受，但表現軍人、讚頌軍人這一特殊的題材和主題又從根本上決定了他的作品不可能有太多的脫離當代政治立場的內容，評論界一般比較推重他的想像力和意象組合的技巧，如《艦長的傳說》：
但我們艦長是個老獵人
這不是傳說
他喜歡吞吃各種新版海圖
他一剃胡子就是要出海了
這不是傳說
有一次在舷邊，他喃喃自語
他說：腳下是——液體的——祖國
這是我親耳聽到的
決不是傳說
這樣的藝術想像和意象組合其骨子裏起決定作用的其實還是理智，或者說是特定時代的“公共性”認識的藝術化表述，而真正屬於個人情緒、想像與幻覺的成分並不多。
西南地區新詩潮詩人的這些獨特性——更多樸素的寫實和更多的理智的表述，似乎倒暗合了西南地區在中國版圖上的邊緣特征，一種遊動在當代中國政治文化劇變漩渦之外的邊緣特征，因為，以北島為代表的峻急、沉痛和情緒化體驗都分明地體現著那種在中國政治文化中心才能感受到的曆史車輪輾軋下的個人的痛苦、憤懣和反叛，一部巨大的國家機器、一座高聳入雲的精神大廈在人的真切感受中一點一點地崩裂、離析，它的紛紛散落的碎片不斷地撞向人的心靈世界，不斷激發起極具時代意義和曆史內蘊的卻又同樣極具個人化特征的情緒和想像，這便是新詩潮的先鋒——《今天》派詩人的藝術淵源。北島、顧城、楊煉、江河都是北京人，他們的社會關係和生存環境都給了他們豐富的政治與文化的信息，促使他們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就開始了對當代中國政治與文化的思考，同時也有機會從各種渠道獲取西方近現代詩藝的營養，福建的舒婷也因為有她的“大學生朋友”的激進思想的刺激和前輩詩人蔡其矯的引導而較早承受了這種政治與文化裂變的衝擊，並且她還最終與北島等人相結識，真正地走人了《今天》派的精神世界，她曾經激動地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1977年我初讀北島的詩時，不啻受到一次八級地震。北島的詩的出現比他的詩本身更激動我。就像在天井裏掙紮生長的桂樹，從一顆飛來的風信子，領悟到世界的廣闊，聯想到草坪和綠洲。
傅天琳、駱耕野、李鋼、葉延濱，這幾位名列於“西南”的詩人因為種種的原因——或者是西南地區的邊緣化的生存環境（如傅駱），或者是個人生活與工作圈的限製（如李、葉），他們的確在一個時期內偏離了中國政治演變與文化變遷的中心漩渦，他們的人生充滿了中國更樸素更實在的“故事”，他們的藝術追求也往往是在這樣樸素而實在的體驗上自然生長、自我發展著，這就像並非《今天》派的傅天琳所說：“我一開始寫詩，是在果園自發的，什麼流派也不知道，就是心裏麵有話想講。”“另外在詩的用語上，可能也是受果園的十幾年的影響，我確實比較喜歡那種樸素的句子。”
當然，西南詩人在新時期“新詩潮”湧動之際所呈現的這種特征不會是凝固不變的，隨著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各地域文化交流的頻繁，西南詩人也在廣泛的文學交流中發展著自己，從80年代中後期開始，他們都沿著新的方向完成了不同的自我更新。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新時期西南詩人在“新詩潮”中的這種非先鋒的素樸和理智也僅僅是大西南社會文化在特定的社會曆史下的一種表現，它本身並不說明我們的西南詩人就缺乏詩的激情，就沒有充當藝術先鋒的願望。隻是，在某種環境中，我們的這種內在的衝動還處於蟄伏狀態，一旦遭逢陽光雨露，那沉睡的能量也終於會決堤而出，並頓成蔚為壯觀之勢。“第三代”詩潮在西南的異軍突起就是這樣，形形色色的“第三代”詩派的崛起在這偏遠的地區，著實讓許多中國人吃驚不小。
“第三代”的策源地
如果說北京是中國“新詩潮”的大本營，那麼西南的四川則可以說是“第三代”詩歌的重要策源地。
當文化變遷的浪潮和“新詩潮”一起撞開大西南封閉的大門之後，這裏的人們似乎是最迅捷地做出了反應，封閉下的曾經有過的沉睡一點也沒有對他們構成心靈的約束，相反，他們的興奮、他們的果敢、他們的決絕甚至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像。
1980年，甚至在“朦朧詩”論爭還沒有展開的時候，西南的某些詩人就主動地向中國詩歌的更深厚的傳統——艾青發起了進攻，這就是貴州大學“崛起的一代”，在《崛起的一代》第2期上，發表了詩人啞默（伍立憲）的《傷逝》，文章以致艾青的信的方式對中國新詩這一剛剛“歸來”的權威的象征大加抨擊，它甚至宣布“艾青在我的心裏已經死去了……一本開後門買來的新版的《艾青詩選》放在我的桌子上快一年了，但我連翻都沒有翻過。”考慮到黃翔“啟蒙社”的影響，我們或許可以將“崛起的一代”視作貴州新時期啟蒙主義的繼續，不過，這種主動的進擊和相當個人化的批判方式倒更讓人想起“第三代”詩人的性格特征。
在四川，這個封閉中的滯遲的地域，也很快出現了由敏銳的年輕學子發出反叛衝擊波。1982年10月，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現了一次藝術家的聚會，這是要“聯合反抗一個他們認為太陳舊、太麻木、太墮落的詩歌時代”。參加這次聚會的許多人物後來都成了重要的“第三代”詩人，如萬夏、廖希、胡冬、趙野、唐亞平等，並且就是這次聚會誕生了《第三代詩人宣言》。
從1982年到1985年，以四川為中心的年輕的西南詩人像遭遇了春雨澆灌的生命一樣蓬勃地生長著、壯大著，而且這種生長從一開始就體現出了他們那種自覺的自我生命意識，體現出了在這種生命發展之中所產生的對自我生存環境——地域的複雜認識。比如廖亦武激情充盈的四川盆地：
啊，大盆地！你紅顏色的泥土滋養了我們
你群山環抱的空間是我們共鳴音很強的胸膛
歲月誕生自你的腹部，奧秘和希望誕生自你的腹部
你是世界上血管最密集的地方，平原上遍布桔樹、血橙、
紅甘蔗等血液豐富的植物
你翻耕過泥塊像火苗蔓延開去，洋溢著一千種熾烈而複雜的感情
大盆地！大盆地！你紅顏色的泥土滋養了我們
我們的肌腱日益隆起，你再也無法容納我們膨脹的情愫
詩人廖亦武的情感在這首《大盆地》中真是“熾烈而複雜”，一方麵，他感歎著盆地的闊大、繁榮和偉大的養育之恩；另一方麵，又強烈地感到自己正肌腱隆起，血肉鬱勃，這膨脹的情愫就像那膨脹的生命一樣，在四麵八方伸展著、充實著，“我們體內交流著太陽的熱力和大地的血”，“我們要溯你所有的河流而上，我們狂想著沒有邊緣的天地”。
大西南詩人都在這樣“狂想”，他們內在的生命渴望著、擴張著，最終是衝破了那層層疊疊的傳統的硬殼，像岩漿一樣的噴射了出來。
對地域性意象的攝取，從地域曆史文化捕捉靈感，這便誕生了西南地區最早的“第三代”創作——構建“現代史詩”，除廖亦武外，還有歐陽江河、石光華、宋渠、宋煒、楊遠宏等人。正如洪子誠、劉登翰在《中國當代新詩史》中所分析的那樣：“這一群青年人，生活於西南，他們傾向於從南方的遠古習俗、神話傳說去取材，以構造一個存在於他們想象中的、作為他們的精神形式的遠古世界。”我們的西南詩人也有過這樣的自訴：“南方滲透了神秘巫術的地貌，會把你牢牢捉住。那一座座痙攣向上的斷壁，匪徒般掠奪空峽的棕雲，歸真返樸的水邊城與人，都洋溢著一種酒味十足的反叛氣息。太陽躍動在鋒利的奧穀之口，閃射著嚐試性的、新鮮而怪誕的光芒，它象征古今所有半神半人者，象征物質的詩。”
1984年前後，萬夏、李亞偉、胡冬、馬鬆等“莽漢”開始了寫作。這些“腰間掛著詩篇的豪豬”，以大大咧咧、放蕩不羈的語調嘲弄著一切“優美”與“崇高”的文化傳統，在他們眼裏，中國古典詩人不過是重複著這樣的人生：“古人老是回憶更古的人/常常動手寫曆史/因為毛筆太軟/而不能人木三分/他們就用衣袖捂著嘴笑自己。”（李亞偉《蘇東坡和他的朋友們》）甚至從事著現代文學研究與傳授的“中文係”不過是“要吃透《野草》、《花邊》的人/把魯迅存進銀行，吃利息”（李亞偉《中文係》），進而整個的大學校園也充滿了“這麼多小學生/這麼多小狗小貓小孔夫子/這麼多孔夫子小老子小兒子小狗雜種”（李亞偉《讀書人》）。而曾經讓現代中國文化人激動和豔羨的西方文明也成了他們調笑取樂的對象，胡冬就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但此行的目的是“去看看凡高看看波特萊爾看看畢加索/進一步查清楚他們隱瞞的家庭成分/然後把這些混蛋統統槍斃/把他們搞過計劃要搞來不及搞的女人/均勻地分配給你分配給我/分配給孔夫子及其徒子徒孫”（《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