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根基不同的這兩大詩歌文化係統，那些在某種程度上的技術性相似（如所謂“象征”、“隱喻”、“暗示”、“意象呈現”）可能同樣也包涵著深層結構上的根本分歧，這就要求我們在闡述和評價這類“中西彙融”，為西方詩歌的本土移植尋找基礎時必得格外地小心和審慎。我們有必要仔細辨析“融合”究竟是在哪一個層麵上形成的，又在哪一個層麵上出現了分歧和矛盾。毋庸諱言，我們在這方麵的成果並不多，比較有價值的是王富仁對郭沫若《女神》文化融合與文化衝突的分析。在我們的詩歌研究中，迄今還很少看到如此細密而有說服力的闡述。此外，張玲霞《徐誌摩的“洋”與“土”》一文也較好地表現了作者“彙融”現象的精細觀察。
要更加準確地把握中國現代詩歌在中西兩大詩歌傳統衝撞、融會中的曆史形象，或許還有兩個最基本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西方詩歌究竟是如何影響中國詩歌的，它給了我們什麼？中國古典詩歌精神又是怎樣在“反傳統”的現代“複活”的，在變形中它又給了我們什麼？這些問題我們都討論過，但是，從中國現代詩人自身的心理結構出發進行的更細膩更有說服力的討論卻還不夠，我們不僅僅要從中西詩歌傳統自身的特征出發來尋找“表現”，而是要更準確地抓住中國現代詩人“眼中”的中西詩歌傳統究竟是什麼，比如，對於第一個問題，值得我們深究的就包括譯詩活動與詩歌創作是怎樣的關係，以及中國詩人是如何“接受”外來詩歌文化的。對於第二個問題，我們似有必要著重考察中國現代詩人的教育環境，剖析傳統詩教的“先在”意義。這種來自意識層麵的傳統力量和來自無意識深層的傳統心理共同牽引了現代詩壇的古典主義取向。如果對於在自我否定中發展的西方詩歌來說，傳統的沉澱往往掩埋得比較深，尚需小心辨識方可發現，那麼，在中國現代詩歌史上，恢複詩的盛唐景象則是無數中國詩人與中國讀者的宏願。創作的“先在”和接受的“期待”都幾乎是敞露著的，這樣，我們就應當在一個新的角度中理解和運用來自西方的“原型”批評理論，以借助這一理論，對中國現代詩歌與古典傳統的關係做出一個深刻的把握。
從“不成型”之中再出發
回顧15年的中國現代詩歌研究，我們時而頗感欣慰，時而也會生出這樣那樣的遺憾，因遺憾又激發出“再度出發”的種種想像。我們的出發又該走向何方呢，或者說，走向“現代詩歌本體”的新路何在？從各自不同的角度人們肯定會做出各自不同的判斷，就我個人看來，除了前文的“猜測”而外，尤其值得注意的還是對中國現代詩歌一個曆史特征的自覺把握，這就是說中國現代詩歌是一種相對說來“尚未成型”的文體。
所謂藝術的“成型”，我認為就是獨立的審美理想的誕生，以及特有的語言模式的建立。現代詩歌與現代小說、戲劇、散文一樣，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但是，比較而言，還是小說，戲劇和散文較為“成型”，因為較之於傳統中國和西方，這些文體都基本上尋找到了自身獨立不依的審美理想和“現代”意義的語言模式；而詩歌卻不然，現代詩歌長期都處於中西文化的夾擊衝撞之下，如果說中西文化的衝撞在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史乃至文化史都是客觀存在的曆史事實，那麼在中國現代詩歌的生存發展中，這種衝撞則表現得格外地突出，以致那相對的平衡也很難出現。於是，中國現代詩歌的審美理想和語言模式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沒能找到一個安營紮寨的環境，要麼是受西方詩學的裹挾而忘卻了自我，要麼就是受古典傳統的牽引而遠離了時代，“中西彙融”的理想伴隨著並未解決的內在分歧和矛盾。結果，屬於現代中國詩歌的獨立的內涵也頗為欠缺，從1919年的胡適到1936年的魯迅，從局內到局外，都不斷傳來連續不斷的指責聲、歎息聲，指責和歎息都正是有感於這樣的欠缺。這一情況在今天也引起了批評家們的注意。孫紹振認為：“如何把西歐詩歌的美學原則和表現手段和中國傳統的詩歌藝術結合起來，是新詩最薄弱的一環。正因為如此，新詩的藝術基礎就一直是比較薄弱的。”朱曉進探究了“新詩形式的困境”，鄭敏則在“世紀末回顧”：“為什麼有幾千年詩史的漢語文學在今天沒有出現得國際文學界公認的大作品，大詩人？”
我認為，更應該思索的是，中國現代詩歌的這種“不成型”特點對於我們的研究將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我們又當如何根據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及時調整我們的思路。
這種尚在矛盾中躑躅的藝術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那就是它時常都缺乏一個更統一的價值基準，也缺乏一套更統一的藝術語碼。不同的詩人，同一詩人在不同的時代、場合都可能會暗暗地移動他們的真實意圖，借用的外來術語與他們所理解的實際意義並不完全一致，藝術的主張與藝術實踐可能會有相當大的距離。於是，我們很難以自身的理解出發，從對概念本身的一般認識出發來把握中國現代詩歌，過分執著於批評家自身的概念係統是相當危險的，極易與研究對象錯位，滑出現代詩歌之“本體”。比如，關於聞一多與唯美主義的關係問題曾有過一些爭議，有的同誌認為，直到《奇跡》為止，聞一多都是一個“極端的唯美主義者”，有的同誌則根據另外一些材料，認為聞一多仍然承認藝術應當反映現實，不是唯美主義者。其實，重要的並不在於聞一多是不是西方文化意義上的唯美主義者，重要的是聞一多本人究竟是怎樣來理解“唯美”的，他又為什麼會既“為藝術而藝術”，又憂時歎世。這就必須拋開概念本身的束縛，去讀解聞一多自身的“語碼”經過仔細的辨析我們便可以發現，在聞一多內心深處起著支配作用的其實並不是什麼西方的唯美主義，純粹的古典愛國主義也不是對他的最好概括，他的人生與藝術的支點在於兩個字：真純。這是一種沒有絲毫虛滑主義的近於憨癡的真摯和純淨，聞一多總是以這樣的心境去迎接人生和藝術。於是，對於自身所選擇的事業，他特別地投入，甘願為之奉獻、犧牲，這就產生了“為藝術而藝術”的願望；同樣，真純的心靈也會讓他不能忍受哪怕是最薄的一層黑暗，更不用說是整個社會的腐朽了。於是，從《紅燭》走向《死水》，這也是順其自然的。聞一多同時真誠地接受了“為藝術”以及“為人生”。又比如，二、三十年代的象征派與現代派詩人都習慣借用西方現代主義詩歌術語，如“象征”、“潛意識”等等。如果我們因此便在西方文化的意義上大加闡發，那很可能又會誤入歧途。其實，當周作人、梁宗岱等人由西方的“象征”想到中國的“興”時，概念背後的文化置換就悄悄展開了。同樣，中國詩人的“潛意識”也往往隻是一種術語的借用，在他們的作品裏，本能的衝動顯然是退居其次的，“潛沉”不過是某種不便言明的現實內容罷了。
這就是“不成型”的中國現代詩歌賦予我們研究者的困難。“不成型”仿佛在我們思索的旅途上埋下了一個又一個的“陷阱”，一旦我們露出些許的脫逸對象的“自信”，就會掉了進去。
那麼，在未來的中國現代詩歌研究中，我們應當取怎樣的對策呢？
我認為有四個方麵似特別需要加強：
其一，進一步“深入”對象本體，體會和整理現代詩歌自身的價值標準和語符係統。在移用一些西方詩學的概念和術語時尤其小心、審慎。比如，二、三十年代中同現代詩歌的總體趨勢是從“散文化”到“純詩化”，但在主張“純詩化”的詩人穆木天、梁宗岱與劉西渭那裏，都有各不相同的個人理解，“純詩”的標準並不完全相同。
其二，有必要將現代詩論與現代詩作結合起來，在互相比照中把握中國現代詩歌的曆史形象。15年來，我們現代詩論的研究成就卓然，闡述詩歌創作之時也注意引證相關的詩論，但是，如何細致辨析詩論與詩作的複雜關係也還是個問題。
一般說來，詩論表達了詩人的理想、願望或者理性層麵的詩學建構，而詩作則更多地受到特定時刻的情緒影響，更多地呈現了曆史沉澱下來的深層心理。中國詩歌文化的矛盾衝突在一定意義上也就轉化成了現代詩人理性與情緒、意識與無意識的分離。所謂“互相比照”，就是自覺地把握這種分離的現實，在對“分離”本身的解剖中更精細地認識中國詩人的創作心態。仍以“散文化”與“純詩化”運動為例，五四新詩創作的總體趨向是“散文化”，但是“五四”時期的詩歌理論和詩歌創作實踐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裂痕。考察新詩創生期的詩論，我們會發現，“散文化”並非初期白話詩在理論和詩歌觀念上惟一和必然的選擇，二、三十年的“純詩化”則出現了一些相反的情形，如穆木天、梁宗岱等人的“純詩”觀念的“真正價值在於它的理論意義而不是實踐意義”。
其三，將現代新詩與現代舊詩統一考察。中國現代詩歌的主體是現代新詩，這是毫無疑問的，以上我們所說的“現代詩歌研究”也主要是指現代新詩研究。但是，我們絕不能因此而忽略了現代舊體詩詞的存在。強調現代舊體詩詞的存在也不單純是為了“填補空白”，重要的是，它實際上是與現代新詩形影相隨的東西。而且一個發人深省的事實是，現代舊體詩詞的作者往往就是我們赫赫有名的新文學陣營裏的作家和詩人，是他們在特定環境與心境中賦予了這一“曆史的遺骸”予生命力。在這一事實的背後，分明也包涵著中西詩歌文化的矛盾衝突以及中國現代詩歌（指新詩）自身的“不成型”性，不妨設想，當舊的審美理想尚未消失，新的理想難以適應，或者舊的語言模式魅力依然、新的語言模式千瘡百孔之時，人們難道就不會在某一個時刻“折回老路”麼？所以說，解讀現代舊詩實際上也是進入現代詩人內心世界的一種方式，將現代新詩與現代舊詩統一觀之，我們能夠更清醒地認識中國現代詩歌建沒的困難性、複雜性。“以新詩人的舊體詩拿來作研究的參照，我們會對‘舊體’與‘新體’各自的表現優勢多一些認識。”
第四，將大陸與台港“整合”起來。在大多數情況下，當我們談到“中國現代詩歌”時，實際上是把台港詩歌排斥在外了。其實，大陸和台港都是中國詩歌傳統在現代條件下的一種“轉化”，大陸詩歌和台港詩歌屬於中國詩歌文化的分流，研究者今天理應把它們重新“整合”起來。顯而易見、大陸詩歌和台港詩歌都麵臨了中西詩歌文化矛盾衝突的現實、都產生過“不夠成型”的自我遺憾，在審美理想的確立、語言模式的尋找方麵，它們的命運很有一些相似之處。與之同時，大陸和台港畢竟又各自擁有並不相同的文化背景，至少，在這些地區，西方詩歌文化與傳統詩歌文化各自的濃度、分量和結構方式是頗有差異的。由於這些差異的存在，大陸與台港的現代詩歌的進程和經驗也就大相徑庭了。無論是命運的相似還是經驗的不同，都可以說是中國詩歌文化在現代所遇到的“挑戰”和“應變”，而“挑戰”和“應變”又再次袒露了中國詩人的心理潛能。
我認為，以上四個方麵就是未來中國現代詩歌研究的著力點。而這四個方麵的研究，都是對中國現代詩歌在文化衝突中不夠成型這一曆史本質的凸現。在我看來，隻有自覺地把握了現代詩歌的這一曆史本質，我們的思考才能更加貼近我們的對象，我們的闡述才能更加地切中肯綮，也才屬於符合現代存在本質的“本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