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1992年12月16日至21日。
地點：廣州珠江賓館。
背景：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經與廣東省歸國華僑聯合會協商，其第四屆四次全體委員會在廣州珠江賓館召開，而作為中國僑聯機關刊物《海內與海外》雜誌主編的我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參加此次會議的成員。會議期間，作為“東道主”的廣東省僑聯安排了不少活動，諸如為即將拔地而起的廣東省僑聯大廈奠基和參觀位於中山大學的永芳堂等就是例證。就是在這次奠基和參觀永芳堂的活動中，我與陳青山先生相識了。
在此之前，由於我是從空軍政治部文學藝術創作室轉業到中國僑聯工作不久，加之先在中國華僑出版社工作了一段時間，兩年前方領銜創辦《海內與海外》雜誌並擔任主編。在過去召開的僑聯換屆會或全委會上也見過陳青山，依稀知道他是歸僑，並還是個“將軍”，卸甲後擔任全國僑聯以及廣東省僑聯的顧問，但彼此見麵隻是禮貌地點點頭寒暄一下而已，並未進行過近距離的接觸。
可是在這次奠基和參觀永芳堂過程中，我們不知怎麼就鬼使神差地到了一起，並且頗有些相見恨晚似的。俗話說：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席。我們兩次相遇，不能不說有一種緣分。抑或其知道我也算是個老兵（餘在空軍部隊二十八載），現如今擔任《海內與海外》雜誌社的主編，所以他一麵問我過去在什麼部隊當兵，一麵則誇獎《海內與海外》雜誌辦得不錯，說他很喜歡看，並盛邀我抽時間到他住的房間坐坐。我立刻表示“一定去”。
當晚，我便根據他告訴的房間號來到其在珠江賓館下榻的寢室攀談。嗣後，又利用兩個晚上，聆聽他談苦難的童年和在異國他鄉的遭際以及在硝煙彌漫的戰鬥歲月和在“浩劫”年代蒙受的不堪回首的災難，等等。
於是，便應運而生了下麵的三次采訪筆錄。
第一次采訪筆錄
筆者：陳將軍（僑聯的領導都這樣稱謂他，我也這樣因襲之），我第一次見到您就覺得您是個地道的軍人！
陳青山：啊，你怎麼看得出來？是對號入座呢，還是屬於自己的判斷？
筆者：當然屬於後者。
陳青山：那你是怎麼判斷的？
筆者：一來我也曾是個軍人，軍人對軍人自然有一種心有靈犀。還有，就是在您的言行中顯示著一種軍人特有的氣質。而這種氣質，沒有經過嚴格軍旅的磨煉是難以形成的。
陳青山：看來，你的確是個軍人。哎，咱們怎麼談？
筆者：那就采取順時針的辦法，從您的生平開始，怎麼樣？
陳青山：行。不過，由於時間關係，我隻能粗線條地談個大概。
筆者：我也隻能記個概略。
陳青山：我是1919年10月11日出生在福建省惠安縣洛陽鄉陳埭村一個姓陳的農民家庭裏。父親叫陳憨清，母親姓張。在我的上麵，有四個哥哥。父親是個地道的窮莊稼漢，母親身體瘦弱，所以我們家窮得是月當燈，風掃地，家徒四壁，一貧如洗。
父親為一家人活命，那年帶上我十幾歲的大哥，飄洋過海，到馬來亞的檳城當苦力。家中剩下我母親，怎麼養得活幾個孩子呢？結果，我的三個哥哥相繼病死，母親也因過度悲傷而撒手人寰。我父親得知噩耗後失魂落魄地趕回來，再悲傷也沒有用了，隻得把我帶回了檳城，決心把我養大成人，以告慰我母親的在天之靈。
檳城是馬來亞北部的一個海灣城市，由於氣候溫暖，一年四季花木繁茂，美麗極了。
可是，城市環境再美，對於窮苦人依然隻是個擺設，我和拉黃包車的父親與大哥住在幾十個窮苦人合租的苦力間裏。不久，我大哥因積勞成疾無錢醫治而客死在異國他鄉。一家七口，就隻剩下了我和父親。當時我才四五歲，父親不但整日賣苦力，還要又當爹又當娘地伺候我，真不容易呀！
所以，就在我八歲那年，我父親與一個四十多歲的姓張的婦女結婚了。我的繼母帶來一個六歲的女孩，名叫亞向。我的繼母特別賢惠，是個地道的良家婦女，對我像她親生兒子一樣疼愛。
我父親雖然沒有文化，但他不願再讓我這個他惟一的兒子“打赤腳”（意為賣苦力），所以先叫我讀了兩年私塾，之後轉人中華中學小學部。我十六歲小學畢業，考入在馬來亞頗有影響的華僑子弟學校鍾靈中學。
鍾靈中學治學嚴格，有鐵紀一樣的校規。如尊重師長、勤於學業、刻苦耐勞、以禮待人、主持正義、清潔衛生等等，無不體現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記得在現代革命京劇《紅燈記》中有句戲詞，叫“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我說應該加上“窮人的孩子也知道讀書的金貴”。我從讀私塾時就明白，父親當牛作馬一樣地拉黃包車供我讀書，多不容易呀！我要是不發奮努力，豈不是大逆不道？所以，我謹記宋朝大詩人蘇東坡的教誨：“發憤識遍天下字；立誌讀盡人間書。”還有朱熹的名言我也記得非常牢固：“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因此，我的學習成績無論在哪一個年級都是拔尖的。
在我考入鍾靈中學不久，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踏入我國的東北地區，北平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一二·九”愛國學生舉行的抗日救國遊行示威。此刻，我和許多進步學生，成立了讀書會，當時就學習了《共產黨宣言》等革命書籍。
筆者：校方不幹涉？
陳青山：不幹涉。當然，我們學習這些革命書籍，是打著“讀書會”的幌子。
筆者：那政府當局呢？
陳青山：當時也不怎麼管。這也說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行徑不得人心。此外，我們還參加一些華僑社團抵製日貨的宣傳活動。第二年，我就在學校光榮地加入了馬來亞共產黨，並且還擔任了學校的黨支部書記。
1937年盧溝橋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妄圖侵占我國的狼子野心暴露後，在中華民族麵臨生死存亡的時刻，國內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高潮，馬來亞的華僑策應國內反侵略的聲勢也很大。陳嘉庚先生發動僑界上層人物成立了“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在東南亞國家形成幾十萬人的浩大隊伍，可謂波瀾壯闊。我們學校也成立了“抗日救國服務團”，我被推舉為團長，利用多種形式進行了募捐活動，將募捐到的錢彙到香港廖承誌辦事處，援助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抗日戰爭。
就在這一年的下半年，我和幾個同學代表馬來亞的學生“抗敵後援會”到新加坡參加在那裏成立的“全馬學生抗敵後援會”。
筆者：您參加這些革命活動，您父親知道麼？
陳青山：不能叫他知道。因為誰都知道當時馬來亞還是英國的殖民地，白色恐怖還是挺嚴重的。要是叫我父親知道了，他肯定會很不放心。
我這次和幾個進步同學去新加坡開會，還采取騎腳踏車的方式，一個是想沿途可以向各地學生宣傳抗日活動，另一個是想與當地學校舉行籃球和乒乓球賽，以廣交朋友。
筆者：這麼說您在體育上很有天分？
陳青山：天分談不上。但當時我的乒乓球打得的確不錯。
我們行一路，比賽一路，打遍各地無敵手。為此，當地的《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等報紙成版成版地宣傳報道我們贏球的消息。
這次在新加坡參加成立“全馬學生抗敵後援會”，結識了不少後來都有一定影響的人，如新加坡的彭光涵等。
筆者：彭光涵我認識，他擔任過中國僑聯第三屆的顧問。
陳青山：對。我們從新加坡回來以後，除了學習外，由於我擔任馬共檳城市的常務，並任檳城學生抗敵後援會的總負責人，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華僑的抗日救亡活動中，開會、演講、寫材料，整天忙得不可開交。但是，當時雖然很忙，由於精力充沛，我還忙裏偷閑地寫了一篇小說，名叫《黃包車夫》，發表在當時由洪絲絲擔任《光華日報》副刊主編的名叫《檳風》的版麵上，並得到他的好評。
筆者：是擔任過中國僑聯第二屆、第三屆副主席的那個洪絲絲嗎？
陳青山：是他。
筆者：這篇小說是您的處女作？
陳青山：是處女作，也是“封筆”之作。因為，在這之後再也沒有時間寫小說了。隨著抗日救亡的活動日益拓展，所麵臨的風險也就越來越嚴峻。
就在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睡覺。到了半夜時分，外麵突然響起“啪啪”的敲門聲，隨之暴發出狼嚎似的吼聲：“開門！”
“誰呀？”我父親不解地問。
我一聽聲音不對，知道凶多吉少，但又怕叫父親、繼母還有妹妹亞向擔心，所以一麵安慰地講“沒事兒，我去開門”，一麵趕忙穿好衣服，做好應急的準備。
門開處，隻見三個氣勢洶洶的英國警察不由分說，進屋就東翻西找，結果從一個皮箱裏翻出幾張我幾個月前沒有散發完的傳單。一個警察馬上用手銬銬上我的雙手，連推帶搡地把我帶走了。盡管我的繼母和亞向哭喊著向英國警察求情，但警察是當局的狗，他們怎麼會手下留情呢？
第二天我被押上審訊室。審訊的程序和如今法院的審案差不多。問我叫什麼名字，哪個學校的，搞過什麼擾亂社會治安的活動，等等。我呢，有的如實回答，有的是一問三不知。盡管主審官目光咄咄逼人，不時還凶相畢露，由於我抱定“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的心態，從容應對，無懈可擊，所以最後他們隻好放了我。
當我回到家中，看到父親因我被捕而連急帶嚇，病倒在了床上。我反複安慰他老人家，說是警察抓錯人了，才使我父親放心了。
可是，當我到了學校，大概是校方得到政府當局的指令，強行把我除名了。我雖然很憤懣，但胳膊擰不過大腿，隻好先失學在家，幫助繼母和亞向料理咖啡鋪子，同時積極找工作，並取得與黨組織的聯係。
幾個月後，我被應聘到一所叫日新的小學當教師。
可是，我在這個學校沒工作多久，卻被校方無端地辭退了。
我沒有找校方去問為什麼？其實我心裏明白，這還用問麼？我常常給學生們講抗日救亡的思想，還能不被校方看作是搞“赤色宣傳”？
我又一次回到家。父親因為嫌我不聽他的話，與政府當局作對，氣病交加，已經病入膏肓。我跪在父親病榻前，一遍又一遍地向他訴說國內的父老鄉親怎樣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殺害和奴役，講我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人不幫中國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還能靠誰？我父親從骨子裏並不反對我支持抗日，隻是覺得我還是個孩子，又在異國他鄉，身在屋簷下，焉能不低頭？自己連飯碗都保不住，還能談得上怎麼去抗日？我知道父親的說法也是實情，不能說不對。可是，我是個共產黨員，我在人黨的時候曾莊嚴宣誓，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不怕流血犧牲，今天遇到些挫折怎麼能打退堂鼓呢？古人講：忠孝難以兩全。眼下，我對此有切膚之感呀！
到了1939年的年底，黨組織通知我，要我馬上離開擯城去新加坡。
後來我才得知，我已被英國殖民當局列入準備逮捕和鎮壓的黑名單。黨組織為了保護我，同時也需要我到新加坡去開展新的工作。
我知道，我此次離開檳城，很可能是與父親的訣別。所以，我再一次跪在父親麵前，想起父親一輩子當牛作馬，沒有過上一天好日子，苦拉苦拽地把我拉扯成人，再苦再難也叫我讀書，心酸的淚水再也控製不住了。我急忙用手捂住臉，瀑布般的淚滴沿著手指縫滾落。我的繼母勸我不要傷心，說你爸爸就剩下你這麼一個兒子了，他是不願意你離開他，也怕你在外麵闖蕩萬一有個好歹，他更活不成了。我止住哭，但知道自己肯定要悖逆父親的意願離開他了，便聲音喑啞地求得父親饒恕地說：“爸爸，兒子這次非走不可了。您放心，我以後無論走到什麼地方，或者遇到什麼不測，我都會對得起我們的祖國，對得起祖宗，對得起您養育我一場。爸爸，原諒兒子不能守在您身邊盡孝了，以後隻要有可能，我會盡一個兒子的孝心，撫養我的繼母的。”
我訴說完，拎起手提包，頭也不回地跑出家門。我所以不敢回頭，是怕看到病床上父親那奄奄一息的病容和繼母那淒楚的淚眼，同時也怕我的心會因此而疼痛得受不了，兩條腿失去離開重病之中的父親的力量。
我到了新加坡，擔任了星洲總工會的宣傳部長，並兼任馬來亞總工會創辦的《前鋒報》的主編。
比起檳城，新加坡華僑各界的抗日救亡運動搞得很有氣勢，力度也大得多。在這熱火朝天的氛圍中，《前鋒報》發揮了很好的鼓動作用。
可是，新加坡的抗日救亡活動搞得越熱烈，敵人就越害怕，我們麵臨的危險也就越大。
就在五月份的一個晚上，我和一個叫江田的同學睡得正香，不知不覺間被英國警察包圍了。我們剛要往外跑，英國警察的槍口已經對準了我們。英國警察用手銬銬上我們以後，又在房間裏搜出了工會活動的一些證據。
我們暗暗叫苦：這可是鐵證如山呀，想不承認參加抗日救亡活動也不行了。
當時馬來亞英國殖民當局對“政治犯”處罰很嚴，不但要坐牢，而且還要被驅逐出境。
不過，麵對偵探局的嚴厲審訊，我就是認準了一條：你有千言萬語，我有一定之規。要叫我承認有罪，不可能！
所以，不管英國當局的人怎麼聲色俱厲，怎麼張牙舞爪，怎麼窮凶極惡，怎麼咆哮如雷，甚至我的胸口被一個野蠻的英國警察用皮鞋踢傷了，我就是一副“鐵嘴鋼牙”，什麼都不承認。
最後，我以“共產黨嫌疑犯”的罪名被關進了監獄。
進到監獄裏一看，原來裏麵關著我們許多同誌。其中有我認識的楊少民等。楊少民過去是馬來亞共產黨的常務，他在檳城當過市委書記。此外，還有一些過去不認識的同誌。
我到監獄的當天就得知，監獄裏也成立了黨支部，楊少民就是支部書記。隨後，我被增補為支部委員。
在監獄裏也不忘自己是個共產黨員，也要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我們除了組織黨員學習外，還組織其他犯人向監獄裏的“人狗”即英國的獄警做鬥爭。
我在監獄裏被關押了整整半年時間，就出獄了。
不過，這不是無罪釋放，還我自由，而是將被驅逐出境。
使我慶幸的是，在離開監獄前，馬來亞共產黨中央就派人給我們這批共產黨員帶來了新的黨組織聯絡的地址和暗號，還提供了一定的路費，使我們備感溫暖。
這是1940年12月底的一天，我們被荷槍實彈的英國警察押上了一艘輪船，戀戀不舍地離開了馬來亞，開始了新的征程。
筆者：他們這是要把你們驅逐到哪裏去？
陳青山：香港。
筆者：香港不是也被英國人盤踞著麼？
陳青山：是呀。但香港隻是英國的租界地。日後，他們還要歸還給我們的。
筆者：對對。不過，要不是清朝的昏庸腐敗，帝國主義弱肉強食，香港也不會被英國以租借的名義強行侵占。後來隻有彈丸之地的小日本，也居然在我泱泱華夏大地恣意踐踏，橫行霸道。
陳青山：這就是我們中國的悲劇。皇帝要是昏聵，千千萬萬的老百姓就要在水深火熱中煎熬。
筆者：您到了香港，等於回到了祖國的懷抱，情況會好一些吧？
陳青山：哪裏。我們到了香港，蔣介石剛剛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屠殺了大批新四軍的指戰員，連北伐名將葉挺都沒有幸免，被蔣介石關了起來。所以，香港局勢十分緊張。國民黨知道，我們被遣送到香港的這批青年，都是愛國者，其中不少是共產黨員，能對我們不嚴加防範嗎？
筆者：那您豈不是出了狼群又入虎穴了麼？
陳青山：實際情況正是如此。由於蔣介石又掀起了反共高潮，共產黨在香港辦事機構的處境很困難。所以原來馬來亞黨組織給我們提供的聯絡地址和暗號也不管用了，再加上我們剛剛回國，兩眼一抹黑兒，不久便被國民黨騙到位於廣東省最北端的樂昌，那裏有一個集中營一樣的“華僑訓練班”。
筆者：這個“華僑訓練班”都幹什麼？
陳青山：洗腦筋。
筆者：洗腦筋？
陳青山：對。成天灌輸國民黨的所謂“三民主義”，咒罵共產黨是什麼洪水猛獸，什麼要共產共妻，等等。
筆者：他們兜售這一套有市場嗎？
陳青山：有。毛澤東主席說過，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在我們這批華僑青年中本身就有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缺乏區分者，再加上負責訓練班的頭頭們的威脅利誘，極少數人還是被他們拉下水了。
筆者：那你們這些共產黨員的日子一定很不好過？
陳青山：可不。這個訓練班的頭目都是國民黨的鐵杆，所以他們各種手段都會。什麼收買呀，瓦解呀，盯梢呀，竊聽呀，無所不用其極。我們訓練班雖然不像監獄一樣高牆壁壘，但失去人身自由的程度與在牢籠沒有多大區別。
筆者：那您是怎麼脫離這個訓練班的？
陳青山：是偷著跑出來的。
筆者：您不是說沒有人身自由嗎？
陳青山：那就憑我們的聰明才智了。
筆者：偷著跑的過程一定像如今的驚險影片，很刺激。
陳青山：差不多，是夠驚險的。要是拍攝成電視劇，一定會扣人心弦。
筆者：那您就稍微詳細說說。
陳青山：我們幾個共產黨員到了樂昌“華僑訓練班”不久就打起逃脫這個牢籠的主意。衡量來衡量去，認為隻有到樂昌坐火車才是惟一能夠達到目的的辦法。可是怎麼才能讓訓練班的頭頭同意我們去樂昌縣城逛街和采購東西呢？於是，我們就發動大家抗議，說訓練班是監獄，是集中營，是不拿我們華僑當人看。訓練班的頭頭矢口否認。我們就質問，為什麼連我們想到縣城買點日用品都不允許？他們被質問得啞口無言。
《孫子兵法》中講：“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所以，我們也給訓練班的頭頭製造一些假象。比如，我們大都表現出像闊家少爺，放浪形骸，不拘小節。我就裝出像個紈絝子弟，有空就吃花生，嗑瓜子，還偶爾叼支煙，一副浪蕩不羈的樣子。其目的是麻痹他們，讓他們覺得我們這些人過去爭取進步那隻不過是心血來潮，其骨子裏吃不了苦，幹不成什麼大事情。
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
訓練班的頭頭終於允許我們可以利用星期日到樂昌城逛街去了。
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呀！
於是，我們幾個骨幹密謀了一番，決定四個人先逃走，其中一個就有我。
星期日一起床，我們心裏雖然很緊張，但外表卻裝得與往常一樣，該開玩笑還開玩笑，該吹口哨還吹口哨，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