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到了樂昌縣城，一個逃走的關鍵是如何擺脫帶隊的區隊長的監視。
快近中午的時候，我一眼看到一個飯館，便“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給配合我們的夥伴會意地使了個眼色。那個夥伴立刻大喊：“隊長，吃點飯吧，餓死我了！”
“對，隊長，到飯館裏吃點飯吧！”大家齊聲呼應。
“才吃了幾個小時，你們就餓了，莫非你們都是餓死鬼變的！”區隊長橫脖子瞪眼地訓斥我們。
“隊長，我們真餓了！再說，都好幾個月沒有下過館子了。隊長，和我們一起進去喝一頓吧，我們請客！”隊員們嘻嘻哈哈，邊說邊連推帶拉，把這個區隊長擁進了飯館。
進了飯館就由不得這個區隊長了。大家又是吹捧他，又是給他敬酒，沒多大工夫，就把他灌得暈頭轉向了。
此刻，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為了轉移這個區隊長的視線，大家四處分散，讓他叫這個顧不了那個。
我們四個準備逃走的人馬上到了火車站，一問，隻有晚上的火車。
可是，我們是乘坐去韶關方向的火車，還是去衡陽方向的火車呢？我們幾個人一時拿不定主意。還有，我們四個人都沒有通行證，就是上了火車，要是被火車上的警察發現了，也難以成功。
怎麼辦？
其中一個同誌講，他有一個親戚在韶關，而且還是韶關警備司令部的軍官，可以搞到通行證。
“那太好了！”我們幾個人同聲歡呼。
我們買好去韶關的火車票後，一看離開車的時間尚早，馬上在車站附近隱蔽起來。一來怕在候車室停留目標大，二來還可以隨時觀察車站的動靜，主要怕那個區隊長回去報告我們失蹤後，訓練班會派人到車站來搜查。
幸虧在開車前整個火車站平靜如初。就在火車啟動前幾分鍾，我們才快速進了車廂。
在火車上，我們四人自覺地分散開來，這樣可以一旦發現情況，馬上采取躲避措施，不至於叫人家來個一窩端。
誰知，我們到了韶關，那個同誌的親戚告之通行證不一定馬上能搞到，我們怕夜長夢多；再說，他那個親戚是警備司令部的軍官，誰知道是什麼政治麵貌，萬一訓練班把我們出逃的情況報告有關部門，有關部門向韶關的警備司令部發了通緝令，他認出我們來，我們豈不等於自投羅網！
大家感到事不宜遲，馬上坐火車往衡陽方向跑。這樣可以聲東擊西。
但是，當火車停在樂昌車站時，我們四個人都嚇出了一身冷汗。因為站台上站著一夥軍人，我們以為是來抓我們的。結果不是，這夥人可能是來接站的。
火車“嗚一”地一聲開動時，我們揪到嗓子眼的心才算“咕咚”一聲落了地。
我們大家都心裏嘀咕：訓練班沒有派人追捕我們，莫非他們還蒙在鼓裏不成？
其實不然。
我們事後才知道，那個區隊長發現我們四個人不見了，猜到一定是坐火車逃跑了，氣急敗壞地報告了上司。訓練班馬上派人追到韶關，結果撲了個空。因為我們與他們打了個時間差。
他們趕到韶關，我們已坐火車到了衡陽。真是天不該滅曹呀！我們四個人從衡陽又到了桂林，搞到通行證後，就分了手。
我和一個叫李修的朋友由桂林到了廣東湛江，很快就與當地的黨組織聯係上了，並且見到出獄後來到湛江的楊少民。
沒過多久，正好中共瓊崖（即海南島）特委向廣東省委請求，派一批革命青年和有能力的幹部支援那裏的革命鬥爭。楊少民已被列入支援海南的幹部之一，他問我去不去。
“去！”我一聽，馬上表態。
從此，我就變成了一個“老海南”，在海南島工作戰鬥了二十多個春秋。
第二次采訪筆錄
陳青山：你覺得上次那麼談行不行？
筆者：可以。
陳青山：就是線條粗了點兒。
筆者：真要寫您的傳記，屆時還要往細裏挖掘。
陳青山：是呀，沒有細節不會感人。
筆者：我們還這樣接著談吧。要寫個萬數來字的報告文學什麼的，就足夠用了。
陳青山：那就接著談？
筆者：好。
陳青山：我們如何乘船到的海南就不細說了。總之，是相當危險的，我們乘坐的是機帆船，又是夜間出發，瓊州海峽不時還有日本的巡邏艇巡邏，能會一帆風順嗎？
我們一行數人是在演豐港上的岸。
演豐港有個我們黨的交通站，站長叫林詩堂。是他接待的我們。這個人非常熱情。
說來也怪，我雖然從來沒有到過海南，但一到海南卻有種賓至如歸的感覺。
過去，我隻知道海南是我國的第二大海島，簡稱為“瓊”，美麗而富饒。在馬來亞時還聽說過，海南島有一支娘子軍，娘子軍的成員個個都是神槍手。當然，我也知道這種傳說不免有些誇張。還聽說，海南有一支共產黨的武裝，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一直堅持鬥爭。
到了海南後才確切地知道，海南的共產黨武裝，叫瓊崖抗日獨立總隊，總隊長名叫馮白駒，人稱“白馬將軍”，能征慣戰，文武雙全。
我到了海南以後，就被分配到抗日獨立總隊宣傳科擔任宣傳員。
這是我由一個華僑革命青年成為一名革命軍人的第一步。但是，要完成這個轉變，還需要經過長期而艱苦的磨煉。軍隊，區別於老百姓的最大不同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麵：一個是有嚴格的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令行禁止，指到哪裏要打到哪裏；第二就是不怕犧牲。戰爭是血與火的交響曲，是軍人心目中神聖的旗幟。當然，革命軍人的神聖使命是以革命戰爭消滅反革命的戰爭。
我由一名華僑革命青年到成為瓊崖抗日獨立總隊的一員，要過好三關：第一關是語言關。首先要學會說海南話。語言是起碼的交流工具。不然，怎麼做宣傳工作；第二關是生活關。海南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氣候也與馬來亞不同，悶熱、潮濕，拉痢疾和長瘡爛腳這些常見病以及多發病特別厲害；第三關就是使自己的言行適應軍事工作。
筆者：好在您一開始就在特委機關工作，又從事的是宣傳，可能比直接分配到連隊的同誌適應起來要好得多。
陳青山：這倒是。所以，我到職不久，就主編《戰鬥生活》和《軍政雜誌》等刊物，並獲得了好評。
筆者：那您是什麼時候參加過戰鬥的？
陳青山：應該是1942年的1月份。敵我雙方作戰的地點，是一個叫大水村的地方。
那次戰鬥，是國民黨瓊崖守備副司令兼保安七團團長李春農奉命將一批軍用物資運到敵戰區，但必須要通過我們“瓊總”占領的遊擊根據地。那天，李春農親率一個加強營和民夫總共一千多人，當進入我軍阻擊地點時，立刻被我軍突如其來的射擊打得倉皇逃竄。我奉命帶領宣傳隊員在戰場做鼓動工作。最後，把敵人包圍在大水村。我們深入到雙方交戰的最前沿，冒著“嗖——嗖——”的子彈，向敵軍喊話，通過政治攻勢瓦解敵軍。這一仗，不僅擊斃了國民黨少將李春農，還截獲了敵軍大量軍用物資，取得了很大勝利。我也第一次經受了生與死的考驗，也看到了戰鬥的殘酷與悲壯，並體味到戰爭是軍人的舞台的含義。
筆者：您是哪一年離開“特委”機關的？
陳青山：大概是1943年的3月份。
筆者：到下麵的部隊擔任什麼職務？
陳青山：我被任命為“瓊總”第四支隊的政治委員。當然，在這之前我已經擔任了“瓊總”政治部的組織科長。
筆者：這說明黨組織對您格外重視。
陳青山：是呀。當時“瓊總”有四個支隊，組織上叫我擔任第四支隊政治委員的職務，我是感到責任重大，也說明組織上有意鍛煉我，培養我。
筆者：第四支隊的支隊長是誰？
陳青山：是馬白山。馬白山是一個資曆很老又很能打仗的領導幹部。他原來在國民黨部隊，1927年蔣介石製造“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他一氣之下退出國民黨，加入了共產黨。1938年瓊崖紅軍遊擊隊改編為“廣東民眾抗日自立團第十四區獨立隊”，馮白駒任隊長，他任副隊長。他作戰勇敢，又講韜略，是“瓊總”當中優秀的指揮員。我到任前，他在一次戰鬥中負傷，正在療養。所以，第四支隊的軍事和政治工作都落在我肩上。
筆者：用現在的話講，您就是“軍政一把抓”了？
陳青山：可以這麼說。
筆者：恕我冒昧地問一句，您過去沒有指揮過打仗，要是萬一有戰鬥任務怎麼辦？
陳青山：這就用得著毛澤東主席的一句話了，即“在戰爭中學習戰爭”。
筆者：那您指揮的第一仗打得怎麼樣？
陳青山：應該還算及格吧。
筆者：是與頑軍交戰還是日本的軍隊？
陳青山：日本的部隊。
筆者：第一仗就與日本軍隊交戰？
陳青山：怎麼，你也患有“恐日症”？
筆者：不，不不。再說，我想患“恐日症”，也要早出生個十年二十年呀。
陳青山：給你開玩笑。那是打的一次伏擊戰。具體時間大概是1943年7月的一天。
在距我們第四支隊不遠的一條公路上，時常有日本運輸武器彈藥的軍車出沒。上級指示我們，待掌握準確情報後，打一場伏擊戰，滅一滅日本軍隊在海南的囂張氣焰，同時也為海南的抗戰軍民鼓鼓氣。
這天淩晨，我帶領第四支隊的一大隊和猛進大隊去執行這次伏擊任務。
當部隊進入伏擊地帶後，我與一大隊長潘江漢和猛進大隊長吳濟華共同勘察和選擇地形。我沒有指揮過戰鬥，也沒有打過伏擊戰，就不恥下問，多聽他們兩位大隊長的意見。兩位大隊長見我甘當小學生，他們反而很尊重我，三個人一起商量，確定最佳伏擊位置。
本來根據情報日本人的軍車應該是早晨七八點鍾露麵，可是都到十點來鍾了，還不見日本軍車的影子。
我心裏很焦急。
海南的7月，太陽出來後火球似的，加之沒有風，天地間立刻變得像個蒸籠，又悶又熱。戰士們從淩晨潛伏在茅草和樹叢中都四個多小時了，一定會又渴又餓。可是戰場規定，隻要戰鬥不打響，誰也不許發出任何動靜。
此刻，我一看身旁的一大隊長潘江漢，隻見他兩眼緊緊盯著前麵的公路，臉上沒有絲毫的急躁與鬆懈。
潘江漢臉上的表情，就是一部教科書，使我立刻從中學習並掌握了一個指揮員在戰場上應具備的從容、鎮定與信心。於是，我馬上鎮定下來。
果然，不大工夫從遠處傳來汽車的馬達聲。漸漸，馬達聲由遠而近，兩輛日軍的汽車從起伏蜿蜒的公路深處探頭探腦地開了過來。
當日本的軍車距離我們隻有幾百米時，我開始舉起手槍。“政委，咱讓他們離我們近一些。”一大隊長潘江漢提醒我。
我表示同意地把舉起的手槍放了下來。
就在這時，兩輛日本軍車突然停下來不走了。
“他們要幹什麼？”我以為日軍發現了我們。
潘江漢平靜地說：“這是他們疑神疑鬼，擔心這一帶有埋伏。”
果然，日本軍車上的士兵跳下車，對著我們埋伏的方向打了一陣子槍，見山坡上的草叢在毒日下蔫蔫地低著頭，便消除疑慮地爬上車，立刻駛進了我們的伏擊圈。
“政委，可以打了。”潘江漢果斷地告訴我。
“打！”我一揮右臂，衝著日軍的汽車打響了伏擊的第一槍。
刹那間，槍聲大作，吼聲如雷。早已憋足了勁的我軍戰士，個個一躍而起，如下山猛虎，似出水蛟龍，以排山倒海的氣勢向日軍撲去。雙方都知道，誰都沒有退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空氣中滾動著濃烈的硝煙，草木在燃燒，大地在顫抖。隻見日本軍車上的士兵有的像樹葉一樣從車上飄下來，有的似暴怒的獅一樣在吼叫著向我們還擊。沒過半個小時，兩輛日本軍車癱瘓在公路中央，苟延殘喘。軍車上的日軍士兵橫屍在車上和公路上，血流滿地。我們的戰士用密集而響脆的槍聲，演奏出一曲勝利的高亢戰歌。
這次伏擊戰，擊毀了兩輛日本軍車，擊斃日軍三十多人，繳獲機槍和步槍二十多支以及一批軍用物資。
這次戰鬥的勝利，大長了瓊州軍民的士氣，也成為“瓊總”光輝戰鬥史冊的一頁。對於我個人來講，既是一次戰鬥的指揮見習，又是一次血與火的戰鬥洗禮。
筆者：四支隊長馬白山是什麼時候傷愈歸隊的？
陳青山：我到任後的四五個月。
筆者：馬白山這個人好處麼？
陳青山：好處。論年齡，馬白山比我大十二歲；論黨齡，他比我多九載；論戰鬥經驗，我純屬是個小學生。所以，我把他既作為老大哥，又看作是師長，幾乎事事我都向他報告，向他請教。這樣一來，我越尊重他，他就越支持我。凡屬政治工作範疇的事情，他都叫我決定，從不幹涉我的工作。因此，我們兩個軍政主官，團結得非常和諧。
筆者：兩個軍政一把手搞不好團結，往往都是各自恃才傲物，自命不凡，老子天下第一。
陳青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麵。其實老百姓有句俗語說得特別好，叫作“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長處，每個人也有每個人的短處。至美至善至功至偉的人是不存在的。我記得弘一法師有句名言：“不見己短，愚也；見而護，愚之愚也。不見人長，惡也；見而掩，惡之惡也。”筆者：對，老百姓還有句俗語：“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古人曰：“山峭者崩，澤滿者溢。”
陳青山：其實，毛澤東主席講得最通俗易懂：“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
筆者：所以，您就做到了“不驕方能師人之長”。
陳青山：說實話，我與老隊長馬白山不是驕不驕的問題，而是怎麼樣拚命向他學習的問題。
我舉個小例子。
有一次，我們到一個新的宿營地駐紮下來。那時候正是日軍對“瓊總”占領的根據地實行“大掃蕩”和“大蠶食”階段，許多村莊被日本鬼子燒光、殺光、搶光，老百姓整日東躲西藏，餓殍遍野，生活十分艱難。而這時的部隊與群眾一樣，饑寒交迫，“野蔬充膳”，缺醫少藥，非戰鬥減員相當嚴重。不僅如此，慘無人道的日軍在喪心病狂地實施“三光政策”的同時，還滅絕人性地使用化學武裝，用飛機往地麵撒化學毒劑。這些化學毒劑沾在草葉上、樹叢裏，沾到腿上和腳上就潰爛化膿。那時候我們又沒有好的消炎藥，無論是群眾還是軍人因中毒死亡的不少。我的腳也曾因沾上毒藥而潰爛，幸虧我毅力強，叫醫生把潰爛處用手術刀刮掉，才保住了性命。
我們到新的宿營地之前，馬白山支隊長因吃不好又休息不好而病倒了，渾身打冷戰，還發高燒。
“支隊長，送你去醫院吧！”我再三勸他。
“不，不不！這個時候我怎麼能離開部隊。”馬白山咬牙堅持。
他知道，現在部隊的處境非常困難。戰士們吃不飽，日軍又企圖一舉將“瓊總”全部吃掉。作為一個部隊的軍事指揮員，應該與戰士們同生死，共患難。
我見馬白山執意不肯去醫院，就暗暗地給坎事班的戰士交待，無論如何也要買些牛肉回來，煮好後叫支隊長吃，補補身子，增強點抵抗力。
當坎事班的戰士們從附近的老鄉那裏買到幾斤牛肉回來，已是晚上七八點鍾了。
“趕快點火煮。”我馬上命令炊事班。
這時，馬白山從昏迷中清醒過來，立刻問道：“後山上設立哨位沒有？”
“還沒有。”我代替警衛班長回答。
“快，派人觀察一下後山有情況沒有？”馬白山說著要坐起來。
“支隊長，你不要擔心，我馬上派人去！”我強行按住馬白山叫他好好休息。
結果，不大工夫被派去的警衛戰士急如星火地跑回來報告，說後山發現正向我宿營地偷襲的敵軍。
馬白山聞聽立刻命令負責掩護的部隊投入戰鬥，其餘人員火速撤離。
這一次，要不是馬白山對敵人的伎倆判斷得準確，說不定會全軍覆沒。
通過這件事兒，就能看出我與馬白山的戰鬥經驗的巨大差距。我隻有甘當學生，誠心誠意地向馬白山同誌學習，才能不斷增加知識，適應部隊的需要。
筆者：我能向您提個私人生活方麵的問題嗎？
陳青山：我這個人沒有什麼隱私，當然可以。
筆者：您到四支隊擔任政治委員，都二十四五歲了吧？陳青山：差不多。
筆者：那個年月，二十多歲的男子早該談婚論嫁了。您的婚姻是什麼時候解決的？
陳青山：就是我到四支隊擔任政治委員不久。
筆者：能講講大體情況麼？
陳青山：可以。
我愛人叫何秀英。她是新加坡的歸僑。我們最早認識是我在“瓊總”當宣傳幹部和組織科長的時候。那時候她是“瓊總”的民運幹事，工作很活躍，人又長得漂亮，還會唱歌、跳舞和演劇，不少青年軍官都喜歡她。不過，我與她那時候隻是認識而已，沒有任何非分之想。
常言道：有心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蔭。大概婚姻是一種緣分吧。
我們四支隊突然接到通知，告之“瓊總”已移至距我們四支隊不遠的一個地方，命令我們肩負起保衛“瓊總”安全的任務。
我們領受任務後，又立刻得知，剛剛移到這個地方的“瓊總”機關的人員由於水土不服，不少人拉痢疾。
我馬上代表四支隊前去慰問。
當我走進我們支隊的護士也因拉痢疾而住的病房時，一眼看到也因患痢疾住在這個病房的何秀英。
你能說這不是緣分而隻是巧合麼？
異地重逢，兩個人自然有一種驚喜。
正因為過去認識，互相詢問的話題就多。
談多了，涉及到的內容範圍也就寬泛了。
從彼此的祖籍、出生地、僑居國、歸國時間，到家庭成員、年齡以及婚配與否等，都在幾次聊天似的交談中觸及到了。
身世的相似，年齡的相仿，向往的相近，趣味的相同，我和她彼此的愛慕已經是“此處無聲勝有聲”了。
在秀英病愈離開四支隊回“瓊總”機關時，我提出要送她，理由是怕她一個女孩子獨自回去不安全，她心有靈犀地臉一熱，點頭“嗯”了一聲。
從此，我們兩個人相愛就成了沒有公開的秘密了。
在以後的一段日子裏，我們兩個人雖然不在一起，見麵的機會也很少。但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1944年，我們兩個人訂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