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是西漢一位與時俱進的思想家，哲學家。然而史書對於他的記述卻很簡單。司馬遷在《史記》中給他的傳文，不足400字。
董仲舒故裏
關於董仲舒的故裏，最早記載於司馬遷的《史記》一書，稱：“董仲舒，廣川人也。”董仲舒存世之際，既有廣川國，又有廣川縣。司馬遷所說的廣川是指廣川國，還是廣川縣呢？東漢史學家斑彪在論《史記》時稱，司馬遷說指應為廣川縣，並非廣川王國。即董仲舒為廣川縣人。明代嘉靖《棗強縣誌》載：漢世，棗強廣川，離合廢置，本為一也。據考，其疆域大致包括今棗強縣東南部之一部，南部之一部，西部之一部，中部、東部、北部及今景縣西南角與今故城縣西北角。古漢之廣川為今之棗強。董仲舒故裏為今棗強縣舊縣村處，依據如下：
1．近年來在舊縣村發現“董氏宗祠”石刻門楣及其清代拓片，標記“祥符醜重修”字樣。即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重修即表示此前這裏就存有：“董氏宗祠”。宗祠即家廟，乃族人祭祀先祖之所。
2．之所。河間國獻王劉德為其所建。該寺毀於清代末，遺址尚存，凸出地麵。遍地瓦礫。村民在此挖出陶製燈台，上寫秉燭課徒，誨人不倦。為董仲舒當年講學所用之物。
3．董仲舒舉家徒長安。故裏董氏日漸徒亡。其故居董氏宗祠毀，後人於原址建董子祠。明代萬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重修，並雕董仲舒坐姿勢石像，（高約2米）一尊奉與內，後伺宇毀，石像仍存。1982年為河北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重修董子祠於原址，以保護石像。關於董仲舒石像置於後舊縣村還有一段傳說。稱當年在西山雕刻石像完畢後，要運往董故莊村安放，但運至舊縣村“忽重不可舉，遂置之而去。”對此，故人異議。如董仲舒出生於董故莊村怎能將先祖石棄之他村。董故莊村距舊縣二三裏，千裏迢迢運抵，近在咫尺九運不過去了嗎？無道理嗎？！
4．《世說新語》記載：董仲舒有一位兒子名符起，被誤為不孝而趕出家門，投奔於距舊縣村四五裏路的董仲舒好友王善有。董符起將王善有老人送終後，繼續生活在此村。明《棗強縣誌》載，卻有王善有此人。但無生平文字。因“善有”音同“壽”，侯此村改名王壽。後來演變為前王壽，後王壽二村。現兩村95%為董姓。古時，前後王壽及周邊的蘇穀，樸莊等同宗董氏，聚於舊縣村的“董氏宗祠”前祭祖。近代依然。王壽村至今存藏清代重修族譜，序稱董仲舒為太始祖。
對於說“董故莊小學所占的三畝地就是董仲舒老家”之說，早有異議。這一帶唐宋時期的村落，盡淤埋於地下。西漢時代董故莊也難以存於地麵。西漢舊縣村曾為縣治所，雖帶又複為治所500年未變。至今地麵凸出多多，瓦礫遍地。懷疑舊縣村與董故莊村本為一村，從舊縣村分離而出。但在何年代呢？至今尚未發現證據。
董仲舒一生經曆了文景之治，漢武盛世，是西漢王朝的極盛時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空前強盛，人民安居樂業。在思想文化方麵，漢初社會也是寬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挾書之律”，置寫書之官；武帝時又廣開獻書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書坑儒而秘藏起來的儒家典籍，紛紛再現於人間；很多退避於草野的儒學之士，也漸漸走出了山林。民安於太平，士樂於學業，於是講學通經之士，再聚徒眾，複興儒業，儒學陣營，陡然大具。經師們為了經世致用，取悅當道，解經說義，繪聲繪色。家有家風，師有師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備。董仲舒，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安定，學術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事學之路的。董仲舒的老家——廣川，東南兩麵，鄰近齊魯，北靠燕代，西界三晉。自古齊魯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晉產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種文化熏陶中成長，與其方來形成多內涵的思想體係不無關係。據《史記》記載，西漢初年，傳習五經的碩儒共有八人：傳《詩》，於魯（今山東西部）有申培公，於齊（山東東部）為轅固生，於燕（今北京）則韓太傅（嬰）；傳《書》，為濟南伏生；傳《禮》，則魯之高堂生；傳《易》，則淄川（移太常博士書》），數人才能合治一部《詩經》。與那些淺薄之士相比，董仲舒真是鶴立雞群，形若天淵，無慚“通才”“鴻儒”之喻。此外聲譽之高，氣派之盛！
董仲舒與胡毋生五經之中，董仲舒最擅長的還是《春秋》公羊學。《春秋》本是孔子依據魯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據說孔子晚年見道之不行，自己以見之實施，於是以著作史書褒貶曆史的方法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倫理觀念。為了避免政治迫害，孔子在屬辭比事上常常使用隱晦的語言，其微言大義，隻口授給弟子，並不筆之於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