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所說的“兼”是“愛人利人”；“別”是“惡人賊人”。強調“別非而兼是”，“以兼為正”。他認為改變社會的原則，包括調解社會矛盾和由亂變治等，是“兼以易別”，即“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他說，士和君都有“執兼”、“執別”的不同，就是“兼士”、“兼君”跟“別士”、“別君”的區別。他說：“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不明了社會治亂的根源，他提出不分“王公大人”與“萬民”的階級差別都要“兼愛”、“同利”的主張，隻是一種善良幻想。
3．尚賢、尚同
尚賢，是墨子選用政治人才的主張。尚同，是他構思的各級政權組織的集中統一的指導思想，並以尚賢為基本條件。
墨子以“民利”為出發點，說：“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他主張以“眾賢”的標準來代替“親親”標準來選拔官吏。他反對“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麵目美好者也”。墨子認為“此非可學能者”，會造成“賢暴不分，功罪無別，賞罰不當”，“若此，則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亂者不得治”。墨子所說“眾賢”的範圍是由貴族擴大到貧賤疏遠的人。墨子假借古代聖王的名義，宣傳他的任賢使能的主張。他說：“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他認為“王公大人”“以尚賢使能為政”，就可以實現“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
“官無常貴，民無終賤”的口號，朦朧地反映了春秋戰國年間奴隸製向封建製過渡的趨向，也標誌著貴族世襲製度之趨向衰落。
尚同，是以尚賢為條件，並把二者的根據都推到天上。墨子說：
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為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辨）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上之，不肖者抑而廢之。
墨子說“尚同”的目的，在於“壹同天下之義，”“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同）”。由“裏長”、“鄉長”、“諸侯國君”而“上同於天子”。不但裏長以至天子須“選天下之賢可者”，而“諸侯國君”及“天子”也不能獨自“一同”其國及天下之義，還必須選擇其國及天下之“賢可者”為“正長”“三公”來共同從事。這可見墨子的“尚同”論是以“尚賢”論為基礎的。他說這樣作是由於“天下之人異議”，會造成“天下之亂”。
墨子認為“尚同”不能以無子為止境，“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要尚同於天，就要“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也就是必須同於天之欲義惡不義；除虔誠以時“祭祀天鬼”外，還必須“聽獄不敢不中，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為政長若此，是故上者天鬼有［深］厚乎其為居正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為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能疆從事焉，則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疆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為政若此，是以謀事得，舉事成，入守固，出誅勝者，何故也？曰：唯以尚同為政者也。”墨子以“天鬼之福”與“萬民之親”，同樣重視。
墨子以尊天事鬼為“尚同”的根據。他說，父母、師、君三者眾而仁者寡，皆不可以為法，隻有天鬼最公正無私，“故曰，莫若法天”。
墨子軍事思想
1．非攻：反對攻伐掠奪的不義之戰
非攻，是墨子為解決當時各國間極為突出的兼並問題而發表的主張。墨子認為春秋戰國年間，國家間、各國內貴族間的攻伐兼並戰爭都是不義的。他說，好攻伐的國君發動戰爭，荒廢生產，耗損財物，奪民之用。“百姓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即使勝利，也得不償失。戰敗之國，遭受燒殺搶掠，損失更為慘重。
墨子對強國攻伐、兼並弱國的殘暴所作的揭露，是他主張非攻的社會根據。墨子的“非攻”主張亦見之於他的行動，上文所說的“止楚攻宋”，便是典型的事例。墨子不是無條件反對一切戰爭。他隻反對好戰國家，“攻伐無罪之國”。他認為有些征伐戰爭不可少。“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彼非所謂攻，謂誅也。”“誅”，是順天應人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