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人有人讒言荀子，於是荀子離開了齊，來到楚國。公元前255年被任為蘭陵令。但有人認為荀子對楚國來講是個危險。所以荀子又辭楚來到趙國，趙國拜其為上卿。後來楚國有人向楚相春申君進言請荀子回楚。於是春申君派人請回荀子，複任蘭陵令。公元前238年，春申君被李園殺害，荀子罷了官。不幾年就去世了。
荀子的著作，在漢代流傳的有三百多篇，經過劉向的編訂，刪去重複的，定著三十二篇。
荀子早年遊學於齊，因學問博大，“最為老師”，曾三次擔任當時齊國“稷下學宮”的“祭酒”（學宮之長）。約公元前264年，應秦昭王聘，西遊入秦，稱秦國“百姓樸”、“百吏肅然”而近“治之至也”。後曾返回趙國，與臨武君義兵於趙孝成王前，以為“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荀子。議兵》）。後來荀子受楚春申君之用，為蘭陵（今山東蒼水縣蘭陵鎮）令。晚年從事教學和著述。
荀子博學深思，其思想學說以儒家為本，兼采道、法、名、墨諸家之長。他以孔子、仲弓的繼承者自居，維護儒家的傳統，痛斥子張氏、子夏氏、子遊氏之儒為“賤儒”，對子思、孟子一派批評甚烈。其對孔子思想有所損益，政治思想中突出強調了孔子的“禮學”，頗有向法家轉變的趨勢，後期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李斯都出於荀子門下，並非完全偶然。
由於荀子處在戰國末期的時代，諸子各派的思想學說均已出現，這使得他不僅能采納諸子思想，又可以進行批判和比較，所以荀子的思想非常豐富。可以說，宇宙論、人性論、道德觀、知識論、教育觀、文學、政治學、經濟學、邏輯學等各個方麵，荀子都有很大的建樹。
1．天道觀：荀子認為，“天”就是客觀存在的自然界，“列星隨旋，日月遞，四時代禦，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是之謂天”（《荀子。天論》）。自然界具有不以人意誌為轉移的規律性，“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荀子。天論》）。從承認自然界的客觀性、規律性出發，荀子提出了“天人相分”的觀點，“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荀子。天論》）。在主張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礎上，荀子進一步提出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製天命而用之”的控製、發行、征服自然的思想，“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製之；從天而頒之，孰與製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荀子。天論》）。荀子的這一係列富於唯物論性質的思想，在先秦諸子關於天道觀的爭辯中，獨樹一幟，它高揚了理性的精神，因此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
2．認識論：荀子指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即認為世界是可知的，它通過人的形體機能而進行。認識的過程是通過“天官”（感官）接觸外界事物，再由“天君”（思維器官）進行理性的加工（“征知”），即主客體相結合。“心”（思維）是認識的重要階段，“也心，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荀子。解蔽》)。認為，認識的片麵性和主觀性是一大“蔽”，“蔽”的形式很多，有：“欲為蔽，惡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荀子。解蔽》）要解蔽就須“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誌，誌也者，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之謂虛”（《荀子。解蔽》）。如做到了“虛壹而靜”，也就可以達到“大清明”。在“知”與“行”的關係上，荀子以為“行”高於“知”，“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在“名”與“實”的關係上，荀子強調“實”是“名”的客觀基礎，提出了“製名以指實”（《荀子。正名》）的觀點。
3．人性論：在人性論方麵，荀子提出了與孟子“性善”論截然相反的“性惡”論的觀點。他認為，人性是與生俱來的、質樸的一種自然屬性，“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荀子。性惡》），表現為“鎧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荀子。性惡》），所以人性就是“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荀子。性惡》）。而人性的“善”則是後天人為（即“偽”）的，“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善”是後天環境和教化學習的結果，“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才，謂之偽”（《荀子。性惡》）。先天賦予的“性”和後天學事的“偽”是一對矛盾，要解決矛盾通過“化性起偽”，就是通過學、事而改變“性”。“性”和“偽”是對立統一的，“無性則偽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隻有做到“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荀子。禮論》）。荀子的“性惡”論與孟子的“性善”論有極大的區別，但就通過所謂的“聖王之教”來教育感化民眾這一目的而言，他們又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