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1879～1942)，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原名慶同，字仲甫。安徽懷寧(今屬安慶市)人。早年留學日本。1903年參加拒俄運動，曾參加反對清王朝和反對袁世凱的鬥爭。1915年創辦《新青年》雜誌，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旗幟。1916年任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20年，在共產國際幫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織，進行建黨活動。1921年3月24日，陳獨秀受陳炯明之邀在廣東建黨。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局書記。後被選為中共第二、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在1925到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中，多次反對共產國際的國共合作指示（為了保證合作，國際要求共產黨員留在國民黨內），但是由於缺乏有係統的獨立的階級綱領指導，使得陳獨秀等一次次被共產國際領導層錯誤的行政指令壓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艦事件後，陳獨秀在黨報上發表公開信，單方麵宣布退出國民黨，引起黨內外轟動，因為共產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服從後者的紀律是共產國際為確保國共合作的既定戰略路線的中心政策（共產國際為何執行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參見百度百科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的詞條）。但不久後共產國際領導層發來的指令使大多數中共黨員繼續堅持舊政策，而包括陳獨秀在內的異議分子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要與這種路線徹底決裂、另立獨立路線的無產階級政黨，因為他們並沒有形成完全有別於共產國際的另一種國際國內革命綱領，更不了解當時國際領導層內部托洛茨基一派與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個中國革命問題進行激烈的綱領鬥爭。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陳獨秀等少數共產黨人的異議外，其他大多數中共黨員（包括被後人認為有先見之明、當時在黨中央還一名不聞的毛澤東）都沒有對共產國際指令提出哪怕一鱗半爪的反對意見和公開質疑。這就導致了中國共產黨員雖然是中國革命的實際領導者卻是為國民黨做苦力的政治局麵（隨便舉個例子：1927年上海第三次大罷工的實際領導者是中共黨員，但他們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黨員，全世界都看到的是國民黨取得了大權，而不是共產黨）。
1927年大革命失敗對中國共產黨造成了強烈衝擊，大批優秀幹部在反革命屠殺中喪失，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敗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響力嚴重削弱，直到20世紀末也未恢複過來。對這次革命失敗負有第一責任的共產國際領導層（以斯大林和布哈林為首）把全部責任栽在它的中國支部——中共的頭上，中共又把主要責任栽在總書記陳獨秀頭上，指責陳獨秀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在1927年八七會議上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而對於這個栽贓陷害（也是中共黨史上最大的冤案）。
其後，陳獨秀在苦悶中反思，開始接受國際托洛茨基派的觀點，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線，即反對斯大林主義的荒唐透頂的左傾暴動路線，同時也反對盲目向農村發展力量甚至把遊擊隊高抬為紅軍（誠然，不僅陳獨秀而且當時相當多數國際國內共產黨人都低估了農民運動），而主張以國民會議為中心，主張從民權民主鬥爭開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11月，陳獨秀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12月，與彭述之等81人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機會主義領導層。同時，在上海建立托派組織“無產者社”，出版《無產者》刊物，宣傳托派觀點。1932年，在上海淞滬會戰中，支持抗戰，譴責蔣介石賣國獨裁，被國民黨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獄，擁護國共合作和國民黨領導抗日，在武漢聯絡民主人士和抗日軍隊，試圖組織“不擁國、不阿共”的第三勢力。此時的陳獨秀已偏離了托派綱領，而傾向庸俗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立場，並遭到多數中國托派的反對，但仍與托派組織保持關係直至逝世也未曾脫離過這種組織和思想、政治關係。1938年，被王明、康生誣陷為日本間諜，從此與中共徹底決裂。晚年陳獨秀最終的立場是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回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原則上。1942年5月，陳獨秀作為二十多年來一直為無產階級解放事業而奮鬥的革命戰士於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獨秀文存》、《陳獨秀文章選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