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的陳獨秀是一個奇怪的孩子，無論挨了如何毒打，總是一聲不哭，把嚴厲可怕的祖父氣得怒目切齒幾乎發狂。祖父不止一次憤怒而傷感地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凶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準，這個孩子長大後果然成為二十世紀中國的盜火者普羅米修斯。
一九零三年，二十五歲的陳獨秀留學日本。當時，清國湖北留日學生學監姚煜生活腐敗、思想頑固，拚命壓製進步學生。一怒之下，三名熱血青年闖入姚的房間，將他按在地上，由張繼抱腰，鄒容捧頭，陳獨秀揮剪，哢嚓一聲便剪去了姚的辮子。這一瞬間對陳獨秀而言，極富象征意義——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這一剪中就選定了。他為之終身奮鬥的，便是剪去國民靈魂中的“辮子”。
頭上的辮子易剪，靈魂中的辮子卻不易剪。因而，這條道路是一條悲壯之路。辛亥前後十餘年，陳獨秀一肩行李、一把雨傘，足跡遍及江淮南北，到處物色革命同誌。在諸多活動中，他以辦報刊為核心。一九零四年創辦《安徽俗話報》，編輯、排版、校核、分發、郵寄，他一一親自動手。三餐食粥，臭蟲滿被，亦不以為苦。他先後辦報刊數十種，“我辦十年雜誌，全國思想都全改觀。”這並無任何自誇的成分。新文化運動前夕，陳獨秀堪稱新派獨一無二的思想領袖，那時蔡元培、胡適、魯迅等人的影響力遠遠趕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陳氏指出中國的三害是“官僚、軍人、政客”，真是一針見血，比韓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時弊。而五十年代的所謂“三害”，與之相比隻能算笑柄。陳氏又雲：“社會中堅分子應該挺身出頭，組織有政見的有良心的依賴國民為後援的政黨，來掃蕩無政見無良心的依賴特殊勢力為後援的政黨。”他開始認識到政黨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質上是個性情中人，是不能為政黨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締造的政黨。
在北大擔任文科學長的兩年，是陳獨秀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而這段時間裏最驚心動魄的一幕，發生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的新世界屋頂花園。那天晚上，四十一歲的陳獨秀獨立高樓風滿袖，向下層露台上看電影的群眾散發傳單。這是空前絕後的舉動，以後愛惜羽毛的教授們是不敢效仿的。試想一位最高學府的文科學長，應當是衣冠楚楚、文質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賈政式的人物。陳氏的作為，太出格了。但陳氏如是說：“若夫博學而不能致用，漠視實際上生活上之冷血動物，乃中國舊式之書生，非二十世紀新青年也。”他一輩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獄之後，陳獨秀的痛苦很快牽動了國人的心。中國第一次出現這樣的情況：曆代文字獄、迫害、殺戮，都由知識者一人承擔，而與大眾無關。這一次，大眾與知識者息息相關了。李辛白在《每周評論》發表短詩《懷陳獨秀》：“依他們的主張，我們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張，他們痛苦。／他們不願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們痛苦。”這首未被重視的小詩，卻蘊含了相當豐富的信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詩中人稱的轉換已微妙地說明了知識者的位置：你——他們——我們，痛苦是“你”必須承擔的。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陳獨秀在中國一大上被缺席選舉為中國總書記。遠在廣州的陳氏聽到這個消息後，該是怎樣的心情呢？興奮、驚喜、冷靜、懷疑、憂懼？八年之後，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國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案》，陳氏聽到這個消息，又該是怎樣的心情呢？政治上的遊戲規則，非陳氏這樣“俠骨霜筠健，豪情風雨頻”的狂士所能理解並操作。陳獨秀隻能是陳獨秀，永遠不能形成一個“陳獨秀黨”或“陳獨秀派”。後來，他的托派學生們再次將他開除出托派共產黨，亦在情理之中。